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希望世界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只使一些点受益，我一直希望通过农业文化遗产的动态保护，能够使更多的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受益。做不到这一点，我认为这个项目是不成功的。”闵庆文说。
农业文化“申遗”为什么
从江农业文化摄影展现场
［科学时报 王卉报道］日前，在贵州从江县举行的一个表现从江地方农业文化风情的摄影展，不仅让一些外来参观者对这片土地生出更多流连忘返之情，也让很多本地人对自己的家园有了更多了解和自豪。
从江县位于贵州省东南部黔桂两省交界处，其中苗、侗、壮、瑶等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94%。
这一摄影展是民族文化保护和传统农业发展论坛的一个环节，该论坛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与从江县政府共同主办。
“摄影展是我们用联合国—西班牙千年发展目标基金项目经费支持做的，是活动的一部分。我认为这不仅对宣传从江的农业文化有益，而且对其他地区下一步在保护与发展过程中的行动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闵庆文表示。他直接负责中国的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工作。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苑利在论坛上的发言肯定了这一摄影展的丰富性：“我们在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时，不能只考虑农业生产技术，同时还要考虑到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各个方面，因为它们之间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从江县县长王之政表示，由于历史和地理因素，从江在保持原生态民族文化的同时，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也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保存。
联合国项目在从江县实施
闵庆文介绍，本次论坛得到了联合国—西班牙千年发展目标基金项目的支持，主要目的是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保护的自觉性，加强不同类型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交流与合作。
该项目由西班牙政府出资，联合国发展计划署负责实施。用于中国发展的项目内容之一即“文化与发展”，包括文化保护、旅游、手工业、妇女和儿童问题等。经过努力，从江县被列入项目。闵庆文和他的团队负责其中的从江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规划部分，同时，希望将从江县列为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之一。
计划开展的工作除了编制规划外，还要为从江县编制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的材料；通过培训和展示，提高人们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自觉性；通过小范围试点，提高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提高稻鱼（鸭）复合农作的效益，提高农民收入。他们计划在这里选择苗、侗、瑶、壮等不同民族的四个村寨开展工作。
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浙江省青田县龙现村的传统稻鱼共生系统，于2005年6月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之一。
闵庆文表示：“按计划，我们要在未来5年从中国推荐10个左右的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同时确定20个左右的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希望通过青田的试点，积累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的经验，向其他地方推广。”
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解释，农业文化遗产并非简单关乎过去，而是关乎人类未来的遗产。“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传统文化遗产的价值会有积极的帮助。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就越有保护的价值；越是传统的，就越是现代的，就越有保护的必要。我一直认为传统农业不等于落后农业。”闵庆文说。
为什么要保护多样性
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骆世明教授多年从事农业生态与生态农业研究，在前一天赶往从江县城的途中，在一个村庄遇到堵车，此时正好是侗族的“新米节”，他受邀去一户人家喝酒吃饭，感受到了这里的民族风情。
骆世明谈到，工业化农业已经给生物多样性带来很大威胁：农田开垦和连片种植后，自然植被减少，造成自然物种和天敌的减少；农药的使用影响了物种多样性，例如，授粉昆虫和其他授粉动物减少；化肥的使用造成环境污染，也引起农业生物多样性减少。
品种选育过程的遗传背景单一化，以及大面积推广条件对其他品种产生的排斥，也是造成农业物种减少的重要原因。1903年美国农业部记录的果树和蔬菜品种到1983年大部分都已消失，斯里兰卡的水稻品种在1959年有2000个，目前仅剩下不足100个，减少了95%。
畜禽品种也趋向单一化。从1970年后大约20年的时间，世界上有40%的畜禽品种已经消失。
单一化会带来什么问题呢？骆世明列举了世界历史上几起由于大面积单一种植带来的大面积作物病虫害的严重情况。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研究员刘金铜表示，因为遗传基因相同，病虫害的增加更易形成。在北方，实行小麦—玉米两熟制，在一两个县或大片区域内通常都是一个品种。而在从江县高增村、小黄村考察时，他发现这里一小块稻田有四个品种，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基因相似所引起的病害问题。
而现在对粮食产量有很大贡献的杂交稻，其部分基因就来自野生稻。
骆世明表示，有研究表明，一些传统品种种植100多年遗传因子都不变，能够适应不同的环境条件，但现在许多品种的适应范围很窄，这就是遗传多样性部分丧失造成的后果。有中国学者在Nature上发表的文章表明，对于水稻而言，不同遗传背景品种的间种，可以通过生物间的相互作用达到抗病目的，不需要施用农药。
骆世明表示，大片种植单一作物不好，但是太小也没有必要，所以要选择一个合适的镶嵌格局。“想推动农业多样性保护，就要推动技术上的改善，尤其是民众要接受，而且要建立相应的政策环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用生物多样性替代高碳手段，这是未来农业的一个发展方向。”骆世明说。
文化多样性也有重要价值。苑利举例说，文物局的人，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人，他们的社会责任就是为了社会的发展，一定要原汁原味地保存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各种文化基因，以便为今后农业、文化、艺术的发展留下更多的种源，保留更多的思路和方法。
之前，苑利参加了黔东南原生态艺术节，走了一周，他感到非常伤心：“在我看到的所有节目当中，70%已经不是原生态的了，已经对研究和传承这个民族文化的DNA没有任何价值了。”
苑利认为，民间有很多方式、方法要挖掘出来，保护下来，传承下去，用于现代农业发展。
苑利表示，对于农业文化遗产，除了强调农业生产知识外，还应关注农业生活知识，比如节日、仪式。这其中，一种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种是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谈到民族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模式问题和贵州民族文化遗产的特殊性时，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院院长但文红教授表示，全球化语义下的“发展”与“变迁”具有单一性，学习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不一定能够达到发达国家的状态。而“发展”也面临文化困境，“用一种文化的价值或认识去判断另一种文化的价值应该持审慎态度”。
不仅仅是减少甲烷排放
近年来，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生态系主任章家恩教授一直在研究稻鸭共作农业模式。
章家恩特别提到，稻鸭系统，除了捕虫、除草、防病、中耕、改善土壤肥力、改善群体环境功能、改变水稻形态和抗性功能等效益，还有一个好处是减少稻田甲烷的排放。章家恩说：“甲烷对全球变暖有很大的贡献，已经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现在，很多发达国家指责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稻田最多。但通过这一技术，可以降低甲烷的排放。这也可以为全球节能减排提供一个好的措施。”
章家恩介绍，稻田养鸭是中国传统农业的精华，但后来被日本引进并有所发展，他们的研究也比我们深入得多。现在我们又从日本把这套技术引回到中国来，近年在长江以南水稻田发展较快。
在水稻分布的地方，大多可以采用这种模式，而且现实情况也是如此。包括新疆和东北地区，都可以见到稻鸭系统。
“我们正在广东做这种模式，不用任何化肥农药。如果那里整个区域都用这种模式，就绝对没有水体污染，会逐渐改善周边人们的生活状况、生存环境。”章家恩说。
章家恩同时提请大家关注鸭稻共作发展中面对的问题：鸭稻系统并非十全十美，还有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比如鸭子对某些虫子的控制效果可以达到80%～90%，但对另一些虫子的控制效果最多只有50%的水平。“如果这个信息不公开，今年某个虫子不暴发，明年暴发以后，照样造成减产，农民就会怀疑这个模式了。”
技术问题还包括饲料问题，如果稻田的草虫不够鸭子吃，就需要补充饲料。而饲料又存在投入成本较大的问题，怎么克服，当前也没有解决。
此外，对于鸭稻共作的标准化问题，各地解读也不一样。章家恩表示，比如，一亩地到底放多少只鸭，没有标准化。当然，这也不一定要标准化，因为不同地方地理条件不一样，杂草资源、昆虫资源不一样。但什么时候放鸭，要不要施化肥农药，还有一个标准化的问题，“农民就希望有‘傻瓜’技术，也就是比较简单、规范化的技术。”
章家恩认为，产业化问题也有待推进，我国有很多储备技术，但没有大面积推广，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产业化。只有进行产业化运作、认证品牌，这个模式下生产的稻米和鸭子才会获得更高效益。
浙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胡益民近年来一直在研究稻田田鱼健康养殖新技术，他明确表态，要把技术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从江。
“这个产业现在有这么高的效益，我自己都预想不到。”胡益民是在2003年作为科技特派员下派到浙江青田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从事了稻田养鱼技术研究。当时，在青田县各级政府领导的支持和配合下，对青田的稻田养鱼推陈出新，创新了种养模式，使传统的稻田养殖业成为有更可观收益的新兴产业。
“这个产业的发展，有可能改变中国人的饮食结构。”胡益民对《科学时报》记者表示，“稻鱼共生系统生产的是绿色水产品，将有更多人可以吃到生态的、没有污染的鱼。”
申请农遗有什么用
世界农业文化遗产申报成功以后对地方经济有什么影响？会不会因为保护而对地方经济发展有一定限制？一些地方官员对此也有疑虑。
青田县农业局局长赵玉明表示：“成为世界农业文化遗产地是一种荣誉，申报成功之后青田等于取得了一张金名片，社会影响力会马上提高。”
闵庆文表示，目前为了申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各国、各地区争夺很激烈。对于世界农业文化遗产，联合国粮农组织目前以项目的形式启动，就是想积累保护和发展的经验，然后向更多地区推广。通过项目的实施，会开展各种形式的培训活动，着重于能力建设，同时需要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和承诺。
闵庆文表示，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最大的效益就是社会效益，“我相信，如果不是农业文化遗产项目，香港有线电视台不会去青田拍《稻鱼话丰年》的专题片，英国BBC也不会将青田作为‘Wild China’的拍摄地之一，香港《文汇报》也不会头版头条刊登《青田田鱼独步世界》的文章，《明报周刊》也不可能刊登《稻鱼共生》这样的封面文章，包括央视等媒体的关注，这些都不是青田花钱做广告得到的”。
闵庆文表示，如何利用品牌和社会效应，争取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也很重要。比如青田县在新农村建设等方面就对方山乡、龙现村给予了更多关注。
赵玉明说：“这个项目实际是政府拿钱，老百姓受益。”对此，闵庆文表示认同，他认为政府应当更多地关注打造品牌，提高社会影响，进行产品认证、基础设施建设，农民通过劳动受益，这样才更可持续。同时，他不希望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只使一些点受益，而是希望通过农业文化遗产的动态保护，使更多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受益。“做不到这一点，我认为这个项目是不成功的。”闵庆文说。
闵庆文表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跟自然保护区不一样。对自然保护区来说，为了保护生物需要将人迁走。而农业是需要人来实施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不能说对地方的发展没有限制和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发展理念和途径的问题。“有利有弊，但总体上来讲，绝对利大于弊。”闵庆文说。
“我觉得此次农业文化遗产申请对从江和贵州都是很难得的机会。”但文红表示，贵州省领导非常重视世界遗产申报，如果拿到这个品牌，就不仅仅是从江县，也是黔东南、贵州省的品牌。
但文红更为关注保护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她建议，对产业进行梳理，比如农业文化遗产能够带动哪些产业。“我们要以农业文化遗产为核心，看从江县的哪些产业梳理后能够变成一个大的项目，争取列入贵州省‘十二五’发展规划当中，这可以解决从江县的很多问题。”但文红说。
苑利表示：“申遗成功，知名度就会提高，会带来一系列效益。比如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产品肯定是绿色的，价钱自然提升。同时，如果地方文化又保存得相当好，可以吸引旅游者饮食、消费，加上原生态的歌舞表演、住宿，带来的效益就更大了。”
本身是“驴友”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静，已经被这里田鱼的美味和“绿色”所吸引，“朋友告诉我，黔东南太神奇，你们不要担心旅游的问题。但要注意不能开发过度，一定要尽可能地保护。在现在的基础上带动旅游等产业的发展，让当地农民得到好处。但千万不要改造成城市那样”。
胡益民表示，尽管他的相对高产的养殖模式得到了很多地方的认可，“但是反过来，政府应该提醒农民不要盲目追求经济效益，对产量的追求不能无止境”。
闵庆文表示，现阶段候选点的工作以稻作为主，主要是贵州从江的稻田养鱼、养鸭，云南红河的哈尼稻作梯田，江西万年的稻米文化等，明后年将向北方旱区、草原区甚至林区延伸。
关于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的选择，闵庆文强调：“要有一定的历史长度，比如至少在100年以上；要有重要价值，不仅仅是文物考古价值，更重要的是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价值，具有国际示范价值和对人类未来发展的价值；地方上要有积极性，因为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地方的参与，如果没有地方政府支持，只靠专家是根本不行的。目前，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探索一种多方参与、利益共享的可持续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机制。”
章家恩同时建议，要争取得到国家相关部委的支持，建立一个补偿机制，就像生态补偿一样，以便对传统农业文化进行保护。
《科学时报》 (2009-11-20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