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卡恩表示，世界范围内的食品价格上涨如同金融市场危机一样，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是国际社会首次将粮食危机与金融危机摆在同一个位置上并列。此前1月份，在这份与花旗、MMC保险公司、瑞士再保险、沃顿商学院危机中心和苏黎世金融服务集团合作撰写的《2008年世界危机报告》中，粮食安全还被列在仅次于系统性金融危机的位置。

 

整个2007年到2008年，关于粮食是一种战略物资还是获利商品的讨论，在世界各国进行。随着国际粮价一年内超过50%的增长，粮食安全的幽灵，在阔别数年之后，重新回到世界的上空。

 

世界粮食计划署行政总监希兰（JosetteSheeran）预测，粮食危机最终席卷全球，更形容这是一场“超级风暴”。

 

 

南美洲。潘帕斯草原，这里是地球最大的粮仓之一，这里有肥沃的土地、充足的面包、肥美的牛羊，但现在这里已经不再属于全球——阿根廷人为了保证国内供应，政府宣布考虑再次提高大豆、玉米、小麦的出口关税。在它的邻国，世界第一大牛肉出口国巴西，牛肉价格涨幅创下5年之最。

 

非洲。埃及，传统的大米主要出口国，正式禁止将大米销往海外。而非洲60%以上的国家，如尼日尔、阿富汗等正在为粮食问题绞尽脑汁。

 

欧洲。曾是世界传统的粮食净出口地区，正在变成粮食进口区。2007年下半年以来，欧盟已经从世界各国进口了520万吨粮食，为了找到尽可能多的粮食并储备起来，欧盟已经决定在2008年6月之前，暂时取消粮食进口税。

 

亚洲。全球第一大粮食出口国泰国，稻米供应锐减，价格暴涨。作为全球基准的泰国大米报价达到每吨760美元，比3月26日每吨580美元的报价提高了30%左右，达到历史高点。印度，这个10多年来一直保持粮食自给，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评为解决粮食自给问题的“模范生”，也在2007年从澳大利亚进口300万吨小麦，并在2008年初即宣布，将继续进口小麦，以提高缓冲库存、平抑国内粮价。全球第二大出口国越南也实行了类似限制规定。

 

有报道指出，当前全球的大米库存到达1976年以来的最低点，全球大麦库存将降至42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油籽库存预计减少22%。

 

上个月，标准普尔和荷兰国际集团（ING）则不约而同地发布了各自最新的评级报告：“粮食短缺的情况很严重，目前的谷物库存水平已经跌到了24年来的最低点。”国际集团在报告中说。

 

 

长期关注粮食问题的学者程亚文认为，造成这一轮国际粮价飙升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世界一些重要产粮国如澳大利亚等因气候干旱粮食显著减产；二是美国和欧洲国家将大量粮食作物用于生物原料生产，增加了粮食的非食品性消费；三是不少原先可以粮食自给的国家，如今也加入了粮食进口国的行列。这使去年世界粮食市场出现“僧多粥少”的局面。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将粮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世界粮食供需形势的变化。粮食生产因气候干旱而减产，同时需求方面出现了新的增长点而大幅增加，“致使全球粮食库存降到197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也发布报告指出，目前全球范围内的粮食价格高居不下是气候变化、需求增长和投机商大量投资期货市场行为造成的。从去年开始，美元在世界范围内的走软也使很多在美国金融市场的投资都转入其他市场，“首先是投资石油和矿产，紧接着投机者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期货市场，大豆、小麦和稻米都是他们的投资对象，而这种迅速大规模的购买粮食不是靠增加一些产量就可以满足的”。

 

 

在世界粮价剧烈的冲击波中，中国似乎成为波澜不惊的一方“静土”。

 

国际市场上，小麦价格飞涨112％，玉米猛增47％；相比之下，中国2007年粮价涨幅仅为10％，稻米、小麦等大宗粮食价格相对稳定，变化不明显，涨幅较大的玉米和大豆，也仅仅上涨了15％和25％。（据国家统计局1月数据）

 

关于中国粮食涨价的原因各方说法不一。粮食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贵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指出：我们正处于粮价的上升周期。

 

从世界范围看，从1961、1963年～2001、2003这40年周期内，国际粮食的真实价格（剔除了通货膨胀等因素后）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下跌过程。其中1996年世界范围内曾出现过一次粮食危机，当时英国人不得不花一英镑买一片面包，全球粮食库存下跌，粮价上涨，1996年五六月份时，玉米、小麦价格分别上涨九成和五成，之后出现下跌，今天又进入一个快速上升的通道。

 

中国粮价在改革开放30年间经历了三个运行周期。1996年粮价达到阶段性高峰，相对供大于求，同期产量、库存大量增加；此后数年内，中国粮食产量在1998年达到峰值，粮价几年持续下降，世纪之交在低谷徘徊；直到2003年才开始发生阶段性转折，市场粮价开始反弹，目前粮价仍处于本轮周期上涨通道，但上涨比较平稳。

 

中国粮价与粮食产量相关性明显。从1994年到1998年，中国连续5年丰收，粮食产量连续超过5亿吨，人均350公斤，其中1998年为5.12亿吨，人均411公斤，中国已经做到粮食基本自给，丰年有余，粮价下跌至低谷徘徊。1999年以来，产量连续减少，不能满足当年消费，导致库存连续大幅下降。由此出现了第二次大滑坡，使中国人均粮食拥有量又退后整整一个台阶：2003年人均粮食拥有量降为333公斤，仅相当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水平。2003年中国粮食库存基本不足当年消费量的30%，处于197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比过去30年59.4%的平均水平约低一半，此时，粮价开始反弹。在此关头，自2004年至2007年，中央连续发出4个“一号文件”，连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被免除，中国的粮食生产实现了自1985年以来首次连续4年增产，2007年粮食生产过1万亿斤。但是，在国内粮食生产到历史最好水平的同时，粮食与食品价格却出现了出人意料的持续且快速上涨，进而再度引发人们对粮食安全的担忧。

 

李成贵认为，中国目前的粮食真实价格相对1996年的阶段性峰值并不算高。同时，粮价与其他产品价格一样，属于“结构性上涨”。分析粮食价格的结构性组成，从具体数据看，大豆涨幅最大，中国作为最重要的大豆净进口国，过去一年多，国际大豆价格飙升已经传导为国内价格大幅上升。然而就小麦、玉米、大米主要谷物而言，中国是净出口国，并且净出口数量增长仍比较有限，国际价格飙升影响较小，涨幅较弱。

 

此轮上涨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在于民众对粮食涨价的心理预期。“中国粮价并没有国际涨幅那么多，但为什么涨价？民众的心理预期对此影响很大。粮食是需求弹性小的产品，价格受消费者心理因素影响大；黄金等市场需求弹性大的产品价格，受心理预期影响小。在粮食问题上，民众的心理因素甚至可以左右粮价。去年以来，由于国际粮价大幅飙升、政府的关注、媒体的渲染，强化了公众对粮价上涨的预期。这是粮价上涨中不可忽视的因素。”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句中国人的老话，在全球粮价暴涨的今天，是中国人自信与从容的写照。国务院总理温家宝4月5日至6日到河北考察农业和春耕生产时强调，中国的粮食储备是充裕的；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

 

温家宝特别指出，中国粮食储备充裕，国家现有1.5亿吨到2亿吨的储备粮，比世界平均储备水平多一倍。3月31日温总理指出，中国大米库存量达到4000万到5000万吨，能自给自足；而全球大米市场供应量，不及中国大米供应量的一成。他强调，中国连续4年粮食丰收，去年产量超过1万亿斤，今年只要不发生大的自然灾害，还能保持粮食生产基本稳定。

 

国家粮食局局长聂振邦也认为，目前中国的粮食库存和市场供应都很充裕，短期内不会出现所谓的粮食危机，在没有特殊情况的条件下，今年也不会动用中央储备粮。根据种植意向调查，和2007年的15.9亿亩相比，中国今年的粮食播种面积至少不会出现减少情况。

 

基础数据显示，目前中国进口的农产品主要集中在大豆、植物油等少数几个品种上，水稻、玉米、小麦这些主食的自给率达到95%以上。2007年，中国粮食净出口量达到700万吨。李国祥指出：“中国农村，农民人均存粮大约是500公斤，这个数字相当于两年的消费量。”

 

李成贵对此持相同观点，他认为中国没有出现“粮荒”，对于中国粮食现状，我们“有乐观的理由”。

 

第一，中国粮食供给能力仍有提高的空间。李成贵指出，粮食产量来自于播种面积和单产。“播种面积比较复杂。”李成贵说，一方面土地资源越来越少是个不争的事实，18亿亩耕地红线在迫近，工业、城市用地在扩张；但另一方面，中国有许多后备耕地资源可供开发利用。如新疆拥有4000多万亩后备耕地资源尚未开发，其中伊犁河谷的500万亩土地较为优质、开发难度小。除了这些处女地，通过对建设用地的合理规划和整理，也还能够释放出一定量的土地，减少耕地非农使用的压力。“土地资源一方面是保护耕地，一方面节约、规划、整理建设用地，减少耕地非农使用的压力，同时开发后备耕地资源，耕地面积上没必要过度悲观。”李成贵说。

 

关于单产，李成贵认为仍然有提升的潜力。基础设施建设在不断完善。中央十分重视粮食核心产区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今年的1号文件仍将农业问题摆在首位，并且今年的提法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央财政在春耕来临之际增加投入几十亿元人民币，用于与粮食生产直接相关的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上。另外，粮种的不断改良，“测土配方”等先进科技手段的推广，“中国粮食单产还是有提高潜力的”。

 

第二，“国内供给量即使不够，进口一些也是可以接受的”。李成贵认为，增加紧缺资源性产品的进口，是符合国家利益的。“进口粮食，就是进口水、土地等资源。中国没有那么多地、那么多水，为什么一定要自己生产？我们应当从国家利益最大化角度进行战略思考”。

 

中国正在以牢固的根基抵御这场风暴。

 

 

中国人对粮食问题的认识有着历史积淀的沉重感，即使最微小的起伏也会触动社会从上到下的神经。

 

对于国家而言，“粮食是最大的政治武器，粮食消费没有替代品。每个人每天都离不开粮食。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经济安全中的基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说，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的末期往往都是食不果腹、民不聊生的时候。从古至今，粮食短缺总是困扰着国家的政局与社会的稳定。

 

在经济学家看来，“粮食安全”很可能是一个伪命题。按照经济学原理，将粮食视为完全竞争的商品，市场之手可以发挥充分的调节功能：一旦粮食供应出现短缺、价格上涨，必然会刺激农业生产、产量提高、供应增加、库存充足、粮价下降，长期来看，市场终究恢复平衡。

 

但是经济学理论对全球各大粮仓的“限制出口令”毫无办法。“有钱也未必买得到粮了”。

 

江涌认为，世界粮食虽然已不安全，但是尚未达到危机的程度。当前的粮食紧张形势源于高粮价导致的恐慌，而非粮食短缺。2000~2006年粮食持续减产，粮价自2006年下半年持续上涨，不断突破历史高位，国际市场一片恐慌。各国为保障本国粮食供应及控制通胀，纷纷出台限制出口、鼓励进口的关税措施。世界粮食库存已降至新低，仅能满足54天全球消费。但是，衡量粮食安全的储存——消费比率2006/2007年度为20.7%，预计2007/2008年度为19.2%，均高于18%的安全警戒线。

 

对于中国粮食面临的形势，江涌认为，目前我国粮食连续4年增产，国内市场粮食充盈，但长期看，粮价高涨及因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口粮和饲料量的需求增长刚性，我国粮食形势不容乐观。

 

“一些研究表明，中国正达到一个临界点，即目前粮食产量的增长并不能带来粮价的下跌，除非产量能有大幅增长，否则当地的食品需求将无法得到满足，食品价格也将不可避免地大幅上涨。”

 

 

李成贵认为，市场是维系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在粮食安全上，市场经常失灵。因为粮食是一种特殊商品，既是一般消费品，也是工业原料，还是金融商品，同时还是战略物资。因为是战略物资，尤其要确保弱势群体、贫困阶层等特殊人群的需要，所以粮食还是某种意义上的公共产品，不能完全由市场来提供。

 

在对粮价的调控上，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应合理配合。“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控应掌握好时机和力度。”李成贵说，“政府调控的目的是维持市场、价格的稳定，在价格大起大落时，像熨衣服一样，熨平这个价格。但是时机和力度不合适的话，结果实际上是在加大波动。因此，选择好的时机、力度和方式，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题。”

 

联合国粮农组织对粮食安全的定义是，“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买得到又买得起所需要的基本食品”。参照这个定义，要确保粮食安全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确保粮食总产量足够供应；稳定粮食价格，让人们买得起所需食物；保证粮食到消费者手中的畅通渠道。

 

江涌认为，各国一般将生产足够数量的粮食视作保障粮食安全的首要任务。或藏粮于地，实施耕地保护计划，减缓耕地萎缩；或增粮于技，依赖农业技术的研发及推广提高单产；或注重节水灌溉，通过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来克服缺水农业危机，或激励种粮，中国政府陆续出台十项措施促进粮食生产，再次提高最低收购价、提高农业补贴等。

 

李成贵的观点是，运输问题是现在中国粮食问题的瓶颈。“东北粮是一个难题。”李成贵对《科学时报》表示，“中国2003年的粮价上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东北粮食运不出来。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大粮仓，东北粮食铁路运输很紧张，没有那么多车皮。”

 

“这次粮价上涨与铁路运输也有关系，东北粮难出山海关。”李成贵颇有感慨，“别看现在全国粮价都在涨，东北的粮价却在跌！东北的粮食交易十分冷清。”他认为，正是由于中国缺乏完备的运输流通体系，造成了中国粮食市场一体化程度低，“东边日出西边雨”，不利于整个中国粮食安全体系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