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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钢：战略研究要做“四面镜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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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全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联席会议举行 |
［科学时报 王静报道］“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科技部部长万钢1月14日在首届全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联席会上对中国科技战略发展研究人员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他说，世界经济政治格局进入了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世界格局的调整为我国科技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国也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关键时期，科技发展面临挑战；面对时代和国家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战略研究恰逢其时，大有用武之地。
万钢指出，战略研究必须着眼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着力探索研究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重大问题的战略和政策措施。例如，关于转变发展方式、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科技和经济结合等问题。战略研究工作者要大胆解放思想，勇于提出科技发展的大战略、大思路、大举措，发挥战略研究的决策支撑作用。作好战略研究，要提高战略敏感性，关注重大问题，把握事物本质。要把握内在规律，讲求研究逻辑性，注重理论创新。要提倡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和合作，着力解决复杂的战略问题。要重视调查研究，敢于说真话，提出独立见解。
他希望，战略研究人员要做“四面镜子”：要作为战略发展的“望远镜”，要有前瞻性，对科技发展提出方向和观点；要成为政策研究的“放大镜”，要把研究对象放大，寻找科技发展深层次的原因和规律；要作为社会经济的“聚焦镜”，不但要看出社会的现状，还要能从现状中聚焦，解决焦点问题；还要成为科技界社情民意的“反光镜”，要更加理解民意，反映人民群众生活、生产等各方面的情况和社会真实状况。
应邀与会的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穆荣平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对万钢谈到的几个观点很有同感。他认为，首先，战略研究要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角度看科技发展，科技与经济结合必须了解社会经济的需求。虽然科技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但一般情况下，被社会选择的科技会得到快速发展。其次，科技发展战略是国家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科技发展战略应考虑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才能起到支撑作用并驱动发展。过去，中国较多追求科学的优先权和技术的先进性，但社会是一个系统，某一个点的突破不能解决系统性问题，必须各方面都先进才能完成创新价值的增值循环。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王元阐述了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的一些紧迫课题。
王元介绍，国务院要求，针对国际社会的变化，中国要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规划”等，战略研究任务繁重，且需要高质量的报告，提供真实的建议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思路以及见解。
“如何把握科技发展未来的变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如何把经济社会的变动落实到科技需求？欧美日等发达地区和国家目前仍未走出金融危机的困境，全球贸易量依旧很低。为了走出危机，发达国家2009年推出了许多新的科技发展计划，频率之高前所未有。特别是美国的创新战略，过去一直体现在科技的某个领域，现在上升到国家整体综合战略层面。这些战略背后的意图是什么？有哪些利益集团在其中起到主导作用？”王元说。
在国内，“我们如何评价和认识中国发展阶段与科技的关系？中国目前仍然在工业化阶段，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中提出的6个指标，现在已有4项指标大幅度超过，未来该如何发展？”王元说。
王元认为，中国从纯粹模仿和跟踪时代走入了创新跟踪时代。中国人的模仿能力很强，日本科学家发现铁基超导3个月后，中国科学家很快跟进并有新的突破。然而，所有工业化物品都不是中国人的创造。当前，中国的科学论文数量已达到世界前列，但命题都不是中国科学家自己提出的。这就是差距。
王元特别提到了如何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问题。他说：“美国的科技计划都是预算案，一旦预算通过就能实施，科技行动计划有资金支持和立法保证。然而，中国的科技规划与每年的计划都不是预算案，在部署中，能有多少资金支持科技发展？目前的体制是由科技部和财政部根据项目讨论资金的投入力度。这就需要解放思想。其中，最重要的在于能否突破自身原有的方法、程序和部门之间的关系，真正保证科技资金的投入。”
关于如何在高度竞争性市场中保护自己的技术和产业？王元继续提出问题，过去中国的举国体制，研制的是产品——导弹，不是商品。现在，举国体制研制的是具有市场利益的商品。各个部门都要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最大利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举国体制，在面临巨大灾难面前行之有效，但在日常情况下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
关于产学研结合，王元认为不是某种机制的问题，而是政府资金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应该采用什么方式使政府资金转化为公共产品？目前，产学研这个老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主要是因为公共财政的基本功能不能体现。
应邀参加本次战略研究联席会议的还有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单位和部门的代表共200多人。
《科学时报》 (2010-1-15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