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班德”、“林T·C”、“赫萨”，这串洋味十足的名字，其实对应的都是学术圈名人：费正清、林同济、夏济安。人家明明大名鼎鼎，为啥给换了个叫读者摸不着头脑的称呼？因为他们或是老外，或是旅居海外的华人入乡随俗取了洋名，翻译者“有眼不识泰山”，随手就硬生生“音译”了，而这样的错译居然出现在一本非常严肃的学术著作中！最近，一篇署名“高山杉”的文章在网上引起热议，它把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8年10月出版的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所著《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几十处名字谬误公之于众。其中最荒唐不过的，当属蒋介石(Chiang Kai-shek)被改名为“常凯申”。
“常凯申”们是如何“漏网而出”的？公众一片哗然，又一次重重触及学术风气这根敏感的神经。
出版方：出错章节是仓促赶就
高山杉的批评文章中写道，仅以第三章(第80-95页)为例，就能挑出这么些荒唐的错误，“是不是太不珍惜清华大学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招牌了？”
记者6月7日通过中央编译出版社找到了该书的责编陈琼女士，她并不感到意外：“前几天，作者王奇就告诉我书出问题了，网上的各种批评我也看到了。”
陈琼告诉记者，这本书原本只有前两章，即第一章“中国(包括台湾、香港)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第二章“俄国(包括苏联)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后来王奇的同事建议加一章“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这样全书的内容会因为有第三方观点而更完整。结果就在这第三章共15页里出错了，由于时间很紧，误译了引用资料当中用韦氏拼音标注的中国人名。
出版社则没有校对这15页的内容。“当时我觉得清华的牌子那么硬，王奇的学养也很好，仓促之间没有深究……”陈琼的声音中流露出不安与忧郁，她承认自己不懂俄语，“但这本书引用自俄语的部分，是由我社的专业俄语校对检校过的”。
书作者：婉拒采访正专心勘误
身处风暴中心的书作者王奇副教授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记者从清华大学历史系师资队伍网页上看到，今年45岁的王奇上世纪90年代初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留学，1995年取得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到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任教期间，她曾获北京市高教系统教书育人先进个人和2000年“清华大学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等荣誉。2000年，王奇晋升为副教授，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清华大学中俄文化研究与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副秘书长等。她著有20万字的《二战后中苏(俄)关系的演变和发展》，主编过《多极化世界格局中的中俄科技、教育、文化交流》等学术著作。
然而遗憾发生了。先前的一切看起来堪称学术佳话，如今变为万分尴尬。据知情人透露，王奇现正在“紧急回炉”，将“高山杉”等指出的人名和史料谬误搜集起来，细细核对，最终给读者一个准确的订正本。
只要用心查查工具书就能免错
犹记得2001年萨马兰奇宣布北京申奥成功那一刻，从他老人家口中吐出来的是“Peking”这个韦氏拼音单词，曾让不少中国人愣了千分之几秒后才开始欢呼。
“韦氏拼音在我国已经不再使用，但在国外流传甚广。”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李蓝介绍说，“韦氏拼音”的创始人T·F·威妥玛是英国人，从1841年起在英国驻华使馆任职，1871年升为英国驻华公使，1883年回国。在华期间，他根据北京读音制订了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给汉字注音。这个方案以后被普遍用来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等。
比如孙中山的名字，在英文中是用客家话发音的“孙逸仙”三个字的字音，即SunYat-sen，如今缺乏这方面学术常识的人看了就不知道是谁。当时一些在华传教士的中文发音受到各地方言影响，因此他们著作中用韦氏拼音标注的中国人名、地名，往往偏差很大，容易造成误解。1979年联合国通过决议，以汉语拼音取代韦氏拼音；国际标准化组织则于1982年开始以汉语拼音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但仍有一些外国学者习惯用韦氏拼音，而在涉华历史文献中，用韦氏拼音拼写的中国人名、地名更比比皆是。
然而，韦氏拼音并非“鬼门关”，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文飞告诉记者，通过查阅韦氏拼音与汉语拼音对照表，以及俄汉译名辞典、英汉译名辞典等工具书，完全可以避免犯错。
“现在的学风浮躁！国内名牌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里都能把自己导师的名字写错，蒋介石变成‘常凯申’又有什么稀奇呢？”刘文飞无奈地幽了一默，他的表情，希望对学界不仅是苦涩的嘲笑，也是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