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失业率上升 美大学毕业生来华谋职 |
|
他们认为，有了在中国的工作经历，就能在职业阶梯上快进两步 |
当美国的失业率接近两位数字时，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开始到中国寻找工作机会。（图片提供：Corbis）
当美国的失业率接近两位数时，中国的北京和上海成了今天美国大学毕业生们的机会之地。据《纽约时报》报道，即使对那些中文知识有限或根本没有中文知识的美国年轻人来说，中国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梦想之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生活成本的低廉以及不用支付通常在美国获得第一份工作后所要缴纳的费用等，深深地吸引着他们。
杰克·潘考夫斯基是中国最大的一家汽车零配件——亚新科工业公司的创始人，他说：“最近几年里，我看到（美国）年轻人到中国工作的新浪潮……1994年我来到中国，那是美国人到中国工作的第一次浪潮。”
潘考夫斯基出生于美国匹兹堡的一个工人家庭。1965年，他进入耶鲁大学学习，毕业后在华尔街的摩根大通银行工作两年，又回到哈佛大学商学院读MBA，之后到华尔街做投资银行。在华尔街摸爬滚打了19年，1990年，41岁的他将目光转向亚洲。同年10月，不会讲一句中文的他和朋友开始了第一次亚洲之行，目的地是香港。3年后，他选定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作为其投资领域。1994年2月，他和团队首期从境外融资1.5亿美元，创建亚新科集团。
如今，该集团在中国共有17家零部件生产基地，55个销售点，其发展战略是先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发展中国境内销售市场，然后扩大到全球。潘考夫斯基说，现在许多中国公司正在寻找和聘请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帮助公司打开美国市场。
潘考夫斯基最新的一次冒险事业是位于北京的一家名为JFP Holdings的商业银行，这家银行根本没有张贴过任何招聘广告，但却收到了大量求职简历，其中1/3是希望到中国工作的美国年轻人。
在这股到中国工作的新浪潮中，约书亚·斯蒂芬是其中一员。2007年，他在卫斯里大学获得美国研究的学士学位，决定到上海的一家名为China Prep的教育旅游公司找一份临时暑期工作。“当时我对中国一无所知。”他说，“人们说我太傻了，不懂中文却要去中国工作，但我就想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两年后，他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并成为位于北京的社会媒体公司XPD Media的管理人员。
乔纳森·沃泽尔是位于上海的McKinsey & Company公司的合伙人，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在中国生活。相较于过去几年，他看到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来到中国，成为这个新兴经济体中的一部分，他说：“现在，中国有许多实验性的东西，特别是在能源领域，年轻人愿意到新地方尝试新东西。”
格里斯谢是位于北京的耶鲁俱乐部主席。两年前，当她从耶鲁大学毕业来到北京时，她看到在北京工作的耶鲁毕业生人数在增加。现在，她是北京Hill & Knowlton的客户部主任。
3年前，23岁的萨拉贝斯·波曼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女子学院获得城市研究的学士学位后来到了北京，在北京一家现代舞蹈团“北京舞蹈/LDTX”公司担任项目指导。《纽约时报》的文章认为，这是她这样的年纪在美国很难找到的工作。
波曼说，她受雇于这家舞蹈团的原因是她了解西方现代舞，而不是她的中国知识，“尽管我缺少语言技能，而且事实上我没有在中国工作的经历，但我被赋予机会，管理舞蹈团的巡演、国际项目，以及每年北京舞蹈节的项目和制作”。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两年后，波曼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她带着舞蹈团巡游了中国、欧洲和美国。
“北京舞蹈/LDTX”的艺术指导曹维利说，他聘请波曼是因为她拥有与中国之外的世界的联系。“我需要一个有能力与西方世界沟通的人。”在聘用过程中，曹维利看到西方人通常能带来在中国难以发现的技术。“波曼总是凭直觉观察和思考我们所做的事。”他说，“而我认为，更多的中国人则是循规蹈矩。这种差异基于教育体系的不同，中国学校的学生总是被鼓励保持安静，少说话，这培育了一种听话甚于行动的文化。”
今年20出头的迈克·瑞蒙尼即将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三年级学生。今年夏天，他在潘考夫斯基的JFP做暑期实习，他说：“当美国的情况越变越糟时，我开始考虑到国外寻找机会。”还不会讲中文的他表示，回到麻省理工学院后将开始学习中文。
许多美国的年轻人认为，有了在中国的工作经历，他们就能在职业的阶梯上快进两步。波曼说：“中国无疑是一个开始职业生涯的卓越地方。如果回到美国，我可能就是一家公司的三级见习生，或者是在林肯中心售票。”
与其他在中国的美国年轻人一样，波曼也打算要回到美国工作。但McKinsey的沃泽尔说，在中国的工作经历并不一定就是一张回美国找好工作的自动票，正如美国常春藤盟校的教育不一定是一张入场券一样，事实上，仅仅有中国的工作经历和能讲中文是不够的。（王丹红）
《科学时报》 (2009-8-13 A4 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