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总住了好长时间医院，已报病危。这老爷子太好了，我们真希望他尽快好起来！老人家可是国宝，是二院的财富。”前一段见了面，罗晨明总是心情沉重地和记者念叨这件事。罗晨明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宣传处长，和陈德仁非亲非故。 

良好的心愿没能挽留住陈老。我国弹道导弹控制技术奠基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德仁于2007年12月21日12时在北京逝世。 

12月25日遗体告别当日，一位刚刚成功完成发射任务的航天老总来到陈家灵堂，跪倒在遗像前，郑重地叩了三个头，一句送行的话发自肺腑：“学生没有给您丢脸。”

 

12月27日，在某航天研究所，68岁的研究员、副主任设计师邱玉鎕刚动完手术出院两天，还不能坐，就执意赶来接受采访。他说，“就是站着也要来说说，陈老总是个好人、好领导。”

 

在陈家，22岁的孙女陈心雅泪流不止，她说，“以前从不知道爷爷有这些贡献，最近陆续听到和爷爷一起并肩奋战的老同事谈起爷爷，震动很大。奶奶鼓励我‘要像爷爷那样正直、勤劳、踏踏实实地做人’，我会更加坚定自己要走的路，一步一个脚印，认真生活。”

 

出于国防安全的需要，陈德仁隐姓埋名了半个世纪。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只能从尘封的岁月中获得零星历史片段时，那平凡中蕴含的伟大依旧感人不已。

 

 

我国导弹研究是上世纪50年代末从液体导弹起步的。

 

没有更多的资料，没有更多的图纸，只是仿制过一枚近程液体弹道导弹，这就是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研制中近程液体弹道导弹时的状况。

 

当时陈德仁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第一设计部理论研究室（一室），领导着一群没有学过导弹的年轻人，白手起家，“杀出一条血路”，成功解决了中近程液体弹道导弹控制技术的难题，开创并奠定了我国弹道导弹控制技术的理论基础。

 

2008年1月16日，在陈德仁早期工作过的某航天研究所，73岁的研究员林金和71岁的研究员崔鑫水回忆了当年在陈德仁领导下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

 

上世纪50年代末，前苏联曾帮助我国仿制了一枚近程弹道导弹。此后，前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了专家。从此，我国进入蹒跚学步的自行设计阶段，试制中近程弹道导弹失利。如何从失利绝境中“杀（出）血路”，就成了一室全体成员的口号和心事。

 

冥思苦想、集思广益，成为当时“杀出血路”的法宝。每周的理论研讨会充分发扬科学民主，面对黑板上的方案和公式，人人争得面红耳赤。“就你们一室嗓门大”成了当时的流行语。导弹控制技术的无数个为什么，成了一室的热门话题，“每人脑子里都装着几个问题带回家”。

 

时任五院院长的钱学森事务繁忙，平时难得来所里，但在这个“杀出血路”的关键时期，一室的理论研讨会他常常到场，倾听、指导。

 

作为弹道导弹控制系统理论研究领域的具体决策者，陈德仁组织营造了畅所欲言、各得其所的学术氛围，倡导了化繁为简的理论研究方法，建立了严格的三级审签制度，从而加速了理论创新进程。从基本概念、研制理论到计算方法，陈德仁都要带领大家反复推敲，再经过编程计算、仿真验证，脚踏实地的创新成果由此产生。

 

陈德仁主持奠定的理论基础经受住了一连串实践的检验：距失利不到半年左右的时间，我国自主创新的中近程液体弹道导弹发射成功；此后连续好几发试验，发发报捷；理论影响一直延伸到后续的中程、中远程、远程液体弹道导弹控制系统的研制中，一直延伸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

 

在研究的日日夜夜里，留下了很多关于陈德仁的故事。

 

比如“割尾巴”。我国最初仿制的液体弹道导弹横向由无线电控制，为军事应用带来很大不便，成为拖累导弹的“尾巴”。当时有关主管领导提出要割掉这个“尾巴”。

 

这也是个高精尖的课题。但是由于陈德仁的远见卓识，一室早已有了理论储备，二室也做了实施的技术储备。要求提出后不到一年，科研团队就拿出了理论结合实际的、成功的全惯性方案。50年过去了，陈德仁当年说的话，一位老专家记忆犹新：“搞理论研究、方案设计，就像大厨师做菜，要按照菜谱早备原料，这样，到时候要什么，才能及时拿出色香味俱全的好菜。”

 

又如“制导”一词的确定。当时，对这个弹道导弹控制专业的基本概念，没有人能说得很清楚，国外资料也仅提到了“关机”的内涵。这位老专家清楚地记得，是陈德仁首先用“关机”和“导引”两个方程，完整地描述了制导的内涵，成为本专业一直沿用至今的标准解释。

 

陈德仁不仅领导奠定了我国弹道导弹控制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弹道导弹控制领域的人才。两位老专家说：“陈主任的言传身教和他领导奠定的弹道导弹控制理论基础，影响了我国导弹控制技术研究几代人。”

 

 

作为我国液体弹道导弹事业的开创者之一，陈德仁和祖国的弹道导弹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即使在“文革”期间武斗最激烈的日子里，研制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乃至陷于停顿时，他仍然坚持绕开武斗现场去上班。有时，下班后回到家中一声叹气，一句自语：“今天办公室一个人都没来上班”，流露出心中的担忧与无奈。

 

上世纪60年代末期，我国第一个固体弹道导弹工程——固体潜地战略武器工程启动，陈德仁积极响应祖国召唤，毅然离开了条件较好的液体导弹研制有关负责岗位，着手组建新的队伍和机构，投身固体弹道导弹的开创工作。

 

没有资料，没有图纸，没有仿制样品。国内整体科研技术条件薄弱，国外进行严密的技术封锁，这一最尖端的科技项目几乎从零起步，难度之大超出想象。加之“文革”动乱，使研制愈发举步维艰。

 

1969年的一天晚上，陈德仁仰望明月，对身边的家人意味深长地说：“你看看月亮，和以前不一样了——有人登月了，是美国人。”简练的语言后面，涌动着对“文革”动乱的痛心和惋惜，对发展我国航天事业的焦急和期盼。

 

那时，既缺乏有经验的设计骨干，又缺乏试验、测试设备及实验室。陈德仁想尽了办法：一方面四处奔走，争取优惠政策和实际支持；一方面动员职工自己动手。没有实验室用电源，就找来人家不用的；没有电源原理图，就自己实地测绘；没有综合实验室，就修旧利废，甚至做土坯自建起第二个综合实验室……就这样，步履艰难地走完初样阶段，又在试样生产的门槛外一绊就是3年多。

 

1978年，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该工程也突破徘徊不前的初样阶段，开始起飞。陈德仁高兴得彻夜难眠。

 

白天，研究院里人人苦干，晚上，科研楼中灯火通明。没有加班费，没有夜宵，为了火箭早日升空，大家自觉加班，甚至通宵达旦。每天晚上，都要指导员到每个办公室催促下班，大伙儿才依依不舍地放下工作。

 

就这样，试样生产、生产准备齐头并进，陆上和海上的多种状态发射试验相继进行。

 

1982年10月某日，一发新型号潜艇水下试射导弹似蛟龙出海，呼啸着，跃出碧波，直冲云霄……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是一次期盼已久的成功，从此揭开了我国固体燃料火箭技术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

 

这一成功令世界震动。法新社说：“中国在技术上取得了惊人的突破，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水下发射能力的国家。”地球上70%的面积是海洋，如果有了能在海底任意游弋的潜艇上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战略意义非同寻常。外电评论：“中国军队从此具备了二次核打击能力！”

 

陈德仁先后作为我国第一代水下发射固体燃料火箭副总设计师和总设计师，针对固体推进和水下发射等特点和难点，主持并指导解决了导弹控制系统遇到的一系列关键性技术难题。他生前一再强调：“我国潜射弹道导弹是几代科研设计人员智慧和心血的结晶，是无数人卧薪尝胆20余年努力的结果！”

 

从液体导弹到固体导弹，陈德仁作为奠基人之一，倾注了全部心血；从水下固体导弹，到陆上固体导弹，见证了陈德仁无尽的智慧和辛劳。某型号总指挥杨树诚回忆说，老一代奠基人开创了我国固体弹道导弹事业，他们既是我国第一代水下潜艇固体导弹事业奠基人，也是我国第一代陆上机动发射固体导弹事业奠基人，为现在研制的各种导弹型号，从技术路线、技术资料到队伍建设、科研作风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陈德仁有福将之称，主要源于以下两件事。

 

第一件：1966年12月，正是“文革”中大字报铺天盖地之时，陈德仁肩负巨大压力去某地进行某导弹试射。如果失败，在当时那种氛围下，后果不堪想象。但结果却出奇地成功。

 

第二件：1985年，某型号连续三发试射都失利。陈德仁临危受命，接任该型号总设计师。在1988年该型号第二次试射时，又给了人们惊喜：两发两中。

 

“福”从何来？

 

谈起1982年那次发射成功的经验，陈德仁说，第一就是团结协作。他引用了该型号总设计师黄纬禄在总体协调工作中提出的四条原则来说明成功原因：“有问题共同商量，有困难共同克服，有余量共同掌握，有风险共同承担。”

 

杨树诚说，陈老总工作协调上非常和谐。在他担任第一副总设计师时，带头贯彻实行“四个共同”；在他接任总设计师时，继承和发扬光大了这四条原则。

 

领导者的人格力量形成巨大的感召力，培育了良好的团结协作氛围，奠定了“福”字的根基。

 

第二应归功于陈德仁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

 

在三个不同的采访地点，人们众口一词地说：陈老总工作非常细致，技术上要求非常严格。原二院研究员、主任设计师韩金堆说，研制中，每天晚上陈老总要一个系统一个系统地听汇报，子系统很多，每个方案都仔细问到、反复推敲，有时听到夜里两点，然后再作决策，非常累，但多少年他始终一丝不苟。夫人徐瑞芝说，他常常睡到半夜突然起来，把所思所得记到本子上。

 

“跨行不要轻易表态，一定要听听这个行业主任设计师的话。”陈德仁这样强调。对于探索中说不清楚的问题，常常几十个人争论得面红耳赤。陈德仁默默听着，有的当场拍板，有的暂时休会，深入调查后再下结论。跟了陈德仁20多年的秘书严华说，他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心中有底才肯罢休。

 

在陈德仁的记忆中，几十年前一次试射的失利是一面永远的镜子——导弹在飞行了69秒后，像一只断线风筝扭摆着坠落了……事后成立了以陈德仁为首的控制系统故障分析小组，终于查清了飞行失败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组织攻关，随后的三发试验连获成功。尽管这是事业初期蹒跚学步时可以原谅的失利，却使他发扬更严、更慎、更细、更实的科研作风近半个世纪。

 

陈德仁细到什么程度？严华说：“让他审稿可麻烦了。他从头改到尾，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杨树诚说：“全系统公认‘陈总当评审组长，文章得好好弄。’”有人说，常常改得让作者汗都出来了，尝到了“汗颜”的滋味。连其子陈明宣都知道，父亲抠数据特别有名。他曾听人说：“就怕你爸问技术问题，跟‘拷问’差不多。”

 

第三，甘于寂寞。

 

“他们的名字不能见报，文章不能发表，也不能出国交流访问。无名无利，但是他们无怨无悔，乐在其中。也许正因为守得住寂寞，心无旁骛，才能成为福将。”陈明宣若有所思地说。

 

伟大来自平凡。团结协作，严、慎、细、实，甘于寂寞，这些凡人小事蕴涵了伟大的人格，孕育了辉煌的成功。

 

 

陈老80岁时，同事们捧着80朵玫瑰花送到家里，为他庆寿。玫瑰花无言，但众口皆碑。

 

“陈老总很重视技术人才培养。”邱玉鎕说：“我们进了新人，都请他来给年轻人讲话。所里研究生评审，也都请他当主审评委。他是院士，完全可以推掉这份苦差事。但二十多年来，他都是有求必应。评审的文章都一字字地仔细看过，问题、意见一一标出，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大家受益匪浅。”陈明宣说，“父亲很爱才，让他最兴奋的是‘某某特别有才华，跟某某讨论能学到东西’，‘某某年轻人是个好苗子，有见地、有创新。’”

 

陈德仁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有一副热心肠。68岁的韩金堆回忆，1965年他参加工作时，粮油肉凭票供应，粮食每人每月只有30斤左右。陈德仁买到西瓜，主动拿到单位请大家吃。“听到有人说‘老韩个子高，吃不饱’，陈老总一次就给了我5斤粮票，怕我不收，他说‘我家里粮票多，吃不了’。”韩金堆至今还不知道，陈德仁一家只有三口，那时儿子还小，粮食定量比成人少得多，家中粮票也很紧张。研究员左大良说，上世纪70年代时电视机刚开始进入家庭，陈老总家里买了一台，“清晨遇到，他招呼我‘晚上带小孩来我家看电视’。”邱玉鎕说，“陈老总74岁去四川开会时，还和大家一起坐大巴。10年前，他因防治脑血栓吃阿斯匹林引起胃出血，住院时我们去看他，他主动向我介绍教训，提醒我也注意。”和陈德仁一起出差的年轻人，有的说吃过他请吃的饭，有的说抽过他的烟，有的说和他一起掰过手腕。

 

陈德仁严于律己，生活节俭。韩金堆回忆，他从不大手大脚，出差总要选择省钱的最佳路线。严华说，他不知道享受，吃饭从不浪费。“文革”中军装是最革命、最时尚的服装，家有军装的年轻人几乎必穿。陈德仁见到儿子穿起家里的旧军装，只轻轻说了一句：“你有本事穿你自己的！”儿子从此脱下，再没穿过。夫人为照顾他调到他时任所长的某研究所，她本是财经学院企管专业毕业，但为避嫌，却放弃专业去了后勤部门工作，最后才到研究室。

 

“接触父亲的人都说，陈老总是个好人。”陈明宣似有所悟地说，“在所有的光环褪去之后，这也许是最好的评价。”

 

 

“父亲究竟作出过什么贡献，他在家里严守保密规定，从不多讲。”陈明宣说，“只知道他总是以笨鸟自许。他说自己禀赋不高，不过是个先飞、勤飞、尽力奋飞的笨鸟。”

 

陈德仁1922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4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交大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在该校电机系读书的19岁的陈德仁不愿做亡国奴，毅然离开上海，历尽艰辛，从上海走到重庆，进入重庆新建的交大苦读，靠着勤奋每年考取前三名，获得奖学金，才完成学业，194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

 

1956年钱学森回国，次年，一批优秀的年轻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为了祖国的生存和强大，投入到国防尖端武器、战略导弹的研制之中。毛泽东主席下定决心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陈毅元帅也曾发出誓言：当了裤子也要把中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

 

陈德仁负责的控制系统是弹道导弹最关键的部分。他未曾留过学，为了能够阅读国外有关科研资料，更好地完成这个光荣任务，在遭受国外封锁的特殊环境下，他硬是靠蚂蚁啃硬骨头的精神，捧着大词典一点点攻下了一门又一门外语，竟然达英、日、德、俄四门之多，这使他负责的型号试制更加得心应手。他为此自嘲：“没法子，这都是逼出来的！”

 

陈德仁的自讨苦吃还表现在编书上。在办公室里，杨树诚搬出了一摞陈德仁主持编写的固体弹道导弹丛书，暗红色的封面已有些陈旧，却是主人最珍贵的书籍之一，放在书柜里最方便拿取的地方。杨树诚说，“我曾多次参加编委会工作。编书时陈老总已经退休，身体不好，但非常认真，中午有时就吃盒饭，吃完也不休息，书中的每个数据他都要一一核对，实在太累了！他主持编辑的这14本书，是这个行业的宝贵财富，至今发挥着很大的指导作用。”

 

“父亲并没有特别出众的禀赋。是旧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辱的状况激励着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心、使命感推动着他，为了科学救国、科技报国，甘愿付出更多的投入和牺牲。”这是陈明宣对父亲以“笨鸟”自许的解读。

 

 

陈德仁酷爱音乐。建国初期，他在北京一安下家，就买了一个留声机，西方古典名曲伴随他度过了半个世纪。

 

陈德仁常听的有激昂的贝多芬《命运交响曲》、舒缓的德沃夏克《自新大陆》、优雅的舒伯特小夜曲等。《命运交响曲》抒发了挫折与奋进的争斗，演绎了命运在敲门和人类对命运的抗争，使他不断汲取着奋进的力量；《自新大陆》柔和、舒缓而又深情，为他缓解紧张工作所带来的疲劳……这些音乐打动着他，滋养着他，是他声气相通的好友。

 

兴之所至，他会亲自操琴演奏家乡名曲《二泉映月》，沉醉在那从心灵深处流淌出的如泣如诉的乡音中，充满沧桑感的曲调饱含了对家乡的情，对祖国的爱。

 

陈德仁还喜欢旅游，喜欢大自然，喜欢祖国的名胜古迹，喜欢打太极拳……喜欢小孩。每次出门遛弯他都要抓一把糖，送给路上见到的认识和不认识的孩子们。而孩子们一见他也会跑过来，“老爷爷”“陈爷爷”“工程师爷爷”的叫声响成一片。

 

陈德仁同样关爱家人。前不久他病情日重，病魔的摧残使每个看望他的人都不忍目睹，但他不吭一声，还对回京看望的儿子说：“让我出院吧，只有你妈妈在家，我出院还可以帮帮她。”严华曾亲眼看到他在家里帮助做家务。孙女小时，他把她搂在怀里，给她讲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讲时事，讲古典音乐，这时便是家中最温馨的时刻。他希望孙女学理，但不愿孙女感到任何压力，只是慈爱地对孙女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孙女眼里，他是个慈爱、真诚、和蔼、热爱生活的老人。

 

“父亲的爱好很广泛，”陈明宣说，“但工作是他最大的精神寄托。工作忙了，其他爱好就都放弃了。”

 

一位功成名就的航天老总来陈德仁家里探望时十分感慨地说，“陈老总从没为家里提过任何要求，一辈子没向组织上张过口。”

 

事实还不止如此。上世纪60年代末期，我国固体潜地战略武器工程启动时，陈德仁为了工作，把家从住房宽敞清静的永定路迁到了居所狭小嘈杂的木樨地，放弃了组织上配给的住房家具待遇，和另一家人挤住一个单元。初到时，家中除了书，只有两张床、两把小椅子，两摞书架上一块面板，就是书桌兼餐桌。这一挤就几乎是10年，尽管后来又增补了一间，陆续添置了一些家具，仍然简陋。

 

以后几经调整，今年又搬进了新居。但因病重，“这刚搬进来的新家，父亲都没能住上一天。”望着装修一新的新家，陈明宣不免黯然神伤。“父亲把辛劳当成自己的本分，他和功利、权术绝缘。为了工作，其余一切皆可抛舍。”“其他的，只是他生活中的调味剂。”孙女抹去脸上的泪水，补充说。

 

采访中，我们谈到了鲁迅的名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谈到了陈德仁院士热爱祖国、精益求精、迎难而上、淡泊名利、克己奉公、乐于奉献、谦虚谨慎、不尚虚荣……

 

“当年，这些都是父亲身上最平常、最普通的东西，现在他走了，”陈明宣陷入沉思：“有多少平凡随他而去；还有父亲身上许多打上那个时代印记的、不为人知的更深刻的东西，也一起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