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北大海归教授饶毅和清华大学海归教授施一公联合在美国《科学》杂志撰文，对中国科研基金分配体制提出商榷，声称“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并认为这种体制的缺憾，使得中国近年来研究经费尽管以每年20%的幅度递增，但未能促进、有时反倒阻碍了中国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发展。
对此，近日科技部发言人予以反驳，认为文章的指责“与事实不符”，中国对科研基金的分配是符合“国际通行办法”的，并以二位作者本人的事例表明，现行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对科技工作者的科研经费和条件保障“给予了大力支持”。
一个体制是先进还是落后，一个机制是“不能促进、反倒阻碍”还是“符合国际通行办法”、“给予大力支持”，的确是个主观色彩浓厚，不易标准化和量化，因此也很难判定是非曲直的问题，两位海归专家的抱怨想来不是空穴不来风，而科技部发言人的辩解也显得理直气壮，掷地有声，如果就这么各说各的，想必说到明年也分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不过此处量化不了，分不出黑白，并不代表这个问题就只能是一笔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因为说到底，这个问题毕竟和科学有关，但凡跟科学沾边的问题，总能用科学的办法给解决了。
说到底，科研基金的用途，是促进科研活动和学术活动的开展、深入，尤其是鼓励原创性、理论性和创新性的东西，鼓励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要衡量科研基金是否用得好、用得高效，最准确、最客观的标尺，就是看一下在上述领域，中国模式和“国际通行办法”相比，效率究竟是高还是低。
据国外媒体不久前的推算，中国近年来在科研论文数量上进步明显，上世纪80年代中期排名还不值一提，1996年已排名世界第九，1996-2008年期间逐渐升至世界第四，2008年跃居世界第二，如今则极可能已跃居第一，同样，中国近年来申报专利数也明显增加，这些都表明，中国科研基金数量的增长，还是起到了一定效果。
但与此同时，中国科研机构论文质量的提高和数量的增长间尚存在很大落差，一些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科研风气不正，论文抄袭或敷衍了事的现象历历在目，许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将论文发表数量当做最重要的业绩考核参数，促使中国科学论文的数量大幅度膨胀，而质量则泥沙俱下。与此同时，尽管专利数膨胀，但质量、水平参差不齐，在基础研究、科技向生产力转化等最基本、最“硬件”的指标上，中国和科技先进国家间的差距，仍然相当明显。
很显然，中国科研水平在提高是事实，但差距、不足也是事实。近年来中国科研基金投入增长幅度高达20%，而在“硬实力”方面的增速，有没有达到与之相称的水平？如此高的投入，究竟让中国在多少领域真正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这个帐，想必不难算清楚。
同样，两位撰文的专家都是“海归”，先后在两种科研基金分配体制下工作过，他们究竟在哪种体制下获得更多、更实在的科研成果，他们本人和科技部，想来同样有一本明帐。
最好的辩材不是口才，不是外国媒体，也不是主管部门的权力和发言权，而是实实在在的科研成果，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播种所求，无非收获，批评也好，辩护也罢，最终怕也不免要着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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