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在日本北海道，王晋年（左一）当时带领一个三人小组代表中方参加一项中日联合遥感实验。
“回国工作是太累了，真不是人干的活儿！”王晋年笑着调侃说。
没有周六周日，没假期没日夜，也没办法和家人制定休假计划，因为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空。夫人打越洋电话过来，不管什么时候，下午5点、7点甚至夜里12点，都会碰到他在开会。
而以前在加拿大，基本上每个周末他都要开车和家人出去游玩，还有不少其他的假日，这都记录在他计算机照片集当中。但现在，照片集很少能加入他与家人出游的新内容了。
那时的运动爱好，诸如经常出去跑步、遛狗或者在家里的地下室打乒乓球——也都已经很遥远。
1987年，王晋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就到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师从中国科学院院士童庆禧读研，之后在遥感所工作近10年。在这个阶段，王晋年在研究方面作出了很好的成绩。这一时期他也时常出国，但总觉得短期出国对国外情况了解不够深入。于是，1997年开始，王晋年分别去了法国、美国、日本和加拿大等国。直到2006年12月选择回国，重新回到遥感所。
“不回来，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在国内尽管特别累，我也很高兴。”王晋年对《科学时报》记者表示。他在国外几个国家都是做遥感技术方面的工作，但始终觉得缺点什么，难以促使他产生那种非常强的自发性的责任心。
“遥感是一种战略资源，是国家必须有的。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遥感在中国获得的发展机会也更多了。”王晋年说。到2006年，在童庆禧和遥感所所长顾行发的再次劝说下，王晋年下决心回国了，“我觉得这也是个机会，能够把我在国外的一些想法和经验贡献出来”。
在国内的工作让他更有成就感：“感觉自己时时刻刻都在创造某种历史，你所做的真的可能改变一些事情。所以你必须敬业，必须努力。压力当然也很大。做这个行业，不回来参与，有这样的机会没能抓住就太可惜了，可能会后悔一辈子。有时候这么一想，累一点也不是问题了。”
王晋年认为，遥感所现在的条件已经很好了，国外大大小小的遥感机构他去过很多，有这样条件的，包括环境条件、设备条件的还真为数不多。王晋年说：“而且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国外的人才也会争相到国内留学工作，就像我们十几年前都想去国外一样。所以我必须回来，否则就会失去历史很重要的时刻。”
王晋年说，他现在能够理解，在1949年建国时，为什么很多老一代科学家要不辞辛苦地回国。
在国外的10年中，每到一个单位去之前，王晋年都会提一堆条件。“但回国时，他没有提任何条件。”遥感所综合办公室主任余琦告诉《科学时报》记者。
10多年前离开遥感所时，王晋年还是副研究员。1997年到日本去，他已经被作为主任研究员聘任。在国外做了多年的研究员，回国时，他甚至都没有提自己应该是研究员。后来还是按遥感所职称晋升程序，够资格申报，通过评审才成为研究员。
“别人经常说‘海归’，我说我可不叫‘海归’，是‘回归’。因为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地方。是遥感所培养了我，现在有机会回来可以为遥感所做更多的事，我很欣慰。遥感所确实给了我很多锻炼的机会，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作为一个年轻人，不是每个人都有那样的机会。”王晋年说。
余琦介绍，王晋年回来时正值所领导班子换届，科技处处长无人担当，顾行发就动员他做科技处处长。
王晋年刚开始确实不愿意做科技处长，“后来我想通了，搞科研一般只是一个人的事情，自己做好就行，做好一个项目是‘独善其身’。我回来不就是想真正为大家做一点事吗？在这个位置确实可以做许多事情，任何地方总得有个合适的人，而我正好有这个条件。”王晋年说。
虽然不能做自己的课题也有些失落，但遥感所近几年的发展，创建的许多平台以及大项目的规划和申请，基本上都有他的影子。许多事情看似跟他没有关系，但可以说是他一手参与创办和策划出来的。“我也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运筹帷幄’”。
在这个科技处处长的位置，需要为他人做嫁衣，也需要有好的心态。“总的来说，我的需求不高，帮别人拿下一些课题、项目，大家高兴，我就高兴。”王晋年说。
“他起到非常好的推动作用”
作为我国遥感技术应用领域最早的开拓者之一，童庆禧面对《科学时报》记者，一点都不讳言对王晋年的赞赏：“有思想，有水平，有能力，为人比较亲和。是我最突出的学生之一。”
在出国之前，王晋年在遥感所跟随童庆禧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高光谱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童庆禧就开始有这方面的构思：“开始我仅仅是构想，王晋年来了之后，我主要安排他来实践这方面的工作。”高光谱当时国外叫“成像光谱”，国内叫“红外细分”。
“跟着一位好导师让我一下进入了学术前沿，当时做高光谱在国际上都是领先的。我做的工作主要就是如何通过红外细分遥感把地表矿物的成分识别出来。通过数据处理把蚀变岩石光谱信息提取和挖掘出来。”王晋年说。
那时，他们与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合作，研制了红外细分扫描仪。利用它，童庆禧带着王晋年一起到新疆，参加一项找黄金矿的国家科技攻关重大项目。王晋年主要负责数据处理与分析。圈定的金矿化带，经过地面验证，基本上都能确定一些黄金找矿靶区。运用遥感技术能找到金矿在当时是创新性的进展与突破，证明遥感“直接找矿”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对地面“看图识字”。
“如果我们有更细的成像光谱仪，就可以通过分辨地矿成分的光谱特征，做地表矿物的精细填图。我们一直想把它做细做深。”王晋年说。他发展完善了矿物光谱吸收指数模型，目前该模型已被广泛应用于高光谱遥感矿物填图与找矿这一领域。以他为主发展了“图谱合一”的高光谱遥感信息分析技术和单矿物光谱定量识别模型，有效地应用在新疆柯坪地区地层识别；在航空高光谱遥感图像上，识别了由于钙、镁化学含量变化而形成的白云岩与碳酸岩之间16纳米的光谱位移信息。
后来与日本合作的一项利用高光谱遥感考察鄱阳湖湿地环境的项目，童庆禧也主要交由王晋年负责。浩浩荡荡约三四十人的队伍由王晋年带领，从仪器、技术、飞行的安排到科学数据处理以至最后的分析，都由王晋年全权组织处理。“他利用高光谱作了植被精细分类，他是鄱阳湖湿地植物航空遥感分类的第一人，许多基础性工作都是他做的。从他出国之前的经历看，已经有了非常坚实的做学问的基础。”童庆禧说。
“我从来都喜欢挑战，挑战不同的事物。国内外的工作经历使我对遥感工作的各个环节都很熟悉，基本上我全都做过。在国外，我都是在一些大学、研究所或大的企业做，能够很快适应，特别感谢我的导师童庆禧给我那样的锻炼机会。”王晋年说。
童庆禧说，王晋年在国外时会经常打电话回来，了解国内的情况和发展状态。“我认为他回来最主要的因素是考虑到国家遥感技术的发展和需求。同时还有一个因素是顾行发回国了。顾行发在法国时，是王晋年的硕士答辩委员，在国外他们也一直有联系。对于王晋年来说，难能可贵的是他放弃了国外的优厚条件，而顾行发连法国国籍都放弃了。所以他们俩就有一种天然的共同语言。顾行发的极力邀请也促使他下决心回来。”
童庆禧表示，他们原来在国外生活得很舒适，只要按照上司的要求做，就不愁吃、不愁用、不愁住。但回到国内后，需要有很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其实，这一点是一些归国人员难以适应的。但王晋年能迅速跟上和融入国内的发展和工作需求。
王晋年回国后，正是我国土地、大气、水、农业等对遥感技术需求都非常旺盛的时期。而这些对王晋年来说正好是如鱼得水，他很熟悉。
童庆禧表示，王晋年从业务能力到交往能力都很强，他与顾行发是很好的搭档，相互配合之下，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一起打通了与国家发改委、国防科工委、环保部、交通部、科技部、海洋局等的关系。研究所成功申请到国家环境保护卫星遥感重点实验室、遥感卫星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等，积极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应用分系统的论证工作，为遥感所的科研发展争取到了更好的平台和空间，为遥感事业发展起到了非常好的推动作用。
人物简介：
王晋年，遥感专家，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所长助理、科技处处长，遥感卫星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常务副主任，中国环境遥感学会秘书长。曾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国际地球科学信息网络中心CIESIN成就奖，第三届国际航空遥感大会（丹麦）最佳论文奖等多项国内外奖项，是我国高光谱遥感研究的早期开拓者之一。
《科学时报》 (2009-7-2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