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时报 杨新美报道］“没有在国家图书馆20多年借阅图书的经历，可能也不会有现在的我。”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总工程师武夷山郑重地说，国家图书馆陪伴他走过了人生的20多个春秋。
独享团体借书证的日子
回忆与国图的首次“亲密接触”，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武夷山的学生时代。
1982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外情报研究部仅招收了5名研究生，武夷山正是其中的一位。由于研究生被安排与正式工作人员同在一个办公室，课外便有了与国外情报研究人员一同参与研究课题及与之交流的机会。
在一次交谈中，武夷山无意中听说国外情报研究部有国家图书馆的团体借书证，该证每个月可借5本图书。武夷山说，在那个年代，国图的借书证可谓不可多得的“宝贝”。据了解，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1987年10月国家图书馆迁入新址，国图的借书证从未公开、大量发放过。当时，借书证是学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发证时不仅区分主要对象与一般对象，而且在主要对象上又确定一批重点，即重点单位、重点读者、重点项目。也因此，武夷山拿到借书证后如获至宝。
关于这个借书证还有一个小故事：有一次，一位老同志打听到借书证在武夷山手里，便向他要来准备去借书，却发现5本书的限额已全被武夷山占满了。老同志无奈地说：“你看，五本都借满了，好歹留一本啊！”此后，武夷山每次去就借三四本，给其他需要借书的同事留上一两本。
既然当年借书证很稀有，能去国家图书馆借书的人自然屈指可数。回忆往事，武夷山笑着说：“第一次去国图看到了很多外文书，很激动，很兴奋！”
上世纪80年代，国家图书馆（即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坐落于北京市文津街，离武夷山的工作单位较远。即便如此，读研期间，武夷山还是将很多课余时间都用在了泡图书馆，有时甚至一呆就是一天。由于每次最多只能外借5本，于是他每次去，经常先把自然科学总类、技术总类、科技政策与管理类等几个感兴趣类别的图书卡片翻个遍，将喜欢的书名抄下来，先借几本，剩余的待以后再借。武夷山说，回过头看，虽然当时国图的外文书跟不上需求，但是在那段求知欲最旺盛、吸收力最强的岁月里，国图却为自己提供了丰厚的知识养分，他的研究生阶段也因此更加丰富充实。
个人拓展在国图
上世纪80年代，虽然武夷山没有个人借书证，但因团体借书证的便利和国图的外文书尚可外借，他总是能从图书馆带着几本外文书回家。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时，他办了一张个人借书证，但不能再带着外文书回家了。
“记不清从何时起，国图不允许再外借入馆不满两年的外文书，个人只可在阅览室阅读，对所需的资料可以复印。这样太不方便了，新入馆的书还不一定是当年国外出版的新书，能借出馆的书往往比出版时间滞后多年。”武夷山说。
除了依旧借阅自然科学总类、技术总类、科技政策与管理类等几类图书，武夷山还较多地阅读社会科学类、中国哲学类、散文随笔类的书籍。武夷山说，这期间他看的随笔很多，因为好的随笔蕴涵着很深刻、独到的思想。另外，读小说可能一旦拿起就舍不得放下，需要较多时间，但他又没那么多时间，而随笔都是短篇，零碎时间都可以读。
除借阅中文书外，国图的期刊也对武夷山的学术研究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国图的外文书开拓了武夷山的视野，在90年代前期网络不发达的时代，国图各种外文文献阅览室则给武夷山带去了全球的学术研究数据和前沿资讯。比如，他经常去国际组织与外国政府出版物组/阅览室。这个阅览室拥有联合国系统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17个专门机构的出版物，以及欧盟（欧共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美国政府、加拿大政府、美国国会信息服务公司、美国兰德公司等机构的出版物。
武夷山曾在该阅览室发现联合国出版的《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中有一篇谈传统医药的高质量文章，将其推荐给当时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发展战略课题组负责人，供其参考。此外，为了解更多的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他还经常光顾社会科学外文期刊阅览室。
“无论是从工作需求还是个人兴趣来说，我都需要拓展。”武夷山说。从工作需求来看，因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隶属于科技部，其任务之一是给领导的决策提供信息支撑。而现在的科学技术不是孤零零的科学技术，也要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科技信息研究人员单纯懂科学技术自身肯定不够，需要拓展，因此就需要对社科人文领域的进展有一定的熟悉与了解。从个人兴趣来说，武夷山认为，知识本来就是一个整体，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专业化分工愈加明显，学科分化得越来越细。分得过细，导致知识体系支离破碎，有的人最多成为某一个行当的匠人，但却丧失了吸收知识的乐趣与动力。只有在个体身上努力恢复知识的整体性，才会感到精神追求的乐趣，从而带来学术研究的不竭动力。
《科学时报》 (2009-9-7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