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而言，大学是民族复兴的动力。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大概只能从蔡元培时期的北大算起，迄今只约为90年。这90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30年。
1916年蔡元培初掌北大后，该校迅速成为中国第一所国际名校，但中国大学总体水平很低。截至1928年，除北大及后起的东大（今南京大学）外，中国尚无优秀的综合性公立大学，而教会学校则相对强势，如圣约翰大学。
1928年北伐成功后，中国大学在较好的环境中获得了显著发展，出现了高水平的大学群。其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清华大学。该校经过惨淡经营，逐步形成了高水平的团队，在国内率先形成了优秀的学术空气，首创了大学研究院。
1929年该校理学院已成为国内遥遥领先的理学重镇（稍后文法学院也迅速崛起）。该系实行天才教育，1929~1937年间的53名毕业生中，近30位成为院士。该系还在国内首创了理论物理研究，为我国日后研制核弹奠定了主要的班底；其学子占日后“两弹一星”元勋的近半数。这种坚实的人才储备，使得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参与尖端技术的国际竞争成为可能。
在梅贻琦任内，该校实现了文、理、法、工、农五大学科的全盛。该校在短短几年间，先后完成了“入主流”、“上轨道”、“上水平”的跨越式发展。蒋廷黻在1930年年坚定地宣称：中国大学有望十年内赶上日本（包括东京大学），20年内超过对方。及至1934年，其在一系列关键指标上已跃居国内首位，建成了东亚顶尖、国际蜚声的研究型大学。
事实上，到1937年为止，中国已涌现了近30所高水平大学，而当时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也只有32所。其中我国的清华、北大和中央大学，已明显超过美国一般名校。尤其是清华，水平已与美国前20名大学基本相当，与日本最好的大学也没有质的差距。
此外，某些非私立院校或单科性大学也达到相当水准，如燕京大学享誉国际，协和医学院则已接近美国顶尖医学院的水准。可见，我国大学在抗战前短短几年间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使其中1/4的左右院校成为高水平大学。这种成长的进度、名校的比例，是异常罕见的。
应该注意的是，中国大学的发展绝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世界大学发展态势基本吻合的，尤其与当时勃兴的美国大学密切相关。同期的美国大学正在经历第二次高速发展期，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校突飞猛进。
尤其是加州理工成为后起之秀，掌校达18年的密立根使该校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到1920年代末，该校物理系超过芝加哥大学，成为全美最优秀的物理学重镇，美国本土最早的几位诺贝尔奖得主（均获物理奖）都出自该校。同时该系也成为中国头等物理学家的主要摇篮之一，内中中国物理学“四老”中的叶企孙、吴有训，以及周培源、赵忠尧、钱学森等，都是该系毕业生。就此而言，此时中国科技体系主要是在美国学术前沿的基础上来发展的，起点并不低。这是其跨越式发展的基点。
在第二个30年，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大学没能在此前基础上取得应有的发展，尤其是照搬苏联模式，与国际主流的办学思路相脱节；连续多年未能正常办学和招生，直接影响了我国大学的发展态势。此时，世界各国大学又迎来了一次新的黄金发展期，其中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普遍崛起，达到大学的全盛。当欧美等国乃至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大学迅猛成长之时，我国大学没能得到相应发展。这一关键机遇的错失，拉大了我国大学与一流大学的差距。
1978年，停顿多年的中国大学几乎从零开始，开始新一轮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努力。这一历程已逾30年，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较好的发展态势。尽管中国大学仍面临诸多困难，但自“985工程”实施10年以来，取得了长足进展。中国大学在一系列指标上都有较大发展，个别学科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前沿，但要在总体上达到国际水平仍显任重道远。办学规模巨型化和学科结构多元化，对以往顶尖大学的精英教育造成了极大挑战。这也是中国大学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瓶颈。不过，一批海外高端人才的陆续回国，则为中国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历史良机。
已有经验表明，每次全球性大学发展浪潮大约持续二三十年，它将促成一批新兴名校，同时也冲击老牌大学。但对当今大学而言，绝不止是“不进则退”，而是没有足够的发展速度就意味着退步。为争取低成本、高速度的成长，只能采取跨越式发展。为实现这一跨越，我们必须勇于借鉴一切先进经验，包括美国大学和民国大学的经验。
对中国大学而言，跨越式发展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可能的。内中尤其必需的是坚实的人才团队、优秀的研究环境和强固的现代大学制度。而今千年之交，各国大学又迎来了关键发展期，如果我们能在各方面有大改观的话，今后20年，我国大学将有望实现基本性突破。
《科学时报》 (2009-12-1 B1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