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彬

有时候，几个数字就能决定一个专业的命运乃至“生死”。

近日，安徽省下发通知，要求控制社会需求不足、就业去向落实率低的学科专业招生规模，连续3年就业去向落实率低于60%的专业暂停招生。该通知一经发布，便引发了公众争论——能否仅凭就业率决定专业存续？

几乎与此同时，又有媒体曝出，近五年来先后有83所国内高校撤销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曾经风靡一时的公管专业落得如此光景，令一些人唏嘘不已。

如何看待此类现象，攸关一个核心问题——高校专业的“生死”究竟该由什么决定？

“大学教育”不等于“专业教育”

尽管此次安徽省的做法引发众多关注，但如果将视角扩至全国，有类似举措的省份远不止安徽一个。

例如，今年5月，福建、江西两省的教育厅分别发文，要求减少乃至停招省内部分毕业生就业率较低的专业；今年2月，辽宁省教育工作会议决定，今年起将实施就业率低专业招生计划递减工程，坚决弃置“鸡肋”专业。

事实上，早在10多年前的2010年左右，辽宁省就曾用3年的时间，撤并120余个就业率低的专业。

“近年来，我国高校专业处在密集的调整期，这表现在大量新专业的诞生以及老专业的消亡。”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表示。

今年2月，教育部公布《2021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结果显示，国内高校共新增31个本科专业，同时撤销804个专业，创历年新高。另据教育部数据，2012年至今共有265个新专业纳入本科专业目录，撤销或停招的专业则达到1万个。

“高校进行专业调整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济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张继明表示，一是知识发展或学科建设的内在需要，二是社会分工或社会职业变化的客观要求，三是高校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变化调整教学体系的直接要求。

“因此，无论是增设专业还是裁撤专业，都属于高校办学中的常规环节，其目的在于调整专业结构、优化人才培养体系。”他说。

然而，单纯以就业率判断专业好坏，甚至决定其“生死”是否合适？在别敦荣看来，这个问题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从理论上看，学校开设专业的出发点应该是其整体学科布局，没有专业支持的学科是不可能立足的，反之亦然。从这一角度看，专业存在的目的并不完全在于追求就业率，而是要达到对整个学科的支撑。”他说。

别敦荣告诉《中国科学报》，高校在保障办学规模的同时，对于某些对学科有重要支撑作用的专业进行政策倾斜，确保其能办好，这是构筑良性学科生态的前提，也符合学校培养人的整体素质的要求。

然而从现实看，目前国内高校普遍实行的依然是高度专业化的教育。“换言之，高校往往并不考虑学科生态，而是将‘大学教育’狭义地理解为‘专业教育’。”别敦荣认为，在此模式下，校方不会关注不同专业间的关系问题，遑论学校的整体学科生态。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做法的后果，便是专业办学完全自我封闭起来。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发展规划处副处长、学科建设办公室副主任郭德红也表示，在高校扩招初期，虽然在设置新专业时，高校也会进行专业设置论证，但大多属于例行的工作程序，部分高校设置的个别新专业并没有经过十分严密的专业设置论证和充分的市场需求调研，存在一定的随意性，这与当时高等教育办学规模跨越式发展的社会背景有一定关系。

“在高校扩招的背景下，国家政策鼓励高校扩大办学规模，各高校为争取更多资源，对专业设置实行粗放式管理，竞相上马短期内便可以招生的专业，导致各高校雷同的专业比比皆是。”郭德红说。

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也在强调按学科大类招生、大类培养，以及扩大专业面和学科交叉，都是希望建立起不同专业间相互交流、支持的关系。然而，“这些工作虽说有进展，但远未达到预期。这使得目前高校的专业调整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别敦荣说。

此“专业”非彼“专业”

在郭德红看来，要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对于传统专业设置进行系统化改造是一个比较紧迫的现实问题。然而，由于教育发展的惯性，改造传统专业设置并没有成为大部分高校的自觉办学追求，传统办学思维和对专业设置的固化认识仍然根深蒂固。

这一观点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什么才是“专业”？

此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卢晓东曾专门撰文，对“专业”的内涵进行探讨。在他看来，“专业”概念在我国带有很强的实体意味，这源于其背后的三大类实体——由同一专业学生所组成的班集体、教师组织，以及与教师组织相关联的经费、教室、仪器设备等。

“国内高校一般按专业划分和组织，学生入学后便进入某专业学习。专业合并或调整时，其背后的三大类实体也都要合并调整，此项工作常由于牵涉各方利益而难以推进。”卢晓东说。

然而，国外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据别敦荣观察，很多欧美大学的办学规模并不大，但专业数量却远远超出国内同规模高校。这缘于其专业设置具有相当的弹性和适应性，根本原因则在于它们所认知的“专业”仅仅是教学的组织单元而已。

卢晓东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

“在英语中，‘Major’一词可直译为‘专业’，也可译为‘主修’，仅指一系列有特定逻辑关系的课程组织。”他表示，这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培训计划或课程体系。学生修完该系列的课程，就被认为具有一定的知识素养和技能，也就成为这一“Major”的毕业生。

事实上，在美国的一些高校，这种“个人专业”的课程组合方式甚至可以由学生提出，教师审批并提供专门指导。如果学生从现有专业中找不到完全符合自身兴趣的专业，便可以自主选择课程，形成特定的课程计划，经审核后开始学习，完成计划后，便可被授予特别专业的本科学位。正因为“专业”仅是“一组课程”，也就有了极强的灵活性。

反观国内，“我们的专业不但是固定的教学组织单元，也是社会性的教育单元，这直接影响到用人部门对于学生的录用。”别敦荣表示，用人单位在聘用时往往会说，只要某个专业的学生，由此也就在学校和社会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固化的专业认知概念，并进一步加大了学校改革原有专业办学模式的难度。

也正因为这种相对固化的专业认知，导致目前以就业率评定专业“生死”的做法，反而在某种角度上具有了一定的“合理性”。正如陕西科技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武建鑫在受访时所言，“当我们还做不到完全根据个人兴趣选择专业，也没有发展到打破专业在就业市场上的固化认知时，就业率的确是我们调整学科专业设置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半年离职率逾三成说明什么

如果仔细观察目前就业率与高校专业设置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现一些值得玩味之处。

比如，武建鑫指出，高校的专业设置一般遵循两个逻辑——市场逻辑和学术逻辑。相比之下，基础学科以及人文社会学科更偏向于学术逻辑，相对远离市场；而工程类专业以及管理类、商业类专业则偏重于市场逻辑，受市场的影响较大。

然而，这也可以算作是一种“理想状态”。因为在现实中，不管是“学术逻辑”还是“市场逻辑”，其专业人才培养最重要评价的标准几乎相同——能不能找到工作。

“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并不单纯关乎学生个人，而是一个关系到社会的大问题。”别敦荣说，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样的专业最容易找到工作？当然是“对口”的专业。“只有‘专业对口’才能成为真正的专业人员，这种观点在现阶段依然普遍存在。”

当“出口”标准趋向一致时，高校专业设置的底层逻辑也会受到标准的反作用。说得更直白些，评价标准更加“市场化”后，即便是相对更“学术化”的专业，也会变得更加关注“市场”。

公开资料显示，2012年至2016年，商务英语、酒店管理、财务管理等传统热门专业增设数量较多。2017年之后，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新工科专业的增设速度迅速超越传统专业。

除新工科外，在新专业的增设上，文学门类2020年开始缺席，历史学门类在2016年至2019年间，有连续4年的空白期，哲学门类则连续10年处于“停摆”状态。

在一篇文章中，张继明表示，高校常常基于某种外在功利性标准而调整专业。毕业生就业率普遍作为高校调整专业的重要标准。然而，就业率并非衡量专业价值的唯一指标，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中常常采用的就业能力、收入水平等，显然也非教育对于“人的发展”本质的应然界定。

在这些现象背后，另有一个并未引起人们太多关注的问题，那就是毕业生最终是否真的会从事所谓“对口”专业。在别敦荣看来，这个问题“似乎被某些单位或部门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早在2019年，第三方教育质量评估机构麦可思研究院就针对2018届大学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情况进行过调查。结果发现，2018届大学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66%，半年内的离职率为33%。另有网络招聘平台根据20.8万应届毕业生的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更令人吃惊——2018年，中国毕业生专业对口率仅为48.61%，尚不及毕业生总人数的一半。

“这就出现了一种很吊诡的现象。”别敦荣说，一方面，高校的专业设置与调整在向就业率看齐，而另一方面，学生并没有按照此前的专业划分规划其职业生涯。这种情况本应提醒我们，在专业办学的问题上要有更开阔的视野，不能只是盯着专业。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就业状况并没有成为当下改革专业教育的依据”。

在他看来，这一现状使得高校的专业建设和调整面临很复杂的局面，但该局面却在实际操作中被大大简单化了——只要就业不好，招生不理想，你的专业就要被撤销。

比预警更重要的是“认真办专业”

对于当前高校在专业设置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很多人也在思考解决之道。比如医学专业出身的苏州大学原校长熊思东，就曾在多个场合呼吁针对医学专业人才培养建立预警机制，通过分析不同地区和层级医院的医药卫生人才年龄结构、质量结构和专业结构现状，以及各地区的人才需求结构，及时对医学专业作出调整。

对于熊思东的建议，郭德红深以为然：“对高校专业设置实行‘预警机制’非常必要。”他表示，这既是对学生成长成才和学生家庭的教育投入负责，也有助于高校更加合理地分配教育资源、提高办学效率，更是对国家高教经费投入得到合理和高效利用负责。

不过在武建鑫看来，对于不同专业来说， “预警机制”的必要性也有所不同。“以医学、商学、新闻传播学等为代表的专业人才培养更面向市场，其‘市场逻辑’也更强一些。对于此类专业，建立‘预警机制’更加适合。但对于某些以‘学术’逻辑为主的专业，完全指标化的‘预警机制’是否适合还要进一步考虑。”

事实上，针对高校专业的预警机制在国内部分省份已经开始实施。比如2021年底，贵州省教育厅就发布通知，对法学、数字媒体艺术、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事业管理、汉语言文学五个专业进行预警。

然而，这些预警机制并未如熊思东设想的那样，是基于某些专业未来发展趋势而进行的带有指导性的预警，而仅仅是针对某些已经“出问题”的专业进行的警告性预警。这其中的“问题”又大多与就业率有关。

依然以贵州省为例。该省在2012年印发的《关于实施普通高校本科专业预警及退出机制的意见》中，要求将省内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较低且布点较多的部分专业列入预警专业名单，连续3次列入预警名单的专业，除个别特殊专业外，将实行退出机制。

别敦荣坦言，目前所谓“预警机制”的评判标准无外乎招生数量、办学条件、就业率等几个指标，但忽视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在专业办学中，高校往往是“重申报、轻建设”的。

“我们的专业大多从‘一无所有’起步，再因陋就简，慢慢发展。其过程中往往缺少校方有计划的建设和发展。”别敦荣表示，正因如此，学校对于这些专业也缺乏持续、有计划的投入。

在他看来，在这种近似于“放养”的专业建设模式下，校方很少能积极主动地建设专业，只能靠专业内部人员自身的努力。该现象的典型表现，便是在某些高校，一旦出身某学科专业的人员担任校领导，其所在专业往往会有一个较快的发展。

然而，一旦专业出现问题，“板子”往往要打到专业的身上，这种做法有待商榷。

“在高校专业建设的问题上，我们可以提出很多建议，给出很多出路，但却往往会忽略一个最简单，也是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高校是否真的在认真建设一个专业。这个问题如果回答不好，谈其他问题都将失去意义。”别敦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