近日，南开中学公布了该校北大“校长实名推荐制”和清华大学自主招生“A计划”的7名学生名单。至此，天津市“校长推荐上北大”的8名学生名单已经全部出炉，而南开的4名优秀生则是天津市首批获选成为清华大学“A计划”的候选人。有业内人士这样总结，备受瞩目的知名高校“掐尖”抢夺战赛程过半。
有人质疑，本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选拔初衷，为何变成一场考试分数的大比拼？为何变成给“尖子里的尖子”投了一份上名校的保险？
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今年和去年“校长推荐上北大”的优秀生。这些学生确实各有所长，有的领导能力突出，有的社会责任感强，有的多才多艺爱好广泛，有的是各类竞赛的获奖者……但他们的共同特点也特别明显，那就是学习成绩优异，不用推荐离北大清华也不会太远。现在的教育制度仍是“唯分数论”，尖子生自然在哪儿都是宝，其实社会舆论的焦点是集中在“推荐制”本身，毕竟，北大招办负责人在全国媒体上“‘校长推荐制’的实质是克服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推进素质教育实施和创新人才培养”的表态还言犹在耳。
去年此时，一部分人对“校长推荐制”的失望，对自主招生改革的“恨铁不成钢”，在“为何不给偏才怪才机会”的一声叹息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可能是不愿再像去年那样身处舆论漩涡，北大今年改良了许多，特意强调“综合素质全面”以稍作撇清，毕竟“偏才怪才”也可以说是某些人一厢情愿的解读。然而清华迎风而上，其“A计划”中“在某些方面具有特殊才能和发展潜力”简直就是直接点明了对“偏才怪才”的诉求。
但结果呢？各校“推优难推偏才”，“以分数论英雄”仍是主流。上海一家有资格参与推荐的中学校长这样说道：“如果推荐了偏才怪才，不仅难以服众，还很可能因为学生成绩不达标而浪费掉学校的推荐名额。”因为北大给被推荐学生的“优惠”是30分，清华可以宽限到“不排除降到一本线录取甚至突破一本线破格录取”——“但谁知道呢？比如蒋方舟，当年北大可是给她降了60多分的，如果韩寒今年参加高考，给他降100分，他能考上吗？”这位校长的担心不无道理。
舆论叹息鲜有校长推荐偏才怪才，可如果真有校长推荐了偏才怪才，估计争议和质疑声会更大。毕竟分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可“偏才”和“怪才”的标准在哪里呢？没有量化的指标如何让校长取舍？推荐方案公布之初，“权力腐败”“教育公平”一直就是公众争议的焦点。外界对校长的猜忌，公众对操作的不信任，让校长们承受着太多舆论压力。“校长直荐制”里一个有趣的现象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许多学校不约而同地把校长实名直荐变成了学校集体推荐，并制定了一系列民主程序，为的是尽显“阳光、公平、公正”。这种做法就是出炉清一色“尖子生”，各方反应平静，心态平衡，几乎没有质疑。
高考数学成绩15分的钱钟书，高考数学成绩4分的季羡林，清华北大两次考试数学都是零分的吴晗，如果现在来参加高考，能进得了哪所大学的校门？所以，钱学森老人当年在病榻上都念念不忘：我们的大学为什么总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我以为，在现行教育制度下，寄望北大、清华能单兵突进，在吸纳“偏才怪才”上有“不拘一格”的激进改革，寄望校长力排众议，让“偏才怪才”脱颖而出，其实是不切实际的期待。“校长直荐制”要成为一个好制度，需将直荐制的理想和机制之间进行无缝合龙，更需要有一个“制度全、监督严、心态宽”的环境。
想当年，闻一多报考清华大学英文考了零分，但因文章写得洋洋洒洒、气势不凡，学校将他破格列为备取第一名；历史惊人地相似，十几年后臧克家考大学时数学得了零分，是昔日的千里马闻一多当了把伯乐，将这位后来的大文学家破格录取。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要让中学校长们敢于承担起这份社会责任，就要在监督的同时，给予足够信任，校长们的勇气和社会的包容是相辅相成的。千里马偏才需要一片能茁壮成长的土壤，伯乐校长何尝不需要更大的信任，能发现能发挥的广阔空间呢？
——要让北大清华乃至更多的大学培养出“杰出人才”，就要建立灵活、多元的招生制度，应当赋予高校自主招生和校长实名推荐制更大的空间，使更多的真正的或偏或怪的“才”脱颖而出。
若如此，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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