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研究生应该是手工生产，而不是工业化的批量生产。”9月7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航空发动机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懋章的事迹被多家媒体广泛报道。在谈到他对研究生的要求时，报道说：“就一个字：实。”
此前一天，温家宝总理到北京市调研时指出：“教师个人的范例，对于学生心灵的健康和成长是任何东西都不可代替的最灿烂的阳光。”
在教师节来临之际，陈懋章院士的事迹无疑是浮华环境中理性精神的代表；而温家宝总理的讲话，是对教师在人才成长中的重要性的生动阐释。两者都指向一个共同问题：师生关系。
秉承洪堡科研与教育相结合的思想，现代研究生教育事业已成为培养造就创新人才的宏大事业。但是，新时期研究生教育中的“师生关系”究竟应如何定位，人们一直众说纷纭。
耶鲁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莱文森（Daniel Jr. Levinson）在其《一个男人的生命四季》中说过，早期成人阶段的一个关键任务就是要找到一名好的导师。他同时发现，做一名导师是人到中年阶段的一大满足。这表明，在一个富有创见的师承关系和科学团队中，好的导师和好的学生互为需要，他们共同促进科学发展和人才成长。那么，良好的“师生关系”应该如何定位呢？
首先，师生关系是指导互动关系。“指导”既是对导师知识储备和育人技巧的要求，也是对导师教书育人责任的确认；“互动”则表明研究生有权对导师的观点进行讨论、质疑甚至反驳。现实中，有两方面的情况不容回避，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研究生教育的师生比翻倍增长，极端的情况是部分导师无法叫出自己研究生的名字，“指导”关系无从谈起；另一方面，随着导师资助制的推行，导师的科研压力增大，听话、服从、干活成为部分导师对学生的唯一要求，师生间的“互动”渐行渐远。这种现象值得反思。
其次，师生关系是学术合作关系。师生之间的“合作”意味着双方在人格上的平等，双方对彼此学术兴趣及观点的了解，双方对彼此学术价值观的认同，意味着一种高度的自觉——导师愿意为学生的学术发展提供方向性指引，学生愿意在导师指导下促进知识创新、提升创新能力。随着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以科学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责任制”和“以科研项目经费为引导的导师资助制”成为研究生培养的基本制度，拥有课题、项目是导师招收和指导研究生的前提，导师为研究生提供生活补贴、交纳相关费用。在这一背景下，部分导师以“老板”自居，学生则成为“打工仔”，部分导师把学生当做简单的“劳动力”而忘了自己的培养责任。其实，研究生教育中的师生关系和商业雇佣关系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目标——前者致力于知识创造、能力提升、人格完善，而后者追求产品多样化、利润最大化、社会责任明晰化。
最后，师生关系是法律法规关系。学生和导师之间的怨恨冲突常见报端。在师生的长期合作中，师生之间的怨恨和情感冲突在所难免。师生之间的怨恨和冲突，既有导师的责任——剥削、压榨、嫉妒、文过饰非、强行控制或者放任自流；也有学生的责任——贪婪的要求、依恋型仰慕、自我否定型感激及骄横型忘恩负义。面对师生矛盾，应引入制度性措施，寻找建设性、法制化的解决途径：第一，导师和学生都是公民，就此而言，导师和学生在法律上是平等的；第二，导师和学生都享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权利，履行相应的义务；第三，校规校纪和学生权益组织应在解决师生冲突上发挥更具建设性的积极作用。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可谓意味深长。100年前一个秋天的早晨，哈佛大学二年级学生李普曼听到有人敲他的房门，他打开门，是哈佛著名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詹姆斯告诉李普曼：“我想我还是顺路来看看你，告诉你我是多么欣赏你写的关于温德尔的文章。”原来，李普曼在哈佛校刊上发表的一篇关于温德尔的文章被詹姆斯看到了，他是来向李普曼表达欣赏之情的。从此，李普曼成为詹姆斯教授家的常客，共同探讨政治、社会、伦理宗教等领域的话题。后来，李普曼成长为知名政论家和传播学家。他在回忆早年的哈佛求学生涯时说：“与詹姆斯的谈话是我在哈佛生活中最了不起的事情。”
虽然，年轻的李普曼和德高望重的詹姆斯之间，并非本文所述的研究生教育“师生关系”，但透过这个平实的哈佛校园故事，我们依然能深刻感知，什么是师生之间的平等、什么是导师应有的责任和姿态、什么是青年学子对好导师的渴求和希望。
谨以此文向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祝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