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上次对谈的末尾留了个引子，说是从“西医遇上中医”的角度出发，或许会对中西医争论问题产生别样的分析。这是个十分有趣的角度，因为在参与讨论的人当中鲜有采取逆向思维的，所以我们不妨从这个逆向的角度再谈谈中西医问题。

 

回想甲午海战之前，西医进入中国是步步为营、小心翼翼的。它也曾遭遇强大的中医传统与民间医疗文化的排斥，但这种排斥不同于19世纪末之后的情形，它更类似于两种文化碰撞时产生的条件反射，中西医在国人心中的位置显然是前者更为重要。但是，西医究竟是如何走过这段历程，采取怎样的策略，最终成功地获得了优越地位，并使得中国人开始怀疑中医存在的合理性的呢？或许，深入到历史深处，我们能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窥探西医进入中国的策略之一二，以期逐渐消除西医优越论的迷思。

 

■在我想来，近代西方医学的入传，就像历史上曾经的西方医术所经历的过程一样，传来有效就用，只不过会遇到一些新的障碍。比如打针，从清人的笔记中看，时人对西医针筒的理解就如同中医的金针一样。《浪迹丛谈》里面有一则记载讲到了当时的天主教堂中有教友生病时，不用寻常的治疗手法，一定是其教中人来施以针灸，作者特为记了一笔“妇女亦裸体受治”。由此来看，所谓的针灸，指的就是西医的注射治疗。在屁股上扎针，一定会在礼教风化面前遇到阻碍，这可能就是西医行于中国所碰到的难题。但此外大多表现出的是中医和西方医术共同相处的局面。

 

但从你所说的来看，近代西医入传，其间经历了不少坎坷，这倒是我没有关注过的。

 

□你说的那段记载我没看过，不过我想其中提及的“针灸”应是用中国人熟悉的医学词汇来表达西医的这一临床治疗方法，西医的注射治疗和中医的针灸显然不是一回事。

 

西医入传，坎坷肯定是有的。你提到教堂，使我想到近代传教医学的种种故事，这其中清末教案便可为一例。当时，社会谣言四起，包括采生折割、诬传教士刨挖坟茔、教堂紧闭疑云等，都或多或少与传教医学的陌生治疗方式有关。其中，关于“采生折割”的谣言最为盛行，它的原意大约是指“捕杀生人，折割其肢体，取五官脏腑等用以合药敛财或祭拜鬼魂的罪恶行为”。可想而知，这么个单是听起来就让人毛骨悚然、恶心翻胃的词，一旦与传教医学的教堂治疗空间和西医的解剖治疗方式联系在一起，会产生怎样的社会效应？在这种形势下，还能有多少人放心地将自己的亲人送进那紧闭的教堂，接受基督教的身体治疗呢？

 

《再造“病人”》一书曾对这段历史作过专门研究，认为“采生折割”谣言的传布是中国士绅、官府及民众有意无意合谋的结果。我很同意这一观点，但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一谣言背后的“话语”建构机制及其与中医传统的潜在关系。毕竟，这直接关乎身体的健康与完整，涉及身体治疗的环境与方式，更触及到对身体的传统定义与伦理规训。

 

■紫河车、指甲、人中黄等等都是清人司空见惯的取自于人体的中药材料，将生物体合药或者作为献祭的牺牲也是清人生活中的内容，以这样熟稔的内容来解释解剖学或者说西医的手术治疗，对于受体，一定是恐怖之极的。士绅、官府及民众有意无意的合谋，也许主要的原因是出于恐惧，对陌生人的恐惧，对陌生文化的恐惧，以及出于恐惧的想象。

 

“采生折割”倒让我想到了奠定人体解剖学基础的维萨留斯，当初是偷偷从绞刑架下搞来解剖用的尸体，制作人体标本。19世纪的时候，还有通过谋杀获得新鲜的尸体出卖给解剖学家的案件，这似乎才比较接近“采生折割”。从中世纪基督教认为解剖人体是对上帝的亵渎到19世纪定立解剖学法规的过程，足以说明人体解剖学的产生本身是冲击伦理教化、回环曲折的。至于西医，比如教堂手术如何才能克服文化传播带给它的附加内容，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反观历史上曾经入传的那些西方医术，比如印度的金针拔障、揩齿、咒禁，汉文化对它们的感情色彩大多是正面的，唐代还在太医署里面设立了咒禁科，不过它们并没有占据医疗的主导地位，这是与近代西医入传有区别的。当然今天我们仍旧可以选择看中医或者西医，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看西医时，我们通常以医院的好坏为最先选择，选择中医时，则指名道姓地找某位医生。

 

□你说现代人看西医往往以医院的好坏作为选择标准，我觉得这恰恰说明了现代人对西医治疗空间的熟悉和接受。在古代，中国人往往习惯于在家庭空间内接受医生看病开方，并且有亲人始终陪护左右。教会医学要消除中国人“采生折割”的恐惧想象，必须采取一定的策略，这其中就包括治疗行为的公开化，以缓释中国人对陌生空间的恐惧。话说回来，这些是西医试图进入中国传统医疗文化的具体策略；宏观一点来看，西方教会医学对自己的定位在于给中国人“治病”，治疗“身体”上的病和“灵魂”上的病。如果说，中国民众建构和传播“采生折割”这一特殊“话语”是为对传统中国身体观念的捍卫；教会医学“治病”话语则隐含了对中国人身体和灵魂处于“疾病”状态的建构和塑造。你知道，再晚一些时候，“东亚病夫”的说法便公开在各种话语空间中频频出现，它同样是西医和西方文化采取的一种隐喻策略，暗示着中国人的疾病和软弱。这个时候，身体就是政治。霍元甲民族英雄的身份，恰恰源自于他用身体和武术证明了中国人是强大而不可欺辱的。这种“强大而不可欺辱”既是指身体，更是指整个民族。

 

然而，如同我在上一次对谈中提到的，20世纪初西方先进的军事武器与科学技术所展示的高度优越性，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军事与政治失败，导致了民族心理的巨大变化。民族救亡而不再是自信的心态占据了思想界的主流，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决心引入德、赛二位先生。而被认为是以赛先生为靠山的西医，此时已不用再如早期那般费心费力地去采取种种麻烦的策略了。就连鲁迅先生都说过：“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身体”、“疾病”、“医学”和“政治”、“民族”、“国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话语空间下，就这么关联在了一起，西医进入中国医疗文化的道路也逐渐宽阔了起来。

 

■由此看来所隐含的问题是，突如其来的西医治疗方法怎样才能被另一种医疗体系接受，两种医学根基不同并且后面的那种医学理论早已深入人心。在这些案例中反映出来的是，对加在医学之上的文化附加值的态度，往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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