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传国事件”已然落幕或暂告一段落，学术打假再次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热点话题。此事可能很快就有定论，或终成公案亦未可知。故当下的思考与其就事论事，不如就事论“是”，即透过这一特定冲突，深入反思如何更有效地应对学术造假或科研不端行为，而非仅仅拘泥于难免言过其实的正义与邪恶之争、好人或坏人之分。
学术打假的对象是学术造假。所谓学术造假是科研不端行为的通俗说法，即当前学术界和科技界时有发生的有悖科研诚信的行为。学术打假的基本做法是，通过媒介传播的方式将学术造假行为公诸于众，因而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一项有关我国科研诚信状况的权威性调研表明，一些知名的学术打假网站不仅引来了学术界、科技界和公众的眼球，而且确实对学术造假行为有很强的遏制作用。这种遏制作用既源于人们对真相的关注，又通过网络、电视和平面媒体迅速传播放大，其剧场效应不可小觑。
首先，学术打假的确能对显而易见的学术造假行为进行十分有效的打击，如伪造学历、经历，重复发表，以及外行也能作出甄别的简单的抄袭、剽窃和伪造数据等，有利于提升全社会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关注度。实言之，学术打假何以有如此雷霆万钧之力，往往因为造假行为本身太过拙劣，特别是当造假内容只是一些记录日常事实的档案数据时，常人对此具有完全的理解力和判断力，打假者只需招呼一声“关注某人某事”，一阵人肉搜索，黑白立见真章。其次，学术打假有助于阻止学术造假行为的扩大与蔓延，其主要功能在于，以通过媒介放大争议的方式，对科技项目、人才培养、科技评价、科技传播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知识传播与应用中可能存在的虚假现象、不实做法和夸大之词提出公开的质疑，这的确使得某些全然弄虚作假的行为无以遁形。
媒介化的学术打假固然有助于打击或遏制学术造假，尤其对那些证据确凿的明显造假有一语道破皇帝新衣之功效，但在面对复杂的学术和科学争议时，这种非制度性的监督制约机制则有其固有的局限性。一方面，学术打假容易简单化和表面化。学术打假的基本做法是，对有争议的问题作出非此即彼的二分判断，明确指出其真或假、是或非、正确或错误、科学或不科学，并诉诸公众或网民的舆论。但其中涉及的争议往往比较复杂，有些若没有专业知识、不理解和把握细节难以判断，有些即使专业人士也莫衷一是，故常因看不清门道看热闹而流于表面。另一方面，学术打假有可能绝对化和扩大化。不论是学术研究还是科学探索，本身都是可错的，是在错误中前进的，既没有绝对正确的知识，也不存在完美的科学。如果简单地将科学等同于一贯正确，仅仅用真或假评判科学活动，似有绝对化之虞。若进而认定可以用某种绝对的标准区分科学和非科学，则易导致学术打假扩大化。此外，学术打假侧重道德评判，常将对科研不端行为的批评指向对个人道德的谴责，加之多使用媒介化的夸张语言，易掺杂个人恩怨，甚或演变成“文攻武卫”。
为了超越媒介化的学术打假的局限性，应该提倡制度化的学术批评。所谓制度化的学术批评就是立足学术或科学共同体内部，在研究活动全过程的各个环节引入制度化的反思、质疑、争论等学术批评活动。批判精神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制度化的学术批评是从根本上克服科研不端行为的首要举措，也是学术规范、科学道德和科研伦理及法规等得以具体探讨和贯彻的日常机制。如果说学术道德或科研伦理委员会的主要功能在于核查和处理科研不端行为，制度化的学术批评的主要功能则在于在科研的全过程运用批判精神抑制造假和不端行为的发生。
提倡制度化的学术批评，原因在于反思和批判是学术和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鞭策其健康成长的“牛虻”。在学术打假中，对科学有一种误解——凡是科学已有结论的就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凡是技术已经实现的就是有科学根据的，对科技的异议或质疑因而一概被斥为无知。但是这两个凡是既非事实，也不符合科学精神。实际上，理论科学在不断被证伪中发展，实验和技术科学更需要无止境的试错来推进。以医学为例，迄今并没有建立起一套穷尽人体生理、病理的理论体系，不论是药物还是手术治疗都是在临床试验的基础上逐渐提高疗效和降低副作用的。在科学研究中，很多探索和创新（如新的治疗方法）都不是必然的和唯一的，它们始终是尝试性的和可改进的，一项新的研究是否得到承认，需要反复深入细致的讨论与权衡，这很难仅用真或假加以绝对的框定，而只能诉诸制度化的学术批评。
制度化的学术批评不仅是科研的内驱力，还对其健康发展有一箭三雕的作用：其一，可排除显见的弄虚作假；其二，使复杂的有争议的问题得到必要的辨析与澄清，有助于避免浮夸不实等科研不端行为；其三，帮助研究者克服其在研究中由错误的主观期望所导致的自我欺骗，减少病态科学或主观期望科学的发生。一旦制度化的学术批评得以切实建立，面对学术打假的呼声科学共同体应不再集体失语。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副研究员）
《科学时报》 (2010-10-22 A3 周末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