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世代：被错误认知的一代正在重塑大学

 

■郭英剑

近几年，关于高等教育的讨论可谓热闹非凡。从大学是否还值得读，到精英高校何以失去公众信任；从学术自由的边界，到人工智能（AI）对教学、科研与评价体系的全面冲击，几乎每一个议题都足以引发激烈争论。然而，在这一连串宏大而急迫的问题背后，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一个更为基础的事实却被反复忽视乃至被错误认知：当今世界的“大学生”已经彻底变了，他们悄然改变着高等教育的根基。

今天，全球范围内18到22岁的大学生，几乎无一例外都属于Z世代。他们出生于2000年之后，成长于移动互联网、自媒体与算法推荐构成的环境之中。他们并不是“正在适应数字技术的一代”，而是从未脱离数字技术的一代。这一代人的出现，不仅为高等教育带来了新的学习工具或新的课堂形态，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知识如何被接收、世界如何被理解、人与人如何建立关系、思想如何组织与表达。

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的高等教育讨论，从思路到政策再到方法都严重滞后了。

学生已经换代，而教育仍停留在旧时代

如果从代际结构来看，当下站在大学讲台上的教师，大致可分为5个群体：极少数“50后”、少数“60后”、中坚力量的“70后”、逐渐成长的“80后”，以及尚在爬坡期的少量“90后”。无论在哪个国家，这一结构都具有高度相似性。

必须承认，除了“80后”“90后”在青年时期接触过早期数字技术之外，“50后”“60后”“70后”的教育经历，几乎都处于“前数字时代”。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今天被视为“数字原住民教师”的“80后”“90后”，其教育方式、教学理念、学术训练，本身也主要是由“50后”“60后”“70后”这三代人塑造完成的。

这意味着，当下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运行逻辑，仍然深度植根于前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学人的教育观念与教学实践之中。

这并不是能力问题，更不是态度问题。绝大多数教师，特别是“50后”“60后”“70后”这三代学人都在努力学习新技术，尝试使用AI工具，探索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与数字平台。但问题在于，“后天习得的技术适应”与“先天形成的认知结构”，并不处于同一个层面。

我们可以学会使用AI，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天然理解一个在算法世界中长大的人，是如何感知信息、判断价值、形成世界观的。

在公共讨论中，我们常常将Z世代简单理解为“注意力更分散”“更依赖手机”“更情绪化”“更缺乏耐心”。这些描述并非完全错误，但它们只是表象，甚至可能误导我们。

在我看来，真正重要的变化在于，Z世代并非在前数字时代中长大，而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中形成了他们的认知模式。

第一，他们的知识获取方式是高度碎片化、去中心化的。传统大学所依赖的“系统性知识—权威讲授—线性积累”模式，与他们通过短视频、信息流、社交平台进行非线性学习的方式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张力。

第二，他们对权威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并非天然反权威，而是不再自动承认“位置型权威”。知识是否可信，更依赖于可验证性、可对话性与跨平台的一致性，而非来源于地位本身。

第三，他们的世界观高度情境化。在算法推荐与舆论回声室的共同作用下，他们更习惯于在具体情境中作出判断，而不是诉诸抽象原则。这直接影响了他们理解政治、历史、伦理与公共议题的方式。

第四，他们的写作与表达方式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传统意义上的长篇论证、线性展开、层层递进的写作训练，对他们而言并非“自然状态”，而是一种需要刻意学习的“第二语言”。

我以为，这些差异并非“退化”，而是另一种文明条件下形成的能力结构。

AI浪潮的推动者正是现在的Z世代

我特别注意到，在人们讨论AI对教育与社会的影响时，尤其容易忘记的一点是，AI不仅是技术本体，也是一场由当代青年主导的产业与创新浪潮。AI创业与技术创新生态的一个明显趋势是，在全球范围内，AI创业者与技术推动者的平均年龄明显偏年轻。

这一趋势说明，推动当代AI发展的不是抽象的资本力量，而是出生于数字时代、深度融入技术生态的青年群体。他们既是AI技术的早期接纳者，也是AI产品与商业模式的主要塑造者。相较于更年长的一代人，这一代人从成长之初就与算法、自媒体、数据共存。他们对技术的敏感性、对创新的直觉与对风险的承担能力，都为AI的爆发式传播铺垫了强大的社会基础。

因此，我相信，从力量来源看，AI的扩散不是偶然的技术变革，而是一个由Z世代或Z世代接近的群体所真正实施与推动的历史性事件。这进一步证明，在技术变革时代，仅靠“技术治理”“制度修补”无法全面应对变化，更需要理解这一代人如何塑造技术及其应用，从而理解教育、社会与生产关系的变化。

当前，AI常被视为冲击高等教育的最大变量之一。从教学方式到学术写作，从考试评价到学术规范，AI几乎触及大学运行的各个关键环节。然而，我观察发现，AI所放大的并不只是技术层面的变化，而是一个长期存在却未被充分正视的结构性问题——代际差异。

首先，对许多教师而言，AI主要是一种“外部工具”。它是后来进入课堂与学术场域的，需要被学习、被规范、被管理，甚至被限制。在这一理解框架中，教学的核心结构并未发生根本变化，AI只是附着其上的“技术变量”。因此，相关讨论往往集中于如何界定使用边界、如何防止替代思考、如何维护既有的学术训练逻辑。这种态度本身并无不妥，但其前提仍是将AI视为可以被完全置于既有教育秩序之中的对象。

其次，对Z世代学生来说，AI更像是一种“认知环境”。它并非某一门课程中的新工具，而是与搜索引擎、社交平台、信息流算法一道，构成了他们理解世界、获取知识与组织思想的基本背景。在这一环境中，人与技术的关系并不是清晰的“使用者-工具”关系，而更接近一种持续共生的状态。借助技术进行思考、修正与表达，对他们而言并非例外行为，而是一种高度日常化的学习方式。

最后，正是这种理解上的差异，使得师生在相关问题上常常形成“各说各话”的局面。在学术诚信、写作规范与考试形式等议题上，教师更强调规范、边界与学术传统的延续，而学生则更关心效率、可行性与现实压力。双方的冲突，表面上看是立场不同，实则源于对“何为合理学习行为”的判断基础并不一致。

我深切地感受到，如果忽视这一代际错位，高等教育治理便容易陷入“技术治理”的路径依赖：通过不断细化规则来应对新问题，却难以真正获得学生的理解与认同，反而在实践层面制造更多的紧张与摩擦。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理解他们”

在对当下的高等教育改革进行讨论时，人们往往急于给出各种解决方案：课程如何调整、评价体系如何重构、技术如何赋能教学、制度如何创新运行……这些讨论固然重要，但如果不重新理解学生本身，这些改革很可能只是对既有体系的修补，而难以触及根本问题。

首先，我们对Z世代学生的认知，仍然停留在经验判断层面，而非系统研究层面。在不少讨论中，Z世代常常被简化为“数字原住民”“注意力分散的一代”“更功利的一代”。这些标签或许能捕捉到某些现象，却难以构成对其整体生存状态的理解。事实上，Z世代所面对的，是高度不确定的社会结构、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与持续加剧的竞争压力，其心理状态、价值取向与行为选择，远比简单的代际标签复杂得多。

其次，Z世代看待世界与自我的方式，正在发生深层变化。在一个不确定性成为常态的时代，他们对“成功”的理解，往往不再是单一的上升路径，而是在安全感、个人兴趣与社会期待之间不断权衡。他们对未来的想象，更多夹杂着现实焦虑，而非线性进步的信念。他们在竞争与自我实现之间的摇摆，并非逃避责任，而是对风险高度敏感的理性反应。这些变化，直接影响着他们对学习意义的理解。

最后，Z世代对知识的理解发生转向。在信息高度充盈的环境中，知识不再稀缺，获取知识的门槛被极大降低。他们更关心知识能否帮助自己理解世界、应对现实，而不仅仅是完成学业要求或获得抽象评价。如果教育无法回应这种关切，学生对课程价值的质疑，便很难仅靠制度或技术来化解。

因此，这些问题——他们如何理解成功，如何看待未来，如何在焦虑、竞争与自我实现之间寻找平衡，如何理解知识的意义——远比“是否使用AI”“是否翻转课堂”等技术性议题更加根本。只有真正理解这一代学生，高等教育改革才有可能从“应对问题”，走向“回应时代”。

重新认识Z世代，或许是破解当下困局的钥匙

在我看来，如果承认学生群体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那么许多看似棘手，甚至被反复讨论却难有定论的高等教育问题，或许会呈现出新的解释路径。换言之，理解问题的角度需要调整。

首先，大学课堂的沉默，未必源于学生的冷漠或缺乏参与意识。在传统教学想象中，积极发言、当场回应被视为参与度的主要标志。而对Z世代而言，表达并不总是即时发生在课堂之中。他们更习惯于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通过延迟思考、线上交流或文本方式来组织观点。当课堂互动方式仍然高度依赖单一的当场表达时，沉默便可能是一种互动方式的错位，而非学习热情的缺失。

其次，学生对课程价值的质疑，未必只是功利主义的体现。在不确定性显著上升的现实背景下，Z世代对“这门课有何意义”的追问，往往不仅关乎就业技能，更关乎理解世界与安顿自我。如果课程目标、知识结构与现实关切之间缺乏清晰的阐释，学生的怀疑便很容易被误读为急功近利，而其背后真正的问题，可能是意义沟通的不足。

最后，学术规范所面临的紧张局面，亦未必意味着道德滑坡。在一个技术深度介入学习过程的时代，许多学生对“独立完成”“原创表达”的理解，已经不同于传统学术训练中的设定。当训练方式仍然以旧有认知环境为前提，而学习行为却发生在新的技术条件之中，规范与实践之间的摩擦便不可避免。这种张力，本质上是训练体系与认知环境脱节带来的结果。

由此看来，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许多高等教育危机，或许并非价值本身的危机，而更像是一场代际理解危机。如果不能正视这一点，再多的制度调整与技术修补，也难以从根本上化解问题。

需要明确的是，我这篇文章并不全是在为Z世代“辩护”，也不是一篇要求大学无条件迎合学生的宣言。大学不应放弃其价值立场，更不应放弃对深度思考、系统知识与理性精神的坚守。这些恰恰是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的根基所在。

但与此同时，大学必须承认一个现实：它所面对的学生，已经不再是它曾经熟悉甚至曾经成功塑造过的那一代人。当认知环境、社会结构与技术条件发生深刻变化时，沿用旧有的理解框架，不仅难以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加剧紧张与误解。

在我看来，真正的教育智慧，并不在于固守旧的观念，也不在于简单追逐新的技术，而在于在变化中重新理解“人”。理解学生如何在不确定的时代中成长，如何在焦虑与期待之间定位自我，如何在信息洪流中寻找意义，恰恰是当代大学无法回避的责任。

如果高等教育能够认真研究Z世代，理解他们，而不是急于评判他们，那么今天困扰大学的许多问题，或许并非无解。相反，它们可能正提示大学自身需要完成一次重要转身：从以经验为中心，转向以理解为前提；从强调管理与控制，转向重建沟通与信任。

在这一意义上，重新理解Z世代，并不是对传统的否定，而是大学精神的回归。大学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始终愿意在时代变化之中，重新思考“何为教育，何以为人”。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全民阅读教育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