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出任美国科学院院长职务时，我逐渐相信：人类未来的成功取决于在任何层面的决定上学会使用科学工具，包括对工作对象的客观证据的收集，并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和因果关系。因此，美国国家科学院反复提出这样的问题：“如何使教育成为一门科学”，或者“如何使可持续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如果要开发一个坚实的知识平台来解决这些关键问题，则需要利用最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为了让研究更加有效，科学家们需要与其领域之外的社会各方面建立更深刻的关系。

 

在我出任科学院院长的最初几个月里，一次难忘的经历是参加一个研究美国城市暴力问题的论坛，论坛的参与者包括社会学家、行为专家、法律执行机构、市长等。来自各方的观点和见解在会场中形成了一个令人兴奋、极富创造性和合作的气氛，并产生了明达而有成效的结果。许多科学家发现，他们不但因此建立了有助于提高其未来研究的新联系，同时又让自己的发现更加有益于社会。从这以后，我反复见证了杰出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合作所产生的创新，他们用科学的方法解决了重要的问题。

 

我再举一个最近发生的事例。曾有一个时期，美国国家科学院面临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研究总是支持创新以及医学、农业和交通领域水平的提高，却不管教育呢？科学院因此组织了两个专门委员会来解决这个问题，委员会成员由工业界、学术界、政府和教育界的领袖组成。结果形成了一个名为“教育研究战略伙伴关系”非赢利机构，（我是这个机构的董事会主席）。该机构是一个为期3年的实验性项目，我们将校区当做是研究的“试验地”，第一批的两个校区分别位于波士顿和旧金山。

 

在这些校区试验地，杰出的科学家与校区的工作人员和教师携手合作，解决所在校区提出的一系列挑战性问题。研究在真正的课堂里进行，探讨共同提出的干涉方法的效果。结果发现，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可以带回家的方法，当科学家们参与实际问题的解决时，每个人都会受益。

 

还有不少这类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先例。我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办公室位于新建的密逊湾校区，在那里，生物技术公司的大楼如雨后春笋般蔓延。我们的绝大多数教员都希望通过这种近邻关系建立许多互相促进的协同关系。1976年，当生物技术工业兴起时，我正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当时所有的观点都认为：大学生物学教授涉足私人机构是不恰当的，而且绝大多数人也认为这样做是浪费时间。但是，当我们的学生在当地的生物技术公司找到工作时，他们在文化迥异的工业界和学术界之间搭起一座真正有效的桥梁。他们成为将大学实验室成果转化为产品的真正代理人，创建了一种全新的合作方式，大学基础研究因此受益。当初，我们曾担心这种合作会分散研究人员的精力、降低他们的学术产出，如今，事实证明，这种关系提高了发现的进程。

 

以此类推，为了在学术界和其他重要机构间建立起牢固和持久的合作关系，我们一部分最好的学生需要离开科学界，成为校区的课程专家、州政府办公室的政策分析专家，等等。这些人将搭建起一座座新桥梁，让科学能够影响到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因此，我们创建支持这种职业转型的新项目，鼓励科学家们这样做。

 

（王丹红／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