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说过一句话：“如果世界上有天堂，那一定是图书馆的模样。”但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图书馆好像与我们的生活渐行渐远了。

除了查书、借书、还书，在图书馆还能干什么？在图书馆翻书和在家里看书能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在图书馆自习和睡觉是滥用公共资源吗？怎样才能建设一个读者喜欢的图书馆？

在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我们来聊聊图书馆。

《哈佛的图书馆和博物馆》，田松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3年5月出版，定价：78元

■本报记者 温新红

南方科技大学（以下简称南科大）教授田松说，在美国哈佛大学（以下简称哈佛），他才慢慢地、充分地理解到，图书馆为何是大学文化的核心。

很少有人会像田松这样以第一视角去观察、体验美国大学的图书馆，进而以学术的方式研究并介绍这些图书馆。用田松的话来说，《哈佛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一书的写作“既是记叙文，又是说明文”，叙述了他对图书馆的感受、什么时候第一次来、来了看到什么等，个人色彩很浓厚，正是因为在哈佛的图书馆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图书馆”，把图书馆当成工作甚至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田松才“忍不住要去调查一下它的历史”，了解它是怎么回事，挖掘其背后的故事。

由最初出于兴趣，到有意识地“打卡”各地各类图书馆，《哈佛的图书馆和博物馆》给了我们一个了解美国文化的独特途径，以及不同于宏大叙事的视角。

《中国科学报》：您对美国的图书馆总体感受是什么？

田松：2006年10月，我第一次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下简称伯克利）访学。其间遇到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我在学校图书馆的系统里检索到一本书，但这本书不在伯克利，在另外一座城市的另一所大学图书馆里。我在伯克利填了一张单子，过了一周，书就寄过来了，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而且看完之后，只需在伯克利还。

在伯克利时我经常去学校外的公立图书馆，图书馆的建筑、藏书、服务等让我感触良多。2007年春天我还专程去了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国立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的建筑本身就是文物，里面的装饰、壁画、雕塑让它就像一个艺术馆。藏书多，服务也特别方便，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拿着护照，不到20分钟就办了图书证，然后就可以进入所有的阅览室看书、借书。

《中国科学报》：哈佛名下有79座图书馆和档案馆，这个数量很让人吃惊，美国的大学都有这么多图书馆吗，还是哈佛比较特殊？

田松：哈佛的图书馆确实比较多。哈佛园是哈佛最早的校园，也是最核心的部分，这里几乎每栋楼里都有图书馆。

另外，由于校园比较大且分散，差不多每个学院、每栋教学楼甚至本科生宿舍楼里都有图书馆。比如哈佛科学中心有卡博特科学图书馆，理工科本科生的书都在这里；离哈佛园比较远的天文系，有天文台，也有一个图书馆。

除了这种学院建制的图书馆，还有专题性图书馆，比如女性历史图书馆，里面收藏了大量和女性主义、妇女运动相关的资料、档案以及照片。

美国大学的图书馆可能普遍是这种格局，即有一个主馆，其他的则是不同种类、形式的。其数量取决于学校大小和校园规模，像伯克利的图书馆也是分散在校园里，但数量显然比哈佛少了很多。

《中国科学报》：这些图书馆的大小、内容、藏书区别大吗？

田松：哈佛的图书馆藏书非常多。主馆韦德纳图书馆是世界五大图书馆之一，它的大阅览室不仅大，而且特别辉煌。

图书馆的英文是library，这个词可以理解为一栋楼、一间房子，所以一间教室那么大的屋子也可以叫作library。哈佛的柴尔德纪念图书馆，其实就是韦德纳图书馆三楼里一间小的图书室，可以说是“馆中馆”。

哈佛的图书馆非常多样化，有的显得“高大上”、庄严肃穆，有的就比较随和、很亲民。不同的图书馆有不同的历史渊源，藏书方向不一样，服务对象也不一样。比如拉蒙特图书馆，是专门为本科生服务的，里面有一个阅览室放的都是供大学生假期旅行的书；地图收藏室是一个热爱地图的人捐赠建立的。

《中国科学报》：哈佛的学生和学者是怎样利用图书馆的？

田松：我去图书馆都是为了工作，并不是因为用里面的书才去，把它当作一个办公空间。他们的情况和我类似。如果有学生选修某一门课，与这门课相关的书分布在相对集中的一些位置，他就可能在这段时间去借书、看书。

图书馆里有一些服务设施，如免费扫描，我找到一些年代久远的书时，就很高兴地使用了这项服务。

《中国科学报》：您说在哈佛对图书馆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图书馆不只是借书、还书的地方，能具体谈一下有哪些新的认识吗？

田松：确实在哈佛这种感受会更深一点，因为我到了哈佛才在图书馆里工作。在国内不觉得图书馆是一个工作的地方，以前在美国其他图书馆没有这种感受，到图书馆基本上是借书、还书。

2013年至2014年在哈佛访学，养成在图书馆工作的习惯后，我开始换个角度看图书馆。

图书馆是干什么的？一个图书馆应该建成这样的场所，仅仅让读者进入书库是不够的，还要对空间做整体设计，把图书馆作为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所、书与人相处的场所，让读者乐于来，且隔一段时间不来就觉得缺些什么。另外，在图书馆里设置与借书、看书无关的休息场所也很必要。

《中国科学报》：您发明了“打盹儿指数”这个词，还将它作为选择工作场所的重要参数，就是指这类休息场所吧？

田松：是的，设置休息场所不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上的认知。

在图书馆安置适合打盹儿的地方，表明它的服务就是欢迎你来，你来了就给你提供这么一个场所，你要看书，给你提供各种方便，不看书，就来这里坐着或者工作也都欢迎。相对来说，国内图书馆缺乏这种理念。

人都会有“路径依赖”，就是你习惯到一个地方去，比如说拉蒙特图书馆里有几个位置我特别喜欢，那儿就成了我的一个目标，不是那种偶然路过，觉得不错就坐一会儿，而是你从家里出发时，就把它列在计划里了。于是，去拉蒙特图书馆“我的”座位，成了日常安排，时间长了就会形成一种行为模式，也会有感情。

《中国科学报》：哈佛图书馆需要占座吗？

田松：占座取决于图书馆的情况，像拉蒙特图书馆，有些时段是特别满的；卡博特科学图书馆有的时候人会多些，大概和学生的分布、上课等情况有关。

其他图书馆一般不需要占座，因为图书馆和校园的公共空间很多。不仅是哈佛，美国的大学校园到处都有公共空间，包括草坪上有特别大的野餐桌和凳子，随便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笔记本电脑打开就可以工作了。

大学的教学楼、办公楼里也有一些公共空间，走着走着在楼道的尽头、一个相对空旷的地方，可能就会遇到一个咖啡馆，有桌子、椅子，可以喝咖啡、约会以及工作。

《中国科学报》：您在书中重点写了如韦德纳、霍顿、拉蒙特等图书馆，加上简单介绍的图书馆，有十几个，而书后还列出一个更长的哈佛的图书馆名单。您去过多少个？

田松：其实我在接到这本书的约稿之前就对图书馆感兴趣。本书策划人杨虚杰向我约稿后，我就开始刻意去图书馆。名单里的图书馆绝大多数我都去了，至少去看过一眼，而离校园远的一些图书馆，我都是专门去的。

有意思的是，我发现有的地方名字不叫图书馆，但它里面有很多藏书，像纽约的哈佛中心，只要是哈佛校友就可以去。

不单是哈佛的图书馆，2013年我到哈佛访学时租了辆车到处跑，路过城市或者小镇的图书馆，我经常停下车到那儿坐坐，特意看看人家的图书馆。大的图书馆有四五层楼高，环境特别好；小的就像是一间小教堂，也是一栋很精致的建筑。这些图书馆有一个共性，都设置了儿童服务区域，里面有大量的童书和一些基本的儿童玩具。

我有一个经验，在欧美的很多城市，走累了想休息，一是去教堂，另外就是去图书馆，只要看到public library就可以进去。

《中国科学报》：您在国内多所大学学习、工作过，国内的图书馆和美国的相比，主要有哪些不同？面对现在的数字化，您认为图书馆的未来何去何从？

田松：这个对比可能不是特别公平，因为我对国内图书馆的印象还停留在以前，主要是借书、还书，对图书馆没有很强的依赖。而且我在哈佛的那段时间，国内图书馆是什么样我不知道。

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来到南科大工作。这使我对南科大的图书馆格外关注。我发现南科大的图书馆很有国际范儿，比如公共空间的设置，甚至也有打盹儿的地方。说明我们的大学图书馆也在发生变化。

网络和数据库的使用确实对图书馆的物质性依赖越来越小。至于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走什么道路，和这所大学自身的理念及图书馆主政人员的理念相关。

因为在哈佛的那段经历，我对哈佛的图书馆的感情非常深，当然希望我们的图书馆朝那个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