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吉林省纪委召开会议，通报5起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典型案件，高校独占两席。而此前不久，吉林省原总督学于兴昌受贿千万元弊案也“尘埃落定”。（10月19日《中国青年报》）
为什么一个教育领域的“总督学”会受贿千万元，而其中最大一笔贿款122万元竟然又来自一房地产商？因受贿而落马的校长院长、因基建窝案而东窗事发的高校高官，在令公众浮想联翩的同时，似乎已深刻回答了“钱学森之问”——如此高校，只有令“大师”窒息的土壤；如此格局，是令学术加速癫狂的卖场。
据熊丙奇教授提供的11所“985高校”的领导任命前的职务图表显示，22名党政一把手中曾经在政府部门任职的有11人，占50%。高校领导与行政系统的姻亲关系，使得高校行政化氛围日趋浓郁。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资源，“包括校长任命、人员编制、职称评定、学位设立、招生计划、科研教学经费分配、基建项目审批等，基本都由行政部门控制”。恶果有三：一是严重挤压了高校办学自主权，二是加速了权力对教育资源的寻租与侵蚀；三是学术越来越成为权力的奴婢。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说，“不去行政化，教育改革其他措施都是隔靴搔痒”。忠言逆耳。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学官腐败案的警示意义，远不止“严重损害教育形象，严重损害党的形象”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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