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上，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随后又强调是“第一生产力”，解放了科技人员禁锢已久的思想，全社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央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加强基础研究的政策与措施。

 

1984年开始实施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用当时十分有限的资源，稳定支持少数高水平基础研究队伍。1986年，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基础科学前沿创新活动；同年，设立863计划，支持高技术研究。1991年，组织实施“攀登计划”，支持以探索和认识自然界客观规律为目的的研究工作和瞄准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研究工作。1997年，组织实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支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中的重大关键科学问题研究。1998年，以中国科学院为试点，组织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对科研机构的体制、运行机制、管理模式、评价体系等方面进行大幅度改革，以期建立国际先进水平的国家科研机构；同年，决定在 “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实施985工程，重点支持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2006年，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纲要规划（2006-2020年）》，强调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同时确定设立重大科学研究计划。2008年3月，科技部和财政部决定设立国家重点实验室专项，高强度、稳定地支持以国家重点实验室为载体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团队。此间，国家还设立了国家最高奖和自然科学奖等科学技术奖励制度，恢复了院士制度、博士研究生制度、博士后研究制度，设立了多项青年人才基金和计划，科学数据共享工程、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等。我国还先后建设原子能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合肥同步辐射加速器等一批重大基础科学研究设施。这些政府措施，为我国基础研究活动提供了重要保障。

 

 

我国科学家曾经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由于历史原因，总体而言，科学研究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相当大的差距。经过30年的发展，对于差距是拉大了还是缩小了，有不同的看法。论文产出及水平和影响、国际交流活跃程度、国际重要科学奖励获奖情况、对高技术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等均是评估的依据。尽管评价很难量化，但对有关科学数据库进行客观分析，可以得到有参考价值的结果。在各类数据库中，最能反映基础研究状况的是Thompson科学公司建立的科学引文索引（SCI）数据库。结合该数据库和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各学科领域或各国的学科发展趋势进行宏观分析，在国际上已为越来越多的政府组织和科学团体采用。但要强调的是，分析结果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水平排序，它是相对的和动态的，而且主要反映学术发展，难以体现基础研究对行业技术进步的贡献。

 

SCI数据库收录的我国历史科学文献很少。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科技工作者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被SCI收录的论文数保持高速增长，大约每5年翻一番。90年代中期以后连续超过一些传统科技大国，2006年跃升进入仅次于美国之后的第二方阵，与英、德、日相当。对中国学者论文数量迅速的扩张，国内外学者大都始料不及。

 

与此同时，我国学者发表论文质量也显著提高，高水平论文开始频频出现在Science、Nature及其系列刊物和各个学科顶级刊物上。各著名学术刊物的主编很看好这种势头，近几年也纷纷来我国考察。

 

显然，单单数论文数量、或只讲杂志的影响因子、或只讲引用次数都是不够的。这三项指标因学科领域不同又很大差异。最近，科技文献研究人员采用Thompson科学公司推荐的文献计量学方法（目前国际上比较通用的方法），将近14年的数据分成重叠的三个10年段，（1994-2003，1996-2005和1998-2007），依据ESI（基本科学指标）每年12月发布的各国19个主要学科的10年SCI论文和引文、高被引论文和引文，以及热点论文和引文等六项指标进行多因子分析。结果发现，我国绝大多数学科的学术影响力都有显著进步，国际总体排位从1994-2003年的第15位、1996-2005年的第12位、进步达到1998-2007年的第8位。该方法综合考虑了论文的数量、质量和被同行关注程度，而且以十年时间为统计尺度，避免了某一个年度的偶然性，结果应该比较合理。

 

过去30年，在数、理、化、天、地、生等经典学科内涵大大拓展的同时，出现大量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在学科部署方面我国基本跟上了国际发展趋势，并且整体上在不断进步。

 

在纯理论研究方面（如纯数学、理论物理、粒子物理、天文学等），我国学者保持与国际同行密切交流合作的传统。有学者认为，这方面的投入产出比较高。外国学者似乎也看好我们这一块。2007年，美国卡弗里基金会选择在中国注资成立两个卡弗里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卡弗里理论物理研究所及北京大学卡弗里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支持最基础和前沿的理论探索研究。在材料科学方面，我国科学家围绕材料发展和需求中的关键问题，在纳米材料、信息功能材料、超导材料、新能源材料等方面做出了一大批高水平工作（例如介电体超晶格材料、碳纳米管制备方法等），在国际产生了影响，同时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在量子调控研究方面，我国学者在量子科学理论和实践方面有杰出表现，尤其是量子纠缠理论，连续产出国际领先的成果，为未来长程量子保密通讯奠定了基础。在热核聚变研究方面，由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世界上第一个全超导非圆截面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于2006年实现首轮物理放电，在国际聚变能领域获得高度评价。文献计量学分析表明，1994-2003年，我国除材料科学外，数学、物理、化学3个基础学科领域都处在第8位之后，1998-2007年，物理学进入第7位，数学、化学和材料科学都进入第4位。

 

地学领域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曾经以地理学和地质学为主的传统地学，已经发展为地球系统科学。如今，地球科学的任务是研究地球系统各圈层（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日地空间等）的过程与变化及其相互作用。我国科学家在地球科学诸多领域有建树，如陆相生油理论与实践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近数十年又涌现大批高水平成果，例如，青藏高原隆起对气候、环境及成矿的影响、古气候和古环境研究、全球气候变化及区域响应、生态学研究、澄江和热河古生物群、地球深部科学钻探，遥感、地球空间环境等。文献计量学分析表明，1994-2003年、1996-2005年和1998-2007年，我国地球科学的总体处在第20位、10位和6位，进步显著。相比较而言，地球科学在Science、Nature等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较多，其中古生物学更为突出。

 

传统的生物学也逐渐演变为现代生物科学或 ，包括生物学、农学和医学、生态学等以及它们之间或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尽管我国曾经取得过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这样的瞩目成果，但根据文献计量分析，1994-2003年，我国生物科学总体上处在第23位，其中动物学、植物学、微生物学等位次较靠前，反映我国科学家在传统学科方面长期的积累。1998-2007年，生物科学整体进入18位，其中分子遗传学和细胞生物学的一些领域进步显著，更加靠前，显现近些年来在新兴生物学方面部署的成长势头。生物科学发展相对滞后，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文革十年，我国科学事业几乎全面停顿，而此期间正值国际上基于DNA模型的分子生物学和基因操纵技术连续出现重大突破，发展迅猛，当“文革”结束，我国恢复正常科研秩序时，各学科当中与国际上差距拉得最大的就是生物科学。二是发达国家对生物科学保持了近半个世纪的高强度投入，所发表的国际论文数超过总数的50%，如，美国联邦政府多年来对生物科学投入强度接近R&D的50%，这是我国难以办到的。最近这些年，中国科学家奋力追赶，取得了众多瞩目的成就，例如各种植物新基因的发现和转基因植物、育种、动物克隆、重大疾病的机理研究及药物创新，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蛋白质结构与功能，脑科学与神经科学等。特别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我国生物科学领域涌现不少杰出人才，伴随“海外兵团”的加盟和回归，研究条件的显著改善，正在形成后发优势。

 

文献计量学分析还表明，其他学科领域也体现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如，从第1个十年段到第3个十年段，我国工程技术科学从第10位进入到第5位，计算机 从第17位进入到第6位，环境科学和空间科学均从从第20位进入到第19位。

 

科学研究要为国家目标服务各国的共识。我国973计划实施10年，引导大批科学家转向关注国家需求。如今，基础研究活动已经广泛融入农业、能源、资源环境、人口健康、材料、信息、交通、制造、航空航天等国民经济发展领域，解决了大批科学问题，促进了我国农业技术、信息技术、材料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制造技术、环境技术、能源技术、空间技术等的发展。一些成果已经体现其重大应用价值。例如：化学复合驱采油法经大庆油田试验表明可提高采收率19%以上，将成为大庆油田今后提高石油采收率的主题接替技术；天然气高效成藏理论及评价方法对我国天然气资源的发现做出重大贡献；海相成油理论的发展为我国油气资源行业发展中长期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科学支撑；重油高效转化与优化利用已经获得大规模应用；高强度钢（超级钢）将推动钢铁行业产品更新换代；水硬铝石型框反浮选理论和技术解决了我国低品位铝资源品味低、难冶炼问题，将使我国铝资源的经济利用保证由10年提高到60年；双轴拉伸流动稳定性理论实现了聚烯烃材料高速拉伸，大大提高了石化行业的竞争力；新成矿理论和探矿方法标出了一系列大矿和大型矿集区的靶区；气候变化的系列研究成果为我国掌握气候变化规律及影响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对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发病机制及药物的研究使该白血病成为第一个可治愈的成人白血病；已经发现了一大批针对一些重大疾病的先导化合物和生物药物；分子生物学方法和转基因技术已经广泛用于分子育种，等等。这些基础研究成果正在引领行业技术进步，促进我国GDP向价值链上端转移，并为解决能源、资源、环境等瓶颈问题和保障粮食和健康奠定了重要的科学基础。而这些基础研究成就难以体现在SCI论文分析报告中。

 

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提升基础研究水平的重要渠道。我国学者所发表的国际论文，大约23%属于国际合作。此外，还积极地参加了许多重大国际科学合作项目，如欧洲核子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国际热核聚变试验堆、探测宇宙反物质的　-磁谱仪、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国际反质子与离子加速器、大洋观测网络、大陆科学钻探、大洋钻探等。近年来还开创了一些以我为主的基础研究国际合作，如西藏羊八井宇宙射线观测站（中、意、日）、大亚湾中微子试验等（中、美、俄等6国）。

 

我国学者在获得重要国际奖励、国际组织和国际刊物任职方面一直是薄弱环节。近年来，这种情况已有所改善。例如，过去两年中，我国又有32位科学家荣获了各种国际奖励，20人当选为国际重要科学组织主要负责人，69人次当选为重要学术组织或其他国家科学院的院士（会士）。众多的学者担任各国际刊物的编委，其中包括首次出任Science编委。

 

总体而言，过去30年，我国基础研究获得长足发展，并进入了跃升期，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少数领域已经处于国际前列。人才队伍建设、基地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都有很大的进步，将大幅度提升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

 

 

我国基础研究持续快速发展，也留下一些遗憾：自然科学一等奖常常空缺，诺贝尔科学奖至今无缘，尚未充分体现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等。这些现象值得认真思考。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经费长期投入不足。虽然我国科技年投入总量已经位于世界靠前，但人均值和占GDP的比例都很低。我国研发总支出占GDP的比例长期低于1%，近年虽逐渐增加到接近1.5%，仍低于OECD国家（>2.5%），而且其中大多用来发展实用技术，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多年来仅为R&D经费的5%左右，远低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约20%以上）。德国政府对专门从事基础研究的马普学会研究所的政策是，一流的条件、一流的人才，一流的成就。足够的投入显然应该是高水平基础研究根本的保证。

 

创新环境亟待改善。基础研究事业需要大批智慧敏锐、献身科学的优质人才。我国虽然已经拥有全球最多的科技人力资源，但长期的应试教育、普遍存在的论文数量导向和一些社会上的物质诱惑，不利于创新人才成长。加上科技资源分散，不可避免地导致科研人员多头申请经费、重复地接受各种检查、评估，加重了浮躁情绪，较少有人能够潜下心来做探索性强、风险高、周期长的研究课题。媒体经常在提问，中国为何无缘问鼎诺贝尔科学奖？我认为，珠穆朗玛峰只能出现在喜马拉雅山高原，不可能出现在平原；诺贝尔科学奖、菲尔兹奖等科学明珠只会产生于人才高地、科学沃土。加强创新环境建设并经过长期研究积累，我国原始性的顶尖科学成果定会层出不穷。

 

各创新单元功能趋同。1980年代科技拨款制度改革以后，在科技界普遍引入了竞争机制，形成活跃的科研局面。但随后这些年，由于缺乏宏观调控和稳定支持，科技界各创新单元分工趋于模糊，功能趋同，竞争加剧，有时甚至有些无序。为此，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协调。

 

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有待加强。核心竞争力源于大量原始性创新及其技术进步。近代科技和经济史研究表明，历次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伴随着强国更替。一国的科学研究持续繁荣多年之后，通常导致其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的大幅提升，周期约为50-60年。对此，我们有坚定的信心和足够的耐心。

 

 

十七大报告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和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摆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突出位置。基础研究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其在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作用。

 

今年早些时候，胡锦涛同志在看望钱学森和吴文俊两位科学前辈时深刻指出：“基础研究是科技进步的先导，是自主创新的源泉。只有以深入的基础研究作后盾，才能不断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增强国家发展的后劲。”，并明确提出要增加投入、重视人才、创造环境。如同我国经济发展过程，当前我国的科学研究产出也正处在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的转型阶段，通过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采用合理的评价办法，提供持续稳定的经费支持等手段，我国基础研究事业一定能够引领和支撑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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