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前副首相有个笑话是：美国、英国、中国三个大国的代表谈判碳平衡框架，都是英美在提方案，中国代表的回答几乎都是‘NO’，过了很长时间，大家都忘了中国代表的名字，于是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NO先生’。这个笑话我听了之后非常脸红，浑身冒汗。”清华大学一位教授在某次会议上讲了上述故事。
这位教授还说，“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来，到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订，基本上都是由几个发达国家主导，并确定各自的碳排放量。中国一直没有拿出具体的中国特色的框架。”
其实这些事或者说这种观点，学界已经普遍认识到了，我们不仅在碳排放量上不知所措，在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的开发利用的国际谈判中也一直没有拿出一个中国的方案。
尽管科学家们断言：未来谁拥有生物资源，谁将掌握主动权，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的开发利用将影响未来生物领域的发展，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也没有拿出一个具体的可供参考的方案。于是在历届国际会议上，由多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组成的谈判组，也只能对其他国家提出的方案或者建议回答YES或者NO。
当然，至少与一些发展中的小国比起来，我们也有一些进步，因为每逢这样的国际会议，一些非政府组织就会很活跃（这些组织中有很多科学界人士），他们会刊发一些科普性质的小册子，以帮助这些国家的参会代表分析利弊，维护其国家利益。近些年，我国的代表不需要这样的小册子了，我们已经基本知道在什么问题上说YES或NO来维护国家的利益。遗憾的是，我们止步于此。
几天前，有位同事问，为什么现在记者都热衷报道资源环境领域的话题。这是因为媒体是被政治话题牵着跑的，而新一代政治家要谈政治，就要提气候变化下的资源问题。从国际上看，当代战争的理由无论多么堂皇，其根源之一都是对他国资源的垂涎。对一个国家来说，资源环境的平衡也是一个社会平衡的问题。国与国外交的主轴，就是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谈判。
一个明晰的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制度不可或缺，也迫在眉睫，这个制度不仅是一个防御和战斗工具，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它也是消除贫穷和推动发展的一个附加工具。
近几年，国内的官员和学者们频繁地说：在今后的国际会议上，要提出一个基于中国国情和保护国家利益、着眼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有竞争力的方案。但一个具有中国烙印的方案至今还没有见到。
在事关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的问题上，无论什么原因阻碍了方案的形成，都不能成为借口，于是要问：是官员们慢了，还是学者们慢了？
《科学时报》 (2009-6-11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