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实施《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该规划拟投资75个亿，涉及退牧还草、重点湿地保护、黑

 

土滩治理、生态移民、鼠害综合治理等十大工程。

 

同年9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

 

“青海省委、省政府日前决定，今年对三江源地区党政领导班子政绩的考核，要从以国民经济指标考核为主，转到以生态建设指标为主上来。”

 

在各地均热衷于“区域间竞争”的氛围下，这着实有点异类的感觉。该报道称：

 

“全省计划用7年时间，实施完成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三江源地区党政领导班子将承担实现山川秀美、经济发展、人民富裕、民族团结总目标的重任。”

 

而今，7年的时限已近“过半”。《理论动态》2008年28期刊登了国务院研究室调研组的报告《三江源生态恢复保护和建设应上升为国家战略》，指出：近

 

几十年来，在自然和人类活动的双重作用下，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水资源的涵养功能受到威胁；草场退化和沙化加剧；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严重；生物多样性锐减。

 

报告主张：

 

“三江源区所在的几个州与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构合并，成立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实验区，升格为副省级单位，由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双重领导。”

 

“抓紧研究出台国家三江源保护法。”

 

这显示出问题的严重性与紧迫性，促使笔者探寻三江源问题的根由。

 

 

青海省定义的“三江源地区”在青海省南部，包含玉树州和果洛州全境，以及海南州、黄南州的部分县以及格尔木市的唐古拉乡，共16个县和格尔木市的唐古拉乡，位于青藏高原腹地。

 

三江源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地区，被称为“中华水塔”，这三条江河影响着下游约300万平方公里5亿多百姓的生活。三江源对流域全局水资源的意义可由表一看出：

 

三江源地区降水在时间上高度集中于夏季，由各代表站测得，在6～9月间，降水量不低于全年的70.5%（班玛气象站），最高达到85.7%（沱沱河气象站）；

 

而在12～1月间，降水量不高于全年的1.6%（达日气象站），最低达到全年的0.4%（大米滩水文站）。

 

降水集中使涵养水分成为三江源最重要的生态功能。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刘敏超等在《三江源地区生态系统生态功能分析及其价值评估》（《环境科学学报》第25卷第9期2005年9月）中估算：三江源地区涵养水分的能力为1.6469×1010吨，即164.67亿立方米，仅为年均水资源总量（448.5亿立方米）的36.7%。薄弱的涵养能力使集中的降水直接转化为江河径流剧烈的丰枯波动。

 

据刘敏超等研究，三江源地区生态系统涵养水分能力，由植被凋落物和土壤两部分提供，其中土壤占到了99.1%。于是，保护土壤、防止土壤流失就成了严重的问题。刘敏超等研究了三江源地区不同生态系统的土壤侵蚀量和保持量，结果见表二：

 

表中的“潜在侵蚀量”为完全没有植被时的理论侵蚀量，土壤保持量则为潜在侵蚀量与现实侵蚀量之差。表中对各生态系统同时列出了总量与单位面积量。数据显示，土壤保持能力最强的是高寒草原（每年每公顷减少土壤流失48.74吨）；而土壤保持总量最大的则是高寒草甸（每年减少土壤流失5720.9万吨），占到整个土壤保持量的55.1%。可见，保护高寒草甸对防止土壤侵蚀意义重大。

 

卫星遥感图像显示，三江源地区草地生态系统占总面积的65.37%。从2004年草地类型的空间分布看，高寒草甸占草地总面积的76.18%。

 

 

高寒草甸所处的地形主要是起伏平缓的高原剥夷面。由于高原隆起晚，它的岩石风化年限短，风化程度低，所形成的土壤质地粗，大小沙粒及砾石填充其间。土层薄，厚度一般为10～20毫米。年平均温度在0℃以下，土壤季节性冻结时间长，有机物腐殖化程度弱，土壤黏结性差，结构松散。年降水量约400～500毫米。

 

高寒草甸的下部与高寒灌丛呈复合分布，上部与高寒垫状植被接壤。一般海拔3500～5000米。分布界线从北向南逐渐升高。高寒草甸植物的根系盘结，形成坚实的“地毯式”草皮层，耐践踏。其植被组成主要是冷中生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常伴生中生的多年生杂类草。植物种类繁多，莎草科、禾本科以及杂类草都很丰富。草层低矮，盖度大。密丛型短根茎的小形嵩草属植物是这里的优势种，这些植物大都具有低矮、被毛茸和营养繁殖力强等适应高寒气候的生态习性。多数草甸植物适于作为牧草，其中有些适口性优异，是家畜的上等饲草。此外，草甸中还有相当多的经济植物，可用以造纸、编织、入药、护坡护堤或做绿肥用。

 

然而，1976年，青海省畜牧局草原工作队发表《果洛地区“黑土滩”——退化草场调查报告》（《青海畜牧兽医科技通讯》，1976，(3)：8～10.）。此后，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高寒草甸一直持续大面积退化的现象。

 

首先是原生植被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毒杂草群落。毒杂草种子库和无性繁殖库成为植被更新的优势成分，而原生植被成分的有性繁殖能力极低，无性繁殖库遭到极大破坏，草地植被以毒杂草占优势：植物组成中60%～80%是毒草和杂草，可食牧草产量仅为退化前的10%～l5%，基本失去了放牧利用的价值。同时，草皮融冻剥离，盖度由85%～95%降低到30%甚至10%以下，土壤裸露，土壤微生物数量和活性显著降低，导致土壤养分转化受阻，土壤肥力不断降低，土壤养分丢失直至次生盐渍化，土层变薄，退化为沙砾滩，继而成为当地“黑尘暴”的沙尘源。

 

退化的草地上鼠类活动猖獗。地上鼠和地下鼠的密度和数量大增，鼠洞纵横密布，地面和植被破坏严重。据达日县的测定，中度和重度退化草地，鼠洞的密度高达2715～8400个/公顷，覆盖草地40%以上的面积。

 

由于植被和土壤受到严重破坏，原来位于草皮下的黑褐色土壤腐殖层露出，呈现为植被稀疏甚至不毛的景观，藏族牧民称其“沙纳赫塘”，意即“黑土滩”。一些学者称其为“高寒草甸的‘黑土型’退化草地”，这是青藏高原高寒草甸草地的特有现象和特殊景观。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三江源的生态难民问题震惊了有关方面，青海师范大学王小梅形象地描述了这个问题：曾经富甲一方的“黄河第一县”玛多县，在20世纪80年代初是全国三年连冠的首富县，然而到90年代后期却变成了贫困县。全县4000多个湖泊大半萎缩干枯，严重退化的草地面积占70%。当年吐蕃王松赞干布亲率大军、施跪拜大礼迎亲时“草湿过马蹬”的扎陵湖畔，如今10万公顷的草场几乎寸草不生，鼠害面积达65%。

 

在2004年7月的实地调查中，据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反映，在玛多县1万多牧民中，70%的人无法在自己承包的草场上放牧牛羊，只好赶着牲畜远走他乡游动“乞牧”。

 

在黄河源区的达日县，已有六成以上的草地退化成“黑土滩”，每年还以1.5万公顷的速度扩大。据达日县2003年民政、公安部门的一次暗访结果显示，在总人口不到5000人的吉迈镇，以替人放牧牛羊等方式维持生计的“生态难民”达到一半以上。

 

同样，长江源头第一县曲麻莱县，因县域内90%以上的湿地萎缩，70%以上的河流完全干枯，出现了一个难以置信而尴尬的现实，即“守着源头缺水喝”。据统计，现曲麻莱县2000多户(约占总牧户的一半)1万多人，25余万头(只)牲畜严重缺水，牧户们不得不为缺水而转场“乞牧”。

 

(王小梅《“三江源”生态难民问题研究》，《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2卷第1期2006年1月)

 

于是，人们普遍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江源生态环境急剧恶化，《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并期望在数年之内实现生态环境的明显好转。

 

然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刘纪远等却对这一看法提出了质疑。他们利用遥感图像对整个三江源地区进行研判，最早可得的遥感图像为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由此一直延续到2004年。遥感图像显示，自70年代以来，三江源地区持续发生着草地退化。

 

刘纪远等将这一时期分为前后两段：前期为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后期为90年代初至2004年。可以发现，退化在加速，但并非“突然恶化”。刘纪远的文章从退化类别进行了比较，认为各类退化都在加速，唯独“草地好转”在减速。

 

从各县角度看，均无好转迹象。同德、泽库、河南等县草地退化明显减速，但情况最好的同德县后期仍有6.1%的草地退化；而班玛、久治、治多等县则明显加速，班玛县后期的草地退化面积比前期大158.31%。从总体上看，后期并不比前期明显加速。

 

研究中还发现：

 

在20世纪90年代初和2004年遥感卫星图像上可以识别的草地退化部位上，在70年代中后期的MSS遥感影像中，基本上都可以看到草地退化的基本特征，且草地退化图斑的影纹相似。

 

由此，刘纪远等判断：三江源草地退化的格局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已基本形成，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今，草地的退化过程一直在继续发生，总体上不存在90年代至今的草地退化急剧加强现象。

 

刘纪远等的研究告诉我们，三江源草地退化是一个大范围、长时期的过程。可惜20世纪70年代之前，没有遥感图像可用，那这样一个巨大的过程是何时、怎样发生的？它的内在机制如何？

 

 

从自然条件看，对生态系统影响最大的是降水与气温。

 

青海省气象台唐红玉等从《中国大陆逐日降水资料集》中选取了三江源地区的五道梁、沱沱河、曲麻莱、杂多、清水河、玉树、囊谦、玛多、达日、兴海、玛沁、班玛、久治、泽库等14个气象台站，资料时段为1956～2004年。数据显示，50年来总的趋势是降水微幅下降，降水量平均每10年下降6.73毫米，降水日数每10年下降2.7天；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降水有加速减少的趋势。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景晖等在《三江源区草场生态恶化原因新解》（《生态环境》2006，15〈5〉：1042~1045）中给出了三江源地区年降水的历史数据显示：三江源区年降水量变化趋势不明显，降水量最为丰沛的年代为上世纪80年代，最为干旱的年代为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4年。即使如此，与前30年(1971～2000年)年均水平相比，本世纪初4年年均水平仅下降了2.9%。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游庆龙等人则在《三江源地区1961-2005年气温极端事件变化》（《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第17卷第2期2008年3月）中分析了气温极端事件发生的趋势。研究表明：近45年来，温度极端偏高的日数，无论白天还是夜间都明显增多，平均每10年增加2.6天和4.4天；而温度极端偏低的日数，无论白天还是夜间都显著减少，平均每10年减少4.1天和8.5天；但年极端低温和极端高温则变化不明显，分别以0.42℃/10a和0.29℃/10a的速度增加。

 

降水减少、气温升高，对三江源的生态环境应有不利影响，但影响程度如何，尚无一致意见。对三江源生态环境恶化的主因有3种观点：自然因素为主、人为因素为主和两者共同作用。我们已经看到，自然因素表现出一个长期、缓慢的趋势性变化，那人为因素又如何变化？起到了什么作用？

 

 

生态系统是一个大范围的动态系统，前引刘纪远等的研究告诉我们，三江源草地退化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因此，笔者一直在寻找具有历史纵深的相关研究。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景晖等的《中清以来人类经济活动对三江源区生态环境的影响》（《攀登》第24卷总第139期2005年第3期2005年6月出版）就有这样的视角。景晖等利用方志、民国年间地方政府的普查数据和建国后的人口普查数据，勾勒了这一地区的人口演变大致趋势，笔者据此绘出了图一。可清楚地看出，从清朝中期到清末，这一地区人口增速缓慢；而进入民国之后，增速明显增加，到2000年，人口已经比清朝高出一个数量级。

 

景晖等还利用史料和省档案记载，给出了这一地区的牲畜存栏头数演变的大致趋势，笔者据此绘出了图二。数据显示：民国以前牲畜存栏头数增加十分缓慢，进入民国后出现了一次高速增长，并于1937年达到高峰，此后到1949年降至低谷，这可能与当时的战乱有关。从1949年到1957年又出现了一次高速增长，但到1965年又跌入低谷；此后到1979年达到历史的最高峰，然后就波动下滑，到2000年降至1979年的74.5%。

 

可见，进入民国是一个重要的拐点，此后人口与牲畜都高速上升。从全局和历史视角看，从这个拐点开始，工商文明向中华传统文明大举入侵。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明显降低了人畜死亡率；交通、通信条件的改善，加速了这一地区向外界的开放；增加了外界向这里索取资源的欲望与能力。

 

森林是生态环境的脊梁，它能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增加降雨和阻止气候干化。一般来说，一半左右的降雨量能被森林储存起来，变成“森林水库”慢慢释放。气候高寒的三江源区以针叶树为主，不仅截留雨量大，而且水汽蒸发速度慢、储存水的时间更长、更有利于调节旱涝。

 

民国18年前后，地方军阀马安良、马国良组织民夫在同德居布林区采伐树木，通过黄河运至甘肃、宁夏和绥远销售。民国25年前后，木商张金安和马匡武曾在同德江千林区采伐树木，用民工或犏牛运至山口，再由小河单漂，至大河边编筏外运。1960年在玉树州建成江西林场，1966年在果洛州建成玛可河林场，1984年果洛州班玛县建成多柯河林场，1994年建成果洛州洋玉林场。而三江源地区森林稀少，1975～1976年第二次森林资源清查时覆盖率仅为2.96%，并且有林地面积比第一次普查（1960～1962年）减少了4000多公顷，相当于在十余年间毁掉了一个表面积为1600公顷的水库；玛可河林场累计采伐面积为3352公顷，相当于报废了一个表面积为1340公顷的水库。

 

藏族有水葬的习俗，奉鱼为神，上世纪70年代末以前这里不捕鱼，更不吃鱼。1979年出版的《长江旅行记》中记载：“大概是因为极少有人来捕鱼吧，这一带的河湖里，鱼多得出奇。一般来说，垂钓一小时，可钓得二三十条。有人不用钓钩、鱼饵，绳子上拴钥匙，也能‘钓’上鱼来。更有趣的捕鱼方法是，几个人骑上马，在鱼儿集中的河湾处来回奔踏，把马踩死踏伤的鱼捞上，则有半麻袋之多。”

 

面对显得如此丰富的渔业资源，外来者将捕鱼作为一个行业带进了三江源地区，1978年玛多渔场成立。然而在脆弱的生态环境下，这里的渔业不到20年就达到了顶峰，此后雪崩般下滑，虽然从1997年开始，政府实施封湖休渔政策，到2000年仍降到微不足道的10吨。

 

至于盗猎、挖虫草、采金造成的破坏，已是尽人皆知，无须赘述了。

 

可见，生态环境承受外来干扰的能力是有限的，一旦干扰接近这个限度，很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家畜数量给出了类似的提示，由于不同牲畜对草场的压力不同，业内用“羊单位”作为可比的统计单位。可惜笔者未能找到整个三江源地区的相关数据，只找到了治多县的数据，与图二相比，同样可辨识出建国后家畜数量3次大的波动。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与90年代中的峰值大体相似，达到峰值后都出现了快速的下行，似乎在暗示：这是生态容量的上限，也提示我们，人类的干扰已经触及了这个上限。

 

 

对比图一、图二，可以发现，牲畜存栏头数的增长滞后于人口的增长。景晖等给出的人均牲畜存栏数亦证实了这点（见图三）。

 

目前，人们在争论：三江源地区是否存在过牧？

 

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张继焦、玉树州三江源环境保护协会扎西多杰等完成的《气候变化对长江源地区的影响》的调查报告中发现：“无论是当地牧民，还是畜牧干部（如曲麻莱县畜牧局局长），都不认为当地存在着牛羊数量过多或过度放牧的问题。在200位当地受访人中，有85位（占42.50%）认为没有发生牛羊数量过多现象，有54位（占27.00%）认为牛羊数量过多问题并不严重。两者合计有139位（占69.50%）。”

 

“当地畜牧干部和牧民都一致认为，1985年大雪灾之前的牛羊数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此后就再也没有到达那个水平。最近一些年来，越来越多牧民的牛羊量不是在增加，而是在减少。”

 

从居民个体的视角，图三证实了他们的感受，从总体存量的视角，1979年之后存栏量就处于减少状态。然而从历史尺度的视角，自民国以来，三江源地区的人类活动明显加剧，早已不再是当年的“无人区”了。

 

青海省工程咨询中心和青海省环境研究科学设计院曾研究过三江源区的人口承载量，但被指对三江源区土地生产能力和经济发展潜力的预测过于悲观，估算的人口承载量过小、需要迁出的人口过多。

 

为此，景晖等换了一个研究思路，先根据历史数据和可能的发展空间，按偏于乐观的原则估计各产业的发展趋势，由此估算2020年与2030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再根据国家的小康计划，按青海的实情打些折扣，选定人均生产总值，由此从经济系统的容纳能力角度评估本地区的人口承载能力。同时，应用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开发的CPPS人口预测软件，以2000年人口普查数为基数，综合考虑城镇化、人口政策等因素，预测三江源区未来的总人口（景晖等《三江源区土地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量研究》，《青海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No.6，2005）。笔者将其结果汇总在表三中。依然得出“三江源区人口早已超载”的结论。

 

其实，景晖等的这项研究已经脱离了生态承载力的视角。可惜笔者没能找到从生态承载力角度研究三江源的论文。从载畜量增长滞后于人口增长且大幅度波动的事实看，生态系统已经表现得不堪重负。

 

在景晖等构思的三江源产业结构演变中，畜牧业份额将从2003年的41.96%降为2030年的7.87%；而除旅游业外的“其他第三产业”所占份额则从2003年的21.19%升至2030年的49.16%；到2030年，其他第三产业、建筑业和农畜产品加工业将占到82.83%的份额。这意味着三江源地区的社会将快速脱离游牧文明。事实上，

 

自进入民国以后，三江源地区的社会就在工商文明的压力下快速嬗变。

 

从文明嬗变的视角看，三江源地区正在经历急剧的变化。人类在三江源地区的活动可追溯到一万年前，经过如此长期的调适，才在这个生态极其脆弱的地方形成了得以持续生存的游牧文明。

 

高原草地由于气候、水土等地理条件的限制，单位面积产草量很少，这种环境只能供养有限的人口生存。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必须谨慎地处理自己与大自然的关系，小心地保护这脆弱的生态环境，否则必酿巨灾。因此，必须有某种社会机制，严格管理其成员的行为。

 

历史上，这种管理由双层机制完成。

 

制度层面：牧民们的养畜规模、冷暖季草场的放牧时限、轮牧转场的时间等都由部落统一部署，违者将受到部落习惯法的严惩。这种严苛的管理甚至有效制约了人口的增长。而这种整体管理机制是建立在草场的部落所有制的基础上。

 

精神层面：藏传佛教有一种自然的整体主义观点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视人类与其他生命一样，不过是生命轮回中的一环。传统上，每个藏族的村落和寺庙都有各自的神山圣湖，通常是附近的山峰、森林、湖泊和河流。现在，也只有在这些地方还容易观察到野生动物。对自然的保护性禁忌是一种非常自觉的行为，人们从内心认为必须如此，否则就会引起灾难。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指导人们行为的，不是工商文明中的个人经济理性，不是欲望，而是对“天国”的向往。

 

建国后经过不到10年的过渡，建立了草场归人民公社所有的制度。人民公社可以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组织转场和迁徙，并开展一定规模的草原建设，从而在制度上为管理好人类的行为、处理好与大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可能。然而，主导人民公社的人们深受农耕文明与工商文明的影响，视游牧文明为“落后”。

 

1959年4月青海省提出“牧区应以开荒为纲，开展大规模的垦荒运动”。玉树州委则提出“要把粮仓建立在巴颜喀拉山上”。在“以开荒为纲”的几年中，

 

三江源地区不适宜种植农作物的大片草原被开垦，这些优良草场在弃农还牧20多年后，植被仍不能恢复原状。采伐森林、挖中草药、渔猎等活动都在人民公社时期发展来。

 

人民公社时期后，工商文明成了这里的主导思想。不同于遏制欲望、崇敬自然的游牧文明，工商文明的核心理念是“祛魅”，是反对“禁欲主义”，是张扬个性的经济理性。

 

1982年春，果洛州甘德县率先在全县范围内实行了牧业包干到户责任制，1983年秋，中共青海省委发出《关于实行牧业包干到户责任制试行办法》，到1984年底，全省3100个牧业合作社中的89.5%的社实行了“草场公有、承包经营、牲畜作价、户有户养”的牧业生产责任制。在这种“草场公有、牲畜私有”的制度安排下，只有对个体欲望的激励机制，而无对整体利益负责的机制，出现了“过牧”、“抢牧”，草场纠纷频繁发生，导致了Hardin(1968)所谓的“公地悲剧”(Tragedy of Commons)。

 

1993年6月，青海省人民政府颁布《青海省草原承包办法》，不少州、县、乡提出“把草场承包工作作为加快牧区改革步伐的头等大事来抓”的口号。到2000年，草原承包工作已基本完成。以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为例，仅留出1.24%的公用草场，做牧道、饮水点、公共活动之用。形成了事实上的草场私有制。 草场私化有从根本上破坏了游牧的可能性，而这是人类在三江源脆弱的生态环境中生存的基础。牧户定居后，定居点和饮水区附近人畜活动频繁，在以户为单位划定的草场上，放牧半径极度缩小，牲畜吃踩频繁，造成草地超载和极度放牧，导致定居点和水源区周围往往成为草场退化、沙化最严重的地区，而牧民则陷于贫困之中。

 

中共青海省委党校马洪波在回顾这段历史经验时指出：

 

“历史经验表明，集体的力量以及由集体派生的制度的力量(康芒斯说，制度就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不仅维系着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和谐，而且在维护三江源地区十分脆弱的生态平衡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马洪波《三江源地区生态退化的新制度经济学解释》，《西藏研究》 2007年8月第3期）

 

然而，工商文明的核心精神是张扬个人的欲望与经济理性，那些看似基于技术考虑的政策选择，它的背后都是这种精神，无怪乎马洪波认为：

 

“三江源地区生态退化的根源是由于制度设计的偏颇，使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产生了偏差，从而整个社会陷入了个体理性导致整体非理性的‘囚徒困境’之中。”

 

三江源地区的政策选择，其背后本质上是文明的选择。人们在争论各种文明的“优劣”，其实评判“优劣”取决于评判者的立场，并无客观标准。由客观观察，我们只能看到各文明间“强势”与“弱势”的差异。在传统的中华社会中，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长期并存，胡焕庸线附近是两者混杂、交融、冲突的主场所，历史上看不到两者明显的强弱之别。工商文明入侵后，两者均沦为弱势文明，而强势的工商文明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就将脆弱的生态环境搞得百孔千疮，而且这种明显加速的破坏已显出失控的态势。

 

研究文化学的台湾学者林毓生，曾提出“比慢”的主张。在他看来，中国的文化是在几千年中建设起来的。其建既难，历时既长，要对如此庞大久远的文化体系作创造与转化，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为此，我们将怎么办呢？一个方法就是“比慢”。所谓“比慢”，是注重事物发展的量变，继而将量变演为质变；是一个一个问题的产生与解决，一个一个成果的收获与积累。长此下去，总有对中国文化的建设作出成绩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文明嬗变时，林毓生的“比慢”有助于我们克服浮躁与急功近利。一个半世纪的列强欺凌使我们得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判断，然而邓小平提出这个命题并非主张GDP挂帅，他说：“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要关注“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如何协调”等问题。邓小平关注的其实是整体的理性。

 

今天的“金融海啸”让我们看到了工商文明的社会内部，个体理性导致的整体非理性；三江源的现实则让我们看到了在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上，个体理性导致的整体非理性。西谚云：“上帝想让谁灭亡，必先使其疯狂。”莫非工商文明的强势背后其实是疯狂？工商文明推崇的理性其实是疯狂的理性？

 

现在，中华民族面对决定命运的选择：是在“接轨”、“融入”的喧嚣中走向灭亡，还是正视游牧文明、农耕文明数千年的集体生存经验，正视工商文明数百年的集体生存经验，正视中华民族自身在一个半世纪文明转型中的集体生存经验，探寻一种新的文明，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可能在维护可持续的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

 

《科学时报》 (2009-2-12 A2 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