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日，一份名为《全球语境下的高等教育与合作：建设一个全球的公民社会》的文件正式出版。这份由英国首相提议、英美两国知名教育家共同创作的报告，主要内容是什么，将会对世界高等教育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全球语境下的高等教育与合作：建设一个全球的公民社会》封面
英国首相布朗提议
英美大学校长共商大计
2008年春，英国首相戈登·布朗找到两位大学校长——英国的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校长里克·特来诺尔和是美国纽约大学的校长约翰·塞克斯顿，提出“能否由他们两个牵头组成一个由少数高等教育界的领袖们组成的小组，期望大家展开对话，探讨一下在全球语境下英、美两国高校合作的前景？之后，这个小组能否提供一份概述这些专家思想的简短报告？”
布朗首相的提议，得到了两位校长的响应。
但特来诺尔和塞克斯顿都认为，这样的提议，实际上蕴含着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从公民社会中的高等教育的作用到全球经济大趋势，再到极具竞争力的世界意义上的合作等等。于是，他们召集了英、美两国高等教育方面的专家各6人共计12人，组成了一个“英美研究小组”。除了他们两位之外，英国方面还有：英国高等教育国际部主任肖恩·柯蒂斯；基尔大学校长达姆·简内特·芬奇；萨里大学校长克里斯托弗·斯诺顿；布里斯托大学校长埃里克·托马斯；华威大学校长耐吉尔·斯里福特。美国方面则包括：美国大学联合会主席罗伯特·贝达尔，他还曾担任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校长和得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的校长；美国教育委员会主席莫里·科尔贝特·布罗德，他曾担任过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校长；纽约大学副校长凯瑟琳·弗莱明；布莱恩·莫尔学院校长简·D. 麦克奥利弗，她曾担任过乔治敦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普林斯顿大学校长雪莉·提尔曼。
经过上述专家历时半年的探讨，最终出台了一份白皮书。在这份白皮书中，专家们既对全球环境下的英国与美国大学的地位（包括其有哪些强势与哪些劣势）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也提出了加强两国合作的路径，强化两国（各自与联合）在全球高等教育的地位与贡献的方式方法。这份白皮书，就是这份加上两个附录也不过39页的《全球语境下的高等教育与合作：建设一个全球的公民社会》（以下简称《报告》）。该《报告》在2009年1月份上交给了英国首相布朗，7月底正式出版。
我们都知道，英美两国高校之间的合作由来已久、联系密切，世界上任何两个国家之间的联系与合作都无法比拟。以《报告》中的数据为例，目前，英国仍然是美国学生留学的首选国家，占了美国学生出国学习人数的18.2%。而英国学生，同样将美国作为留学国家的首选，在2006~2007年度，就有8438名英国学生到美国大学留学。
那么，在英美两国如此密切合作的情势下，两国教育家为何又出台这样一个《报告》？其主要内容又有哪些新颖之处和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呢？
《报告》的主要内容：
建立“大西洋信托基金会”
《报告》共分8个部分，第1~5部分，对“研究小组”的组成、组成人员对英美高等教育卓越地位的基本观点、英美两国高校之间合作的简史作了说明；第6~7部分则是该份报告的主要内容，首先对两国面临的世界高等教育的前景作了基本的评价，进而提出了两国合作的具体主张；第8部分为结论。
若从具体的提议来看，《报告》的主张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创建一个“大西洋信托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它将在英美两国合作伙伴的基础上，通过多边国际合作的方式，投资于全球的公民社会之中。专家们设想，该基金会有三个基本目标和三个主要组成部分：致力于长期孵化全球公民社会（通过在国内与全球范围内培养优秀的学生来实现）、着力于集体研究的力量，去解决全世界所面临的一些重大的、涉及到多学科性的问题（通过集体合作形式的研究以及国际架构来进行）以及全球服务（通过大学教职工的交流、学生的实习以及各种全球范围内的服务形式来实现）。
具体的实施方案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学生交流。设立“大西洋学者”，打造全球公民。《报告》提出，希望“基金会”能够每年最大限度地资助12000名学生到国外学习，其中，一半的名额由英美平分，而另外的一半份额，则必须来自第三方的其他国家。《报告》认为，如此大的数量，将会很快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二，教师交流。设立“大西洋研究者”。《报告》指出，“基金会”应该实质性地支持各种国际的、多学科的团队的研究，而所有的团队，至少要由三个方面组成：一所英国大学、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来自第三国的大学或研究机构。同时，受到“基金会”资助的研究人员，应该来自多个学科而不仅仅是一个学科。《报告》还特别提出，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各门科学一样，应该受到平等的对待。
除了研究项目之外，“基金会”资助的其他活动，包括针对全球性问题所进行的专题讨论会与学术会议等。
第三，校（国）际交流。建立“大西洋伙伴”体系。《报告》指出，希望两国的教师、管理人员、研究人员与学生，都能与第三方的国家合作，参与到服务性的项目中去，从而在全球环境中传授自己的知识与经历。《报告》指出，并不是每个英美国家的本科生都想到国外去学习或者工作一年，但毫无疑问大家都希望到国外去学习一段时间。因此，该项目鼓励英美两国的学生到发展中国家去，在非政府组织（NGO）或者其他行业的服务中工作一个学期或者一个夏天，由“基金会”支付其旅费以及实习的花销，也可以由参与的高校支付额外的花费。
该项目资助的人员既包括教学科研人员、管理人员，也特别关注新博士以及老的管理人员——即一方面是那些刚刚开始在大学工作的从业者，另一方面则是职业即将结束的人们。该项目希望资助新博士们到发展中国家去一年，他们或者教书，或者从事公共服务行业，然后再回来做助理教授或讲师。而对于那些即将退休的管理人员，该项目可以委派这些人到第三方国家去工作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以满足发展中国家对有经验的大学管理人才的需求。
第四，说到建立“基金会”，离不开一个词——“经费”或一个字——“钱”。《报告》明确指出，“基金会”的基金来源有四个方面：政府、私人机构、基金会与慈善家以及大学本身。但《报告》明确表示其中最重要的来源，“必须是政府”，因为高等教育位于我们社会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核心地位，所以，政府有责任投资教育。
除了政府出资启动“基金会”并维持其稳定之外，英国、美国，乃至其后的第三方国家都可以为其注资。《报告》还明确警告，坚决反对采用取消现有项目、将资金转移到新建项目上来的做法以建设“大西洋信托基金”。《报告》称，新的“基金会”是“一种全新的资助机制，体现了我们在全球化世界中，思考英美两国高等教育合作关系本质的一种新方法”。
“基金会”将成立一个董事会，它不受政府的干预，负责管理基金会的一切。《报告》建议成立一个由学者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起草“基金会”的章程，并具体估算经费的需求等。同时，建议成立“大学领导者委员会”，由10所英国和10所美国的大学或者学院的校长组成，每年召开年度会议，为“基金会”制定主题参数等。而这个“委员会”的组成可以由不同的大学或学院轮流担任。
英美大学合作背后的理念：
打造全球的公民社会
在笔者看来，这份报告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其提出的内容，而在于其蕴含的一些理念与思想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特别是，《报告》所透出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以及对未来高等教育使命的构想，让笔者看到了英美两国教育家们的高瞻远瞩。
第一，英美两国教育家在详细分析了英美两国在高等教育方面所具有的绝对优势的同时，深刻地阐述了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英美两国无疑是世界上高等教育的超级大国。据《报告》称，全世界花在科学研究与发展上的总经费，美国占了其中的40%。美国拥有7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全世界前40名的大学中，美国占了四分之三。美国对教育的投入占其GDP的2.6%，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日本占1.1%，欧洲占1.2%。英国亦然。英国只有世界上1%的人口，却从事着全世界5%的科学研究，发表的文章占所有引用文章的12%。英国有50000名外国留学生在攻读研究生学位，仅次于美国。
但正如《报告》所说，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的时期，高校在面临极大挑战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机遇。英、美两国由于历史、文化与现实的原因，一直有着“特殊的关系”，但如何在高等教育领域倡导和坚持的核心价值体系中发展两国的“特殊关系”，如何在“全球化”的今天保持和推进两国在高等教育上的优势地位，则同样是两国教育家们所面临的课题。
特别是他们看到了全球化所带来的全新的教育形式；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特别是中国、印度、阿根廷、巴西、阿拉伯世界等高等教育的振兴，对于高等教育的巨大投入，即将改变世界高等教育的格局——于是，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要想保持英美两国高等教育的优势地位，双方就必须各自强化自己的体制与高校，而首先应该做的，就是要进行“合作”，而“合作”恰恰是高等教育在全球扩张的一个动力。正如《报告》所说，如果两国想要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全球环境中保持各自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卓越地位，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合作。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英美两国的教育家着眼的是未来而不是现在。
第二，《报告》对于“全球化”的语境有深刻的认识，对英美两国高等教育的使命有着明晰的定位。《报告》认为，首先，21世纪是“知识世纪”的时代，其最重要的经济就是“知识经济”，正因为如此，高等教育在这样的时代将会比任何时代都更重要；其次，“国际化”越来越成为高等教育机构的一个重要目标，因此所带来的“多样化”也成为高等教育追逐的一大特色，而在这个过程中，英美大学日益成为各国谋求合作的对象；再次，世界各国所面临的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气候变化、食品与能源安全、流行性疾病、恐怖袭击等在这样的情形下，《报告》认为，大学既代表着未来，应该在其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也能够为世界创造更好的生存方式。
第三，《报告》对大学这样一个拥有崇尚学术自由的特殊场所能够对社会所作的贡献，特别是在未来打造全球公民社会的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定位。《报告》援引民意测验者约翰·佐贝的话说，今天18~29岁的年轻人，可以被称为是“第一代全球人”，他们被“网络无边界的世界所造就”，“他们同样也越来越把世界的边界看做是无意义和随心所欲的”。因此，《报告》认为，高校有永久的责任和义务，要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为年轻人提供洞见以及智慧的手段，使他们能够在未来成为世界上贸易、工业和政治领域中的精明的领导人，从而能够在看似无边界、但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充满了国家与民族矛盾的世界上，智慧地面对矛盾和处理问题。《报告》明确提出，新型合作的目的，就是要打造“一个全球的公民社会”。专家们坚信，高等教育始终都是改变全球社会的社会动力和最智能的机构，它要为全球当下最紧迫的问题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应该自始至终地扮演一种稳定不变的力量。
第四，《报告》充分认识到高等教育在全球化语境中所具有的巨大的市场实力或市场潜力，但同时强调指出，不应该忘记大学的核心应该是“基础研究”而不是“应用”。《报告》援引美国商务部的数据表明，留学生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和最好的“进口产业”，每年为美国经济带来将近135亿美元的收益，高等教育也成为美国第五大出口服务行业。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大学仍然是、也将还会是创新研究的中心地带，并将引领着研究经济的发展方向。《报告》指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像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都开始与各种企业、公司进行合作。而这种情形在英国亦然。从目前看，“大学对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的繁荣都极为重要”，甚至大学的存在与否，决定着大学所在地的繁荣与否。这种情形引起了专家们的忧虑。为此，《报告》明确提出：“这样的合作有价值，但不应该使我们忘记，基础研究——追求知识而不是追求特殊的市场应用——仍然必须是大学的核心。”这种认识，对中国当下的大学文化应该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第五，《报告》对未来发展的方案，是在宏观思考、战略决策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细致而又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首先，对于“基金会”的建立，有着明确的思路；其次，对于“基金会”的建立，包括“董事会”的设立，都有着详细的建议；再次，对于合作的方式都有具体的设想与安排。这一点，应该对我们中国有很多好的制度与章程却缺乏操作性，从而导致好的制度与章程难以实施的现象和现状富有启发意义。
当然，《报告》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其贯穿始终的主导性观念：“建设一个全球的公民社会。”虽然《报告》在今天还只是一个蓝图，但它传递出来的理念与思想，值得中国大学以及高等教育管理者高度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