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士过量、博士不够，代表热议：二者不妨倒过来

 

“我们的博士生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博士生名额严重不足……”

“有学生做2年以上科研助理只为等一个博士名额的现象较为普遍……”

近日在2024年全国两会上，《中国科学报》记者一天之内收到了3份关注我国博士生培养扩容提质的建议。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学明，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杭州医学研究所副所长方晓红，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工业大学党委书记蔡袁强不约而同地瞄准了同一个议题：我国博士生培养总体规模小、待遇偏低、结构不均衡等现状亟待改变。

“我国博士生数量远不能满足当前科技发展需要。”杨学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表示：“要实现我国科技领域的跨越式发展，必须加大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力度。”

数据：我国博士生总量不及美国1/3

事实上，纵观教育部历年公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研究生招生数一直处于增长状态，博士生增长比例甚至有扩大之势。

据教育部3月1日公布的最新数字，2023年，全国共招收研究生130.17万人，其中博士招生15.33万人，比上年增长10.29%；在学研究生388.29万人，其中在学博士生61.25万人，比上年增长10.14%。

代表们谈到了隐藏在这组数据背后的问题。

杨学明指出，我国博士生数量增加的趋势是对的，但相比研究经费的增幅，博士生增加的还不够。他援引一组数据告诉《中国科学报》，2015~2020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增加了一倍，但博士生毕业人数仅从约5.38万人增至6.62万人*。

“对比本、硕，我国高等教育人才中博士生的比例明显偏低，这客观上造成了很多学生没机会进一步深造。”杨学明说。

方晓红也表示，从导师的角度来讲，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现在硕士生偏多，博士生太少。她谈到，在与其他高校院所联合培养学生过程中，想要联培博士也比较难，因为对方也面临着“博士生不够”的问题。

“目前我国博士生总量相比美国还差很大一截——还不足美国三分之一，要知道我国人口总量是美国的4倍多。”方晓红告诉《中国科学报》，从招生计划看，随着师资力量的不断加强，无论是“双一流”高校还是普通高校，其招生分配都存在“吃不饱”的窘境，学生做2年以上科研助理只为等待一个博士名额的现象较为普遍。

具体到专业领域，方晓红的感受是，医学及交叉学科博士生数量尤其短缺。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医学博士毕业生1.5万人，而美国2019-2020年健康相关领域博士毕业人数多达8.2万人，是我国的5.5倍。

与我国博士生数量不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前我国科技强国的总体要求迫切需要培养造就大批高素质的创新人才。据统计，截至2022年底，我国备案新型研发机构2412家，“双一流”建设布局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和创新研究院36家，对博士毕业生等高等教育人才的需求持续增加。

探因：投入不充分、结构不均衡

蔡袁强分析认为，投入保障不够充分、培养结构不够均衡、供给需求不匹配或是当前博士研究生教育体系中存在的制约因素。

他告诉记者，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事业发展尚未建立起独立的财政支持体系，招生规模扩张是中央政府在未大规模增加财政性教育投入的情况下，通过调整研究生招生指标、激发地方政府举办研究生教育的积极性的结果。整体而言，我国博士生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生均拨款力度低且增长缓慢。

系列因素也直接导致博士研究生待遇偏低。蔡袁强告诉记者，目前博士研究生能拿到的奖助学金只有国家助学金（1.5万元/人年）和学业奖学金（0.7万元/人年），仅有2.5%的优秀博士研究生可额外获得3万元/人的国家奖学金，整体保障力度相比欧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

此外，他还提到，高校学生公寓等基础设施普遍滞后于研究生规模的扩张，进一步影响了博士研究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这凸显了我国研究生教育事业的投入保障不够充分。”蔡袁强说。

他进一步指出博士生培养中的结构性问题。首先，从培养类型看，博士专业学位发展滞后，授权点数量过少，培养规模偏小，不能适应行业产业对博士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需求。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共招收专业学位博士生3.14万人，仅占招收博士生总人数的20.48%；而美国专业实践型博士则采取周期短、速率快的扩张策略，在所有类型博士中的占比达2/3左右。

蔡袁强还提及，从供需对比看，既体现为数量、质量上的供给小于需求，也体现为结构上的供给与需求错位。例如，浙江GDP总量排全国第四、现有博士学位授予权高校16所、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76个，这些软硬件条件均居全国前列，但浙江2023年博士仅招生6343人，只占全国的4.1%。 

建议：多措并举扩大博士生规模

对于前述现状，三位代表均给出了具体建议。

方晓红建议，相关部门应加强顶层设计，出台加强高水平研究生教育的指导性意见。特别是应立足医学、 类等基础研究学科，进一步扩大博士生教育规模，并优化调整博士生招生分配机制，包括专业型博士与学术型博士的分配比例等，加快高水平博士生教育体系建设。

她进而提出，在教育经费投入一定的情况下，可通过缩减硕士生招生的相对比例及硕士生培养年限、增加课程硕士、增加直博生等方式，扩容博士生招生。

“一些重点科研院所，‘硕士生跟博士生的数量是不是可以倒过来？’从潜心科研的角度，应该多招一些博士生。”方晓红对《中国科学报》说道。

杨学明对这一建议表示认同。“博士研究生群体是保障我国科技进步的重要支撑力量。”他指出，在高等教育人群中，本科阶段注重基础知识学习，硕士阶段开始进入科学研究范畴，博士阶段才逐步成为科学研究的主力军。

进一步地，杨学明认为可率先在双一流高校和国家重要的研究机构试点，大幅度增加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力度，并建议给每一位有足够研究资源的博士生导师每年2个博士招生名额。这一方面可以满足更多希望攻读博士学位学生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能较大幅度提升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科技创新的效率。

从机制层面，蔡袁强建议，要加快完善政府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其他多种渠道筹措经费的博士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在该条建议中，他重点提及应政府需“大幅增加博士研究生生均拨款”、地方上要“改善高校博士研究生培养条件”、社会上应“广泛参与的研究生奖助体系”。

“要完善培养单位和社会广泛参与的研究生奖助体系，完善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成本分摊机制，从税收制度、企业工资总额核定、捐赠抵税等方面深化改革，激发企业参与联合培养的积极性。”蔡袁强说。

针对交叉学科专业人才不足的现状，方晓红建议，应增加交叉学科专业设置，同时发挥交叉学科融合优势，试点实施交叉学科博士生培养专项。对有突出培养潜力的交叉学科人才，可采取专升博、本升博等特殊通道，优化培养路径，促进科学研究的探索与变革。

注意：避免“非主观兴趣读研读博”现象

被问及“大量扩招博士生，会不会担心‘博士帽’含金量下降？”的问题，杨学明表示自己并不担心。

“有研究资源、有余力培养学生的博士生导师数量不在少数，特别是年轻导师，他们担心的不是学生多，而是学生少。”杨学明说，尤其是我国急需的理工科硬核科技领域，人才缺口更为明显。

他对《中国科学报》说：“要围绕我国急需的先进科学仪器技术研发和卡脖子技术相关的科学技术专业领域，将更多的经费和资源投入到这些领域的博士人才培养上。”

杨学明还谈到，退一步讲，相比部分“博士帽”含金量下降，我们科技后备人才的总含金量上升才是更重要的。“当然，我们的博士生培养水平也要提升，这样才能全面提升整个高端人才培养系统的水平。”

相比担心博士帽子“水”掉，方晓红更焦虑“考研读博是为了更好就业”现象。她认为，这种“非主观兴趣读研读博”的现象从根本上弱化了年轻人潜心科研的动力，导致坐不长“冷板凳”、啃不下“硬骨头”。

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多元的、复杂的。但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方晓红认为，可以在基础教育阶段强化兴趣引导，例如在初高中阶段加入专业解读课程，让专业理念、职业通道教育更加普及和多元。

她以生命医学科研人才培养为例说道，有的高考生在填报志愿、选择专业时，由于专业课程的缺失、对医学研究缺乏了解，往往使用“排除法”首先排除医学专业，这总让她哭笑不得。

从人才职业发展的角度，方晓红建议，高校院所应不断优化研究生分类培养结构，促进专业、学位教育“双轨并行”。

她认为，“双轨并行”的培养体制应在课程体系上从能落地、可转化的维度，注重学术理论和专业实践技能有机整合，强调专业实践与学术创新的互补和统一。在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中，要避免因过分追求学术性而淡化实践性，促进专业、学位教育“双轨并行”，更好地服务社会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