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万名教职人员加入“离职群”，大规模离职潮要来了吗？

编译｜田瑞颖

在获得美国拿撒勒学院助理教授这一终身教职后仅3年，Michael Chen就选择了辞职。这不是因为他不再热爱教学，或者做错了事，而是实在精疲力竭。

在辞职前的几个月，Chen加入了社交媒体上的一个名为“教授出局”（The Professor is Out）的群组。该组织成立于2020年，成员人数已达到了3.3万，就连它的创始人、作家兼顾问Karen Kelsky也对不断增加的人数感到惊讶。

“教师现在是校园里最不重要的人。”Kelsky直言，目前的教师离职潮甚至没有得到大学的重视，“学校对教师离职的漠不关心，恰恰反映了他们对在校教职工的漠视”。

早在2021年，美国西蒙斯大学副教授Sarah Rose Cavanagh就向大学的领导者们发出警告：警惕教师资源流失。Cavanagh认为，对教授来说，真正重要的资源是时间和金钱，“我真的很担心会出现教师大规模辞职的情况”。

越来越艰难的教学

2019年，Chen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职务——拿撒勒学院护理与公共卫生系助理教授。这是一个终身教职，尤其是以教学为主责，几乎满足了他的所有期待。

Chen在读研究生时的课程就是让研究人员能够在各种环境下热爱工作，不仅仅是在高校。这也让他在刚入职时，就计划在学校任职的30年，把培养下一代公共卫生专业人才视为自己的使命。

在《高等教育纪事报》资深撰稿人Beckie Supiano看来，近十年对教师队伍来说非常艰难。教师职位不再那么稳定，如果一所大学停办或其某个项目叫停，抑或一个州强制要求对终身教授进行审查，那么，哪怕有终身教职也不保险。

尤其是新冠疫情期间，教师们的教学工作更为困难、压力更大，学生们则需要更多的支持。大多数情况下，学校会不断要求教师们做得更多，但后者几乎得不到额外的回报，甚至得不到基本的认可。

的确，如果疫情没有在Chen刚参加工作后就这么快到来，如果他能得到更多支持，或许最初的梦想就可以实现。但事实恰恰相反。

像很多新教师一样，Chen有很多东西要学习，他在第一学期进展顺利，跟学生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班里最多时有30多名学生，他很喜欢了解这些学生，工作起来精力充沛。

第二学期，疫情来了。Chen与很多教授一样，试图在教学和育儿之间取得平衡。他有两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3岁，而他妻子是一名妇产科医生——不得已在疫情最初的几个星期住在医院。

起初，Chen通过Zoom进行教学，但这种感觉总像是在“向深渊提问”。2020年的一个春日，他利用带孩子在公园玩的间隙，在Zoom上开一场高级研讨会，但小儿子却差点独自跑到街上，“我的学生都听到我扯着嗓子对孩子们尖叫”。

新冠疫情快要结束时，Chen决心要做得更好，他想让课堂更具互动性，也希望能真正地陪伴在学生身边。为此，他特意读了几本有助于在线教学的著作，但情况并没有太大改变，Chen不确定学生们到底学到了什么，好比蒙着眼睛把种子吹到空中，你无法判断哪些在生长。

“我觉得自己是个失败的老师”

“我来这里是为了塑造年轻人。”Chen说，“塑造年轻人不仅仅是读课本、做讲座、写论文，而是要培养真实、有意义的关系。”

Chen试图打造一个能够让学生们表达脆弱一面的课堂，他的善良和平易近人，也让学生们更愿意向他倾诉。亲眼目睹学生们各种痛苦的他，总希望能够帮到他们。

“我觉得自己是个失败的老师。”Chen沮丧地说，作为父兄，自己很想保护学生，但这不是他擅长的。

Chen的父母住在多伦多，当时正遭遇严重的健康问题。他的孩子也还小，需要给予很多关注。他研究的课题就涉及父亲的角色，虽然对怎样做父亲有着自己的思考，但他的耐心有限，有时也会对孩子大吼大叫。

一天晚上，正在洗碗的Chen感到一阵心悸，崩溃感瞬间袭来。他决定去找心理医生，在咨询中，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你不能给予你没有的东西。

“我觉得自己已经精疲力竭了。”Chen说，他想与年轻人分享自己对公共卫生的热情和知识，帮助他们成为未来的领导者，但实际上却无法提供有意义的帮助。

Chen开始考虑其他选择。2022年，当读博期间的同学前来询问他是否愿意在非营利组织做一些兼职时，Chen同意了，并且乐在其中。意识到还有其他地方也能做好工作后，他在社交媒体上加入了“教授出局”的群组。

“教授出局”成立于 2020 年，是学术就业市场中心“教授在此”（The Professor is in）的延伸，拥有约3.3万名成员。这个活跃的群体是了解教师们为何逃离工作的窗口。

在Kelsky看来，对一些教授来说，他们辛辛苦苦得到的这份工作并不稳定，尤其像Chen这样的教师，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努力与学生建立友好关系。大学用这些东西吸引学生，但似乎又不想真正在这方面投资。

2022年12月，Chen正式辞职，并进入一家自己此前兼职过的非营利性行为健康咨询公司。他想念学生，怀念教学，“但我热爱的，最终也导致我精疲力竭”。

同样辞职的，还有拿撒勒学院传播科学与疾病系副教授Lisa Hiley，她与Chen有着相似的教学经历，他们的孩子年龄也相仿。Hiley认为自己的学生是引路人，让学生们真正得到所需的帮助和支持，是支撑她坚持下去的动力。

“拿撒勒学院本可以在疫情期间为教授们提供更多支持。”社会学家Kim McGann是Chen非正式的导师，她曾要求学院认可教授们的辛勤工作，比如有足够预算给老师们每人买一个不到5美元的杯子。但这些事，学校连一件都没做。

“我真的很担心大批教师辞职”

McGann对教师们的离职感到遗憾。她认为，这些离开的人才是学校真正需要的老师，他们有天赋，关心学生，想让课堂变好，却被繁重的教学负担和生活中其他事情所压垮。

“最优秀的教师最终承担了最重的工作量。更多的学生上他们的课，这不仅意味着更多的入学人数和评分作业，还意味着更多的学生需要建议和支持。”McGann说，这些都需要教师们倾注大量时间。

在McGann看来，受当代观念影响，教授更像是一个指导者，而不是远离学生思想的专家，但学校并没有使这种模糊关系形成一种规范。

Cavanagh曾写文章描述过教师们面临的诸多挑战。她认为，对教授来说真正重要的资源有两个——时间和金钱。她一直非常担心会出现大规模的教师辞职潮。

的确，Chen在做助理教授时，他的学生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收入就与他的相当，甚至比他更多。虽然赚钱不是主要目的，但这也让他感到有些沮丧。

如今，Chen可以在下午5点关上电脑，直到第二天早上9点才打开电脑。再也不用在深夜思考怎么微调第二天的课程，也不用担心自己做得够不够多、能不能帮助一个有困难的学生，而且薪水也高了很多。

Chen在教学上的慷慨付出，对很多学生产生了重要意义。2021年，他的学生Trojnor-Hill 在获得国际研究和公共卫生双学位后毕业，进入Chen现在所在的单位工作。

在Hill看来，Chen的职业生涯是鼓舞人心的。“他是开辟自己道路的典范。”Hill说，自己从Chen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自己”。

但这个经验，Chen再也无法传授给下一批本科学生了。

参考材料：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walking-away-from-your-dream-j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