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设计学院院长张在元博士两年前患上罕见的神经元传导障碍，已经病危，然而武汉大学今年竟派员到他病床前宣布：终止其与武汉大学的聘用合同，停止提供医疗费和住房。已经不能言语、靠呼吸机维生的张在元在《新民周刊》记者面前，泪水沿着瘦削的面颊，静静淌下。
张在元保持着不变的姿势，平躺在病床上，头部仰起，盯着泛黄的天花板。这里是冬季的江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呼吸内科一间窄小的病房，墙体已呈斑驳之色。
此刻，他那双偏爱0.18毫米红环绘图笔、勾画过无数建筑图纸的双手，依然有着微微的温度，它们肿胀无力地垂在棉被外，失去了往昔光泽。
隔着烟波浩渺的东湖，张在元的病房与武汉大学北门那幢高高矗立的教1楼遥遥相望，不过，他已经不太可能回到那间位于15楼的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办公室了。
仪器上的曲线，机械地滚动。几根长长的导管，延续着张在元的生命，这些白色的导管，曾经让他极度痛楚，它们被吊挂起来，以一个倒置的“V”字形，一头插进他开胸后瘀青的气管，另一头连接床头的呼吸机。
两年多以来，这个59岁的男人，仿佛正在经历一场可怕的梦魇，“运动神经元病变”，这是护士台上的病例卡冰冷的记录，这种曾经袭击过霍金、在人群中极其罕见的病症，最痛苦的莫过于患者心智正常，但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位国际知名建筑师成为一个“渐冻人”，从下肢向上蔓延，渐渐地，他的全身都被“冻住”，进食完全依赖鼻饲管，无法言语。伴生症还有双肺感染。
但是，他的指甲与头发，被修剪得很整齐。这缘于妻子陈翠梅从未懈怠的细致护理。
“张老师很清醒，直到现在，他的思想都特别活跃”，陈翠梅执拗地坚持。所以，只要是跟“张老师”有关的事，陈翠梅总是不厌其烦地去征询他的意见。
他们结婚31年，“张老师”的嘴形、眨眼等面部神情表达的意思，陈翠梅能迅速“猜得出来”。
偶尔，有年轻的学生来探望张在元，他会咧开嘴，转动眼珠，嘴角上扬，露出微笑一般的神情。跟以前一样，他多么地喜欢跟年轻人呆在一块儿。来访者如果流露出伤感的神色，他也会跟着眼圈泛红，大量的泪水沿着瘦削的面颊，静静淌下。
“他们拿的是鲜花，送的是刀子”
两年多以前，这位享誉世界的建筑师未曾预料到，自己将以这样的方式困顿于江城一隅。
2009年4月30日，武汉大学人事部副部长杨峰、城市设计学院党委书记张龙根、校医院院长方世平与组织部共4位负责人，拿着一束鲜花，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张在元的病床前宣读了一份《终止聘任合同证明书》，宣布张在元不再是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教授。这也宣告，张在元在此日期后的医疗费用与有偿住房将可能无法获得武汉大学的保障。
“他们真的把文书念了一遍”，在听完那份突如其来的仅100余字的“宣读”后，躺在病床上的张在元脸憋得很红，努力地做出了一个嘴形，表达“谢谢”两个字。这一幕，陈翠梅永远不会忘记。
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武汉大学的4位相关部门负责人匆匆离开。
这个时候，大量的泪水忽然从张在元的眼角滚落，湮没于鬓角。
“张老师选择了保存一位老师的尊严和荣誉”，陈翠梅深知，丈夫个性很强，“一般不会流泪”，她尊重丈夫的选择。虽然她涌上心头的是，“他们拿的是鲜花，送的是刀子”。
武汉大学对待张在元此举，被一些人激烈地斥责为“卸磨杀驴”。继“高校贪腐案”之后，这所拥有117年历史的名校再一次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
在近日的公开说明中，武大称当时的张在元“意识清晰，情绪稳定，对此表示理解和接受”，陈翠梅难以接受这样的表述——“即便是照顾张老师很久的护工，有时也会不明白张老师的意思，他们怎么一来就能知道张老师是‘接受’了？！”
而武汉大学人事部副部长杨峰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武大“不存在解除张在元老师的聘用合同问题，而是4年合同期到期后跟张在元老师的劳动合同自然终止”。这位多次参与斡旋此事的武大人事部负责人坦言，他们已感受到外界的“压力”，同样感受到这种“压力”的还有武大城市设计学院领导班子。
对于张在元而言，绝症的到来并无太多征兆。
在陈翠梅的记忆中，大约从2007年6月开始，张在元开始感觉“左腿没有力量”，行动不便，但那时他“忙得连吃饭都没时间”，只能抽出零星的空档去医院做个检查，也并没有住院，“他依然在武大工作，常常加班到很晚”。
2007年10月底，随着病情的恶化，张在元住进了胭脂路附近的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2008年年初，他转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VIP病房，当年9月21日，他转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直至2009年1月，张在元又转入该院如今这间呼吸内科的病房。
张在元不同意上呼吸机，此前一段时间，都是陈翠梅亲手将氧气挤入他的气管，但后来情况危险，“他的气出不来，随时都有窒息的可能”，在开胸后，张在元只能每天躺在床上，细数时光流逝。
武大方面称，截至2009年10月，学校除补贴张在元16.5万元用于治疗外，还垫付了医疗费用68.6余万元。
陈翠梅向《新民周刊》记者证实，武汉大学确已付清了2009年1月张在元转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呼吸内科病房之前的医疗费，“一共不到50万元”。
武汉大学人事部副部长杨峰强调，“到目前为止，张在元老师在医院治疗的费用基本上全额都是学校来承担的，2009年1月以后的费用，还是学校在垫支”。
在2009年1月之后，陈翠梅收到医院的一摞“白条”，记者看到，截至11月20日，张在元的已用医疗费用高达436041.2元。陈翠梅并不清楚武大所谓的“垫支”是何意，而这笔医药费至今“还拖着”。因为“欠医院的账太多”，“以前每次都是我们离开原来的病房后，学校才交清医药费，所以医院常常对我讲：你们欠账”。从今年9月底以后，曾担任过多年部队医院药剂师的她开始自费为丈夫买氨基酸、肠道营养剂等药物。
“张在元老师是武大的一面旗帜”
如自传体小说《红环0.18》所言，张在元的人生经历是“不安分”的：出身湖北公安农门、17岁开始当描图员，放弃武大事业编制、不惑之年到东京大学求学，55岁时又重回武大……
人生兜兜转转，武大却始终是张在元生命中的重要驿站。“武汉所拥有的公司、工厂、哗众取宠的小区，在历史的长河中都是昙花一现。只有武汉大学在大浪淘沙的历史激流中，成为见证人类文化的中流砥柱”，他曾这样深情地表示。
1984年，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刘道玉将34岁的张在元从武汉城建学院调入武汉大学。当时，建筑系为工科院校之特色“专利”，武汉大学尚未设置工科，校方也有一种思想，认为综合大学不宜设建筑专业。但张在元才刚进入武大，便向刘道玉提出要在武大创立建筑系。
建筑大师赵祖望回忆，为了使在校师生知道什么是建筑学，张在元在学校办了一个建筑图片展览，并连夜制作一个用泡沫塑料制作的超大模型，向大家表明：这就是建筑！
但是，教育部的最后一关没有通过，自1985至1987年的连续三年申报均遭否决。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告诉张在元：武大想办建筑学系，除非有钱老的论证支持。
“为了使建筑系能成立，他在无资助的情况下多次来往武汉与北京之间，向教育部陈述……有时为赶时间，他买不起卧铺，连座位也有时没有，他就一直站到北京”，赵祖望称。
张在元进京，花了一周时间终于找到钱学森，钱学森爽快地答应了并亲笔写了5页纸的论证。1987年底，武汉大学终于成为全国综合类大学中第一所开办建筑学相关专业的高校，而武大建筑系即为武大城市设计学院之前身。
但在次年，基于种种原因，张在元离开武大，赴东京大学留学并师从国际著名建筑师Fumihiko Maki教授，1995年，他获得东京大学工学博士学位。两年之后，张在元出任香港大学研究员，并赴美开始他的博士后课题研究。
1999年，应广州市政府邀请，张在元来到广州主持“生物岛”总体概念性规划设计，并在这个城市度过了5年光阴。2001年，他在广州创办了自己的“喜马拉雅空间设计”公司并出任总建筑师。
2000年，四校合并组成新武大，原老武大、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的建筑学、城市规划、图学等专业合并组成新武大的城市设计学院(原名城市建设学院)。当时一度有传言称，由于缺乏核心学术领军人物，处于艰难磨合期的城市设计学院可能瓦解，学生亦可能被分流到其他院系。
时任武大校长的刘经南院士“三顾茅庐”，找到了主持“喜马拉雅空间设计”公司的张在元。2005年，张在元将他的人生规划定格在珞珈山麓这座“中国最美的大学”。
被聘为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教授、院长后，张在元提出，在武大，不领工资，不拿奖金。
重回武大的这个决定，张在元并没有跟妻子陈翠梅商量过，只是通报了一声，陈翠梅对丈夫的决定也并不意外，“他是真的没有领过武大一分钱。这些都能说明，他的心里是多么地热爱这个学校”。
到任后，张在元组织并创刊了城市设计学院院报《轮廓线》，还创办了每周一次的“同一地平线”学术讲座与“制高点”学术论坛。
2005年，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在与张在元签订的一份《聘任岗位工作目标及任务书》涉及，要“培养学生在国际最高等级设计竞赛中获最高设计赛奖”。这一条，张在元同样做到了。2005年，他指导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的4名学生，以“漂浮在母亲河上的生命”设计作品参加了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22届国际建筑师大学生设计竞赛，获得第一名UIA(国际建筑师联合会)金奖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奖”，这是国内大学首次在国际建筑界获此殊荣。
2006年7月至8月，张在元组织并策划了主题为“中国轮廓”的“远征国境线”科学考察活动，历时45天，由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建筑学院的118名师生组成了18支考察纵队踏上征途(其中3支纵队来自悉尼大学)，沿着中国国境线行程11万公里。
“如此系统地大规模地探索中国整个漫长地国境线上的各种城市、建筑、要塞、村落，在国内还是第一次”，张在元说。2006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央视根据大学生们拍摄的影像资料制作了七集电视专题片，引起强烈关注。
这项活动，张在元并未得到学校的资助，100多万元的经费，依靠他的募款。
2007年年底，刘经南院士到病房探望张在元时，对着陈翠梅说，“张在元老师是武大的一面旗帜”。
分歧
运动神经元病变发病多无明显起因。陈翠梅与陈四平至今依然相信，在2006年为“远征国境线”科考活动募款的途中发生的那次车祸，造成的剧烈震荡，几乎是“决定性的损伤”，也是张在元罹患绝症的诱因。
2005年由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与张在元三方签订的聘任合同，被陈四平干脆地形容为，是一份“粗糙的，漏洞百出的合同”。
武大方面称，张在元是武大“外聘的非全职教师”，其人事档案不在武大，亦不享受校内教职工住房及公费医疗等福利。
在该合同“工资福利待遇”的条款中，“甲方(武汉大学)为丙方(张在元)提供每月1万元的劳酬(包含养老、医疗、失业以及公伤等保险和公积金中单位承担部分，若因个人未投以上各保险和公积金所引起的后果均由丙方个人承担)”。
陈四平认为这是一则“多方面歧视性的条款”，张在元在武大承担了“高劳动强度的工作”，他的付出与回报差距太大，相较之下，与张在元同年进入武大的
学院与国际软件学院的院长年薪百万。
武大人事部介绍，2000年以来，全国高校普遍开展人事制度改革，引进“外脑”、“外专”成为各大高校提升教学水平，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手段。在这种背景下，武汉大学面向海内外为城市设计学院、
学院、国际软件学院、HOPE护理学院等学院聘用了知名专家担任院长，实行合同管理，其中全日制聘用专家的医疗保障基本上由学校承担，而另外一些非全日制聘用专家则根据合同约定，不由学校承担医疗等社会福利，由其全职单位承担。
武大人事部副部长杨峰强调，“还得实事求是看这个问题”，“因为2005年我们学校在发布招聘信息时就规定，不是招全职人员，而是招兼职人员。像张在元老师这种情况，他的全职在他的公司里，公司应该给他办社会保险，他在我们学校是一个兼职行为，我们只付劳酬，我们跟他本人签协议时还注明希望他自己承担社保，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原来的全职公司办社保的情况”。
而等到张在元病情严重以后，陈翠梅才发现，丈夫至今都没有医保，“他从来没有领过武大给他发放的每月1万元，武大也没有给他交过医保”，按照张在元的个性，他也没有时间与精力去钻研这个“看起来很复杂的医保体系”。
在“丙方的权利和义务”中，有一项是“丙方(张在元)在聘期内，丙方需在甲方(武汉大学)工作每年不少于120天”。
武汉大学城市规划学院一位院领导告诉《新民周刊》记者，2005年4月，张在元作为人才被武汉大学引进，学院就是希望张在元将他的国际视野与学术影响力带入武大，当时，学院的领导班子和不少老师都知道张在元在城市规划学院学院工作有“工作时间不少于120天”的规定，“张在元在武大的工作是兼职”。
而为何武大其他学院院长年薪百万元，而张在元的月薪只有1万元？“只能说，作为老武大建筑系人，张在元老师对于武大有着很深的感情”，这位学院领导称，张在元曾带的研究生已经分流至其他导师，“即便到了今天，学校也从来没有不给张老师治疗，我们学院也在竭力维护张老师的形象”。
这让陈翠梅很诧异，在她看来，2005年之后，张在元就将事业重心都放在了武大，而他的“喜马拉雅空间设计”公司，是“有项目才有钱，所以他在的时候还是很好”，但随着张在元病情的恶化，“群龙无首，项目接起来就困难了”，等到2008年年底左右，“公司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等于在做收尾的工作了”。
如今武大校方称，尽管张在元聘期4年，“实际只工作了不到1年时间”。对此，陈翠梅予以反驳。
2007年暑假，从美国回来陈翠梅陪同丈夫去北京治病，那时的张在元已经需要坐轮椅。当时，武大城市设计学院的专业教学大楼尚处改造中，在陈翠梅的记忆中，城市设计学院副教授兰兵还带着专业教学大楼的设计图纸，专程从武汉赶到北京张在元的病房。就像他平时做设计图追求完美那样，张在元不忽略每一个细节，小到桌椅的颜色与尺寸，他还提出，“教学大楼的指示牌不要做得像医院的牌子”。
张在元给这幢专业教学大楼起了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名字，“008空间站”。这幢被武大学子称为“绿楼”的楼宇，成为武大一个地标性建筑，阳光灿烂的午后，翠竹婆娑，内部雅致。
而那时的张在元，声音洪亮，在病房踏能扶着轮椅走一走。那一年，他还帮城市设计学院的一些领导润色过在学术会议上的发言稿。
等到2007年10月在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期间，张在元依然是忙碌的，病房里常常人来人往。让陈翠梅难忘的是，有一次张在元还发着烧，就有学生跑来请他修改申请书，“那时候，张老师一发烧病情就会加剧恶化，但他对学生总是来者不拒，所以还是口述修改意见，让学生在一边电脑录入”。
不仅如此，这个时期，以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教授、院长的身份，张在元依然在报端发表诸多文章，他撰写的《大城市让中国背上“大包袱”》，引发热议。
2008年伊始，张在元被武汉市政府增聘为政府参事。
张在元的聘任合同中援引了国家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见》及《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辞退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暂行规定》。张在元的法律代理人、陈翠梅的弟弟陈四平坚持，武汉大学方面在今年4月30日对张在元宣读的“终止聘任”违反了这两个法规，因为，前者规定，“患职业病以及现有医疗条件下难以治愈的严重疾病或者精神病的”，聘用单位不得解除聘用合同，后者规定，“患绝症、精神病及本专业职业病的”，单位不能辞退。
蹊跷
一些蹊跷的事情也在发生。张在元的法律代理人陈四平表示，该聘任合同原本应该是一式三份，但最后仅剩一份原件。陈翠梅回忆，去年8月，武大人事部一位负责人告诉她，“张在元老师的医疗费用按合同办，但校长很关心，我们为此开了会，出了红头文件，学校出80%，你们出20%”。
陈翠梅问张在元他的那份合同原件在哪，张在元回答，就在他办公室的抽屉里。于是陈翠梅让女儿去张在元的办公室找过合同原件，“张老师也没有他办公室的钥匙，是张龙根书记给我女儿给开的门，但是我女儿进去以后，找遍了，都没有看到合同”。
陈四平从武汉大学人事部复印属于武汉大学那份原件。记者看到的该聘任合同复印件显示，打印体的聘期“自2005年9月1日至2009年8月31日”，被手改为“2005年5月1日至2009年4月30日”，修改处盖有“武汉大学人事部人才工作办公室”公章。
陈四平指出，合同第五条第二款注明，要变更相关内容时，需经甲乙丙三方协商同意，但修改处并没有丙方张在元本人的签字，也没有代表乙方的武大城市设计学院党委书记张龙根的签字。
此外，在合同结尾处，张在元的签字日期为2005年9月1日，而张龙根签的日期却是2006年10月8日。
武大方面则否认了修改合同的说法。
陈四平告诉记者，按照张在元与武大签订的聘任合同约定的每月1万元的劳酬，截至今年4月30日，张在元的工资卡本金利息应该约有53万元。而武大给张在元发放的那张工资卡，“神秘失踪”。
陈翠梅强调，等她到了要交医药费的时候，才想起来那张工资卡，“之前从来没见过，张老师也不知道在哪里”。她曾为此去找过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相关领导，得到如下答复，“这张工资卡已经被学校冻结了，交张老师的医药费了”。
而武大城市设计学院的一位负责人近日对媒体称，张在元约50万工资卡支出中，“有5.1万余元是作为博士培养经费划出，剩下的40余万元支出包括了张的出书费用、医疗费用等，而且个人需支付一定比例的医疗费用符合事业单位医疗保险的相关规定”。
对此说法，陈翠梅表示自己闻所未闻，她从未拿到过相关明细账单，也不知这笔钱的去向，“这等于是侵犯我们的财产！”
对于武大校方提及，张在元本人及家属并未向学校提出续聘要求，“聘任合同到期自行终止”。陈翠梅感觉颇为委屈，过去两年多来，张在元的病情如同箭在弦上，她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管合同一事，这个过去连十来斤大米都拎不动的妇人，现在每天都要给身高1米75的丈夫翻三次身，然后是一整天忙忙碌碌的吸痰、按摩、擦身，连医生都惊叹不已。
她首选的是双方协调，“毕竟张老师对武大也有感情”，但陈四平向武大发出了两封法律代理函，“都没有回应，最后的办法就是诉诸法律了”。
“张在元教授是非常注意形象的一个人，现在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最受伤害的就是他”，武大城市设计学院一位老师对记者说。
11月20日，在张在元事件引发轩然大波的当口，武汉大学组织部发布启事，以30万元至100万元的年薪，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包括城市设计学院院长在内共3个学院的院长。
2009年11月23日，武汉大学校园，风景如画，城市设计学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院领导心情焦虑地告诉记者，城市设计学院已经两年多没有院长主持全院工作了，这对学院的发展造成的影响可想而知，“这次招聘就是从学院的发展上考虑的，这也是张在元教授一直以来的期望”。
“完美的理想主义者”
张在元在学生中很受欢迎，学生们从他身上能感受到他跳跃自身的环境限制、去做许多让常人觉得匪夷所思事情的勇气。这种勇气，被张在元的一些学生形容为“超越常人的执著”与突破常规。
陈四平感觉，张在元是“坐不住的人，喜欢满世界跑”，并且，张在元不屑于把时间用在处理那些琐碎的事情上，“他本质上是个书生，并不善于管理，他认为管理那些琐事就是在浪费他的学术时间”。这也包括，对他在中国高校体制内的福利待遇，张在元并不愿意花精力作计划周详的争取。
而在妻子陈翠梅看来，张在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理想主义者，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追求完美，他最重视的是精神追求”。她依然记得1988年他们决定去日本之前的一天，张在元中午就出门给女儿去买书，陈翠梅左等右等，到了深夜才看到他兴冲冲地提了两捆书回来，女儿一摞，他一摞。一问才知，当时从汉口回武昌的轮渡最便宜，要6分钱，张在元买完书，身上只剩3分钱，走到轮渡口才发现钱不够，又折返，步行回家。类似的事情常有发生。
应该说，1988年之后，在劳动合同关系上，张在元已与武大没有任何瓜葛。但张在元在武大建筑系教的第一届学生戚非子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即使在1988年底张在元离开武大后，“只要回国，他都要到武大建筑系找我们这些学生，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在学生中间无拘无束地交流，讲怎样参加国际竞赛、讲他在东京的留学生涯，如何每天只睡4个小时、还是精力充沛地和同事在寻找研究课题……因为他经常回武大，每次同学们知道消息后都像过节日一样兴奋”。
在戚非子的理解中，张在元“对武大建筑系的感情是一直延续的”，她也听说武大后面几届的学生也都见过他。
在戚非子的感受中，张在元对每个学生都是一样的热情，也从未格外优待哪个学生，“张教授是个很纯粹的学者，在他身上，看不到世故的东西，他可以称得上‘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心里想的永远都是中国的建筑如何走向世界，从不理会或计较自身的利益得失”。
毕业之后，戚非子对于选择职业有过迷惑，张在元告诉她：不管干什么， 你在一个地方干上10年，就会有收获——这让戚非子记忆犹新。
这位深信“城市是建筑的思考，大学是城市的哲学”的建筑师，曾经风度翩翩，挥斥方遒。而如今，59岁的他由于长时间躺卧病榻，肌肉萎缩，颧骨高凸，肚子却凹了下去，形成一个明显的“舟形”。
他并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得了这么重的病，陈翠梅说，张老师更愿意别人记住他健康时候的样子，他总是“尽量减少麻烦别人”。
“我坚信他能好起来，所以，我要付出常人不能有的努力”，在一个暗夜，陈翠梅悠悠地对记者感叹。她在丈夫的病床旁搭了个小床，日夜陪护，常常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这两年多来，她头发花白了不少，掉发厉害，出门时常常得戴顶帽子。
“你们究竟想要什么？”总有人问他们。
“我们只想要张老师有更好的医疗条件”，外界有关说她要“携张在元的钱跑路”的说辞，曾让陈翠梅深深困扰，但现在她终于决定不予理会，张在元的父亲与唯一的姐姐已经过世，只有在湖北公安农村年过九旬的老母亲，“我太知道，如果我的手一松开，他就没了”。
陈翠梅还记得，直至去年9月21日进入ICU病房之前，张在元都是“能坐着的”，可以听她读书，也能偶尔看看电视。那时，一切似乎还有希望。
她偶尔也会想想：如果她“多才多艺”的张老师没有得这么严重的病，一切又会怎样？
这个深夜的病房，张在元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睁着他的眼睛，安静得如同一个婴儿。在武大明确的“规矩”中，对中国高校僵硬的森严壁垒，他冷暖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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