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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珉琦 实习生 荆晓青

一边是传统教育模式规定的“单轨制”人生，一边是作为互联网一代的自我意识高涨。当家长制文化、应试教育的观念与“00后”要自由掌控人生的想法相撞，后者由此成为了最“痛苦”的一代大学生。当内驱力消失、远足的步伐也无法迈出，我们该如何给如今的大学生们一片自由成长的“旷野”？

广东某“双一流”大学大二学生冰冰（化名）以为，自己的高中生涯在高考最后一门政治考试结束就戛然而止了。但几个月前，她却在一篇网络文章中透露，自己的高中后遗症延续至今。

高中时，除学习外，吃饭、洗澡的时间可以精确到分钟。在大学，冰冰希望享受一会儿闲暇时间，但没过多久就会感到焦虑，并反复确认作业有没有做完；明明在图书馆坐了一天，回到宿舍刷着手机，一听到舍友翻书的声音，神经就会紧张起来。回过神来，她自己都觉得好笑，简直莫名其妙。

不知从何时起，冰冰的人生被“上了发条”，在大学依然如此，不完成好每个任务，有一丁点儿不符合主流走向，就会感到紧张和焦虑。一方面，她无法切实沉浸在爱好里，否则便会为“浪费时间”感到后悔；另一方面，她又常常不想学习、不想看书，只想用浅层娱乐麻痹自己，但很快又陷入自责和愧疚中，无限循环……

带“伤”入学

近段时间，“晚熟”一代入大学的话题引起了诸多关注。在关于“00后”远离生活、拒绝社交、无法自主选择、心理脆弱等表现的讨论中，有人感同身受，也有人觉得不该给一群人贴上统一标签。

在华东政法大学文伯书院教授杜素娟看来，是否成熟这件事没有统一标准。对于刚刚步入成人阶段的大学生来说，很难用“晚熟”或“早熟”加以定义，因为他们都是复杂的个体，有晚熟的一面，也有早熟的一面。“很多老师、家长与孩子间的关系是有沟壑的，仿佛隔着透明玻璃，互相看得见，但其实隔着一层冰凉的东西。”她说。

杜素娟在高校任教20余年，连续16年被学生投票选为“我心目中的最佳教师”。她不愿拿那些“不足”评价这届年轻人，而是希望人们更多地看到那些所谓“不足”背后的缘由。她告诉《中国科学报》，与其说是“晚熟”一代入了大学，不如说是最“痛苦”的一代孩子入了大学。

这一代独生子女承担着全家的希望和社会的期待，高分数、好高校、高成就，这个模式是如此单一，好像人生只有一条轨道。但作为互联网一代，他们的自我意识又空前高涨，当家长制文化、应试教育的观念撞上他们想要自由掌控人生的想法，这种痛感格外强烈。

在谈到何为成长的伤痛时，冰冰表示，同伴们普遍觉得父母控制欲太强，关爱不多、打压不少。“长此以往，成年后很难和他人建立亲密关系，过分看轻自己、容易自卑、为满足他人的期待而活……”

他们带着满身荆棘，走进一个心中的理想之地，期待那里有多元的生活、开阔的视野，希望那里能为人生带来转折，但结果却并不如想象中美好。

于是，他们拒绝“内卷”、提倡“断亲”、呼唤旷野。“我觉得这代年轻人最伟大的地方，是他们能重塑‘权利’概念。”在杜素娟看来，他们先从探索自身需求开始，再探索这个社会，这是一种更合理的思考逻辑，也是过去主流价值观念中空缺的部分。

然而，当下的教育体系是否能回应他们的需求，并纠正其中的偏差？

消失的内驱力

比起当下年轻人常说的“内卷”，在安徽某高校当了10年辅导员的兴宇（化名）更担忧的却是相当多学生的茫然、无目标、无动力，即便毕业在即，工作仍无着落，也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而且这种心态与家庭条件无关。

“必须承认，那些考上名校的孩子已养成了较好的学习习惯，他们有很强的规划能力和自学能力，加之学校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同辈榜样的指引，他们会很自然地按照既有行为模式走下去。”但杜素娟认为，在大量普通高校，学生们找不到目标所反映出的是他们没有为自己设定要求的能力。

“目前，生涯规划这一重要课程并没有前置到初高中阶段，大多数学生对大学专业不了解，不知喜欢与否，仅依赖父母判断。”兴宇表示，选择自己不喜欢、不擅长的专业，学生们很难找到目标，他们只是机械地上课，不知道远景何在。

“对这些学生而言，最致命的是他们没有生长出内驱力。”杜素娟指出，一个刚刚成年但没有内驱力的学生，如果进入到一个氛围松散、缺乏良好师资引领、同辈示范稀少的环境，其问题会被无限放大。而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在应试教育体系下，家长和老师靠高压、恐吓、威胁甚至是羞辱的方式逼迫孩子学习，这样的孩子进入大学后，通常没有内驱力。”

杜素娟坦言，自己就曾在女儿的教育问题上误入歧途。她的女儿上初中时是一个典型的文科生，但身为母亲的杜素娟却将她送到一所人人都羡慕的偏理科“神校”，校内有很多理科天才，但文科生很不适应。这几乎改变了女儿的性格，尽管她成绩不差，却变得自卑、不自信，学习全无动力。

后来，杜素娟写了一篇文章向女儿道歉。女儿泪流满面，发微信告诉她，“妈妈，我原谅你了。但是我告诉你，我真的很痛。”这段经历在往后的日子里时刻提醒杜素娟，不要试图设计孩子的人生。

“轨道”还是“旷野”？

在一流高校，学生们的状态却不同。冰冰告诉《中国科学报》，那些没有忘记高中学习经历的学霸们重拾过往经验，会狠狠“卷”起来——冲绩点，争取评奖学金、保研或留学的机会。其他一些同学也可能稀里糊涂地跟着“卷”起来。

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一群有规划甚至有谋略的人，但他们设定的目标是否科学、是否符合自身发展特点则另当别论。

杜素娟解释，竞争和“卷”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符合自身兴趣、愿望，在内驱力的带动下奋斗进取；后者虽然也有内驱力，但并不出于真正的自我需要，而是对外在的一种模仿，或者说，被外在主流价值取向所裹挟。

这种竞争模式是存在隐患的。在她看来，基于自身能力和兴趣确立的目标，无论多么难实现，学生都会乐在其中。但模仿、盲从的目标往往会附加一个代价，即很难从中得到乐趣。此时，一旦目标无法实现，学生们的心态便很容易崩塌。

杜素娟常为此感到遗憾，因为她能预见到，追求单轨制目标的结果是多数人都求而不得。“当下，我们往往按一种标准定义一名优等生、定义一份体面的工作、定义一种成功人生，这种标准只会水涨船高，但社会资源不足以支撑多数人追求这种标准。这注定了学生们面对的是焦虑的大学生活。”

之所以学生们的选择如此单一，是因为早期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缺失了一样重要的东西，杜素娟称之为对自我的想象。

“你想成为怎样的自己？你想过上怎样的生活？一份贴切的自我想象一定要建立在了解自己的基础上——了解自己的兴趣是什么、自己擅长什么、自己的特点又是什么，这样才能定制出一份自我想象，而这样的自我想象是能变为每个人的理想的。”

杜素娟强调，有了对自我的旺盛想象，才能生出探索自我和人生可能性的勇气。这条路走不通，再试试别的；还走不通，可以继续尝试；如果方向不对便随时调整。“我们会发现，一份对于自我的想象会成为人生中的精神弹簧——我还有其他的可能，那我的人生就还有余地。”

总之，自我想象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就算走入绝境，也能重启人生。

“如今教育的本末倒置则体现在，孩子在成人之前，这个世界已经给定了一整套价值标准、行为规范和人生模板。按照这个模板生活、行事，学生们就会被社会规训。很多时候，他们还会因为不符合这个模板而痛苦、自责、自卑甚至否定自己。”

特别是在基础教育阶段，无论学校还是家长，都机械地认为孩子的成长主要体现为学习成绩的提升，很少认真观察、发掘孩子的能力特点、兴趣喜好，帮助他们生长出属于自己的自我想象，而这才是教育者该做的事。但在升学绩效压力面前，教师难以弥补家庭教育的缺憾。于是，白纸一样的孩子被画成了相似的脸，毫无特色。

杜素娟很幸运，她在12岁时遇到了带她找到人生出路的那位老师。当时，身为中学生的她严重偏科，语文、英语优秀，物理、化学“拉胯”，这严重拉低了她的总分。但一位老师耐心开导她，“不要害怕，不要担心总分，不管将来你考到什么学校，都要记住发挥中文优势，你的前途一定不会差”。

就这样，杜素娟在面临重大学习挑战时，从来没有为数理化焦虑过，而是一直享受语文学习的过程。“一位伟大的老师会告诉你，找到适合自身特点的专业领域和职业是最重要的。但在应试教育体系下，遇见这种老师得需要极大的运气。”

18岁无法“远行”

在余华笔下，《十八岁出门远行》的主人公扑在窗口问：“爸爸，你要出门？”

父亲转身温和地说：“不，是让你出门。”

“让我出门？”

“是的，你已经18岁了，你应该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

过去，成长和远行密切相关，即年轻人要作为独立个体探索自我、探索世界，现实的美好、沉重抑或荒诞都要亲自体悟，即便失望、跌倒、受伤也无所畏惧，年轻就是要不怕试错。

但那些满心期待来到大学、开启独立人生的年轻人却发现，如今学校的规矩越来越多。早晚自习、跑操、考勤，甚至在课前要上交手机等电子产品，长假或周末出本市也必须通知家长……杜素娟苦笑说，高校一度讨论过，是否应该统计每个班级上课时学生的抬头率。

在社交平台，一位辅导员的辞职帖里记录了苦不堪言的“保姆式”生活：每周至少3次查寝、每周至少听4次课，每周一晚值夜，严格统计学生考勤、宿舍卫生、评奖评优、四六级通过率、违纪率、挂科率，学生出现任何问题必须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每天24小时开机……但学生根本不念老师的好。

更有争议的是，随着微信群的普及，大学开始建起家长群，这在客观上方便了辅导员及时传达信息，降低了问题学生带来的各种风险。

“但问题是，在家长眼中，大学成了一个无限责任主体，学生的一切行为都与学校有关，后果都要学校承担。大学则不得不无限揽责，制定烦琐的管理流程、行政手续层层加码，每个环节都有相应责任人，但其实是为了规避责任风险。”兴宇坦言，这是一种很“扭曲”的关系。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青年教师李志春把这种管理方式归为科层制管理。“现代科层制的一大特点就是绝大多数人在工作中面对的只是一些数据、表格、材料，他们只关心这些数字是否准确、表格是否规范、材料是否属实，至于其背后有什么样的人和事，则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内。”

“科层制还会限制负责人的责任范围，每个人只对其直接的上下级负责。”李志春解释，真正科学的管理是要让人做事时有更大的灵活性，可根据具体情况而非硬性规定作决定，是更相信“人”而不是更相信“流程”。

杜素娟理解高校的无奈。“学校也应该得到保护，学校的权利、责任应该在法律层面得到界定，厘清学校和学生、家长的边界问题。”她认为，如果为了教育中的小概率风险，就牺牲大部分学生的成长空间，这是教育的倒退。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卢晓东谈到，现代信息技术、交通技术的发展，让学生们很难再完成大学阶段的“远行”，因为家长、老师随时可以掌握、互通属于他们的一切，这并非正确的教育理念。

他强调，初高中阶段最好不要建立家长群，而是将学业和日常生活问题逐渐交给学生自己处理。“如果大学还在大规模建家长群，那是没把学生当成独立个体对待，这是父母以‘爱’的名义越俎代庖，其本质还是一种控制。”

育人还是保住饭碗？

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杜素娟始终认为，从成长阶段看，大学生群体已是“半成品”，其身上带有很多原生家庭、基础教育阶段留下的印记，要对他们施加影响，帮助他们重新建立起一个正确的自我认知，引导他们走向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更好地成长、成熟，这非常不容易。

遗憾的是，大学老师教书育人的投入并不能让学生满意。

“在普通高校，上课积极的老师是少数，‘水课’安排比较多，上了也没什么用，只是白白浪费时间。”冰冰直言，说高校不和社会接轨，但它随着社会潮流开了很多新兴专业；说高校和社会接轨，但它的教学内容又和社会脱节。“一方面，它无法回应学生向内探求的问题；另一方面，它也无法很好回应现实就业问题，因为高校毕竟不是职业学校。”

李志春认为，这归根结底是现代学术工业体系所造成的问题。“学校虽然要求老师重视教学，但考核标准几乎完全以科研为导向，教师自身的生存压力巨大，项目、论文都忙不过来，何来心思好好上课？”

然而，教育是需要场景的，需要与学生充分相处。如果没有宽松的教学环境和宽松的绩效考核氛围，育人就很难有施展空间。

对此，兴宇体会颇深。作为新闻专业学生的辅导员，他们每年都会利用长假，安排学生开展一到两周的实践课程，进行田野采访、写作、拍摄，但最大的难点在于无法与专业课导师形成合力，因为假期实践并不纳入导师们的绩效评价体系，尽管这是绝佳的育人场景，对导师却没有吸引力。

李志春则是同行中的另类。复旦大学博士毕业的他抱着拒绝“内卷”的心，来到某二本院校，成了一名通识课老师。“我不要实验室，不要评职称，有书看、有课上、收入过得去，我工作得很愉快。”

李志春讲课的最大特点是松弛。他的课堂没有固定教案，他总是根据学生的表情、反馈，以及现场情境随时调整讲课内容。

“我可以天马行空，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只要学生喜欢，只要他们觉得有收获。”他体会到，“好的教育是很难设计的，设计好的东西往往不是学生要的。之所以说教育是艺术，就是因为艺术是在一个个具体情境中产生意义的。”

正因为松弛的生活，他有时间和学生一起喝咖啡、逛街、健身、吃饭，在把学生当朋友相处的过程中，把一些想法、经验、资源分享给他们。“只有拉近和学生的关系，让他们愿意向老师敞开心扉，帮助他们分析、处理现实问题，这才是育人。”

据李志春回忆，他在本科时的一位老师给了他深刻影响。那位老师直到退休都是讲师，他爱好摄影，经常带着学生们采风、拍摄，他对学生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在这些鲜活的业余生活中自然产生的。

杜素娟比这位老师幸运，因为她评上了校内唯一一位教学型教授。当然，她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价——她曾“投降”过，选择去做博士后。那是她产出论文最多的几年，也是无比空虚的几年。“我一路读的都是师范大学，站在讲台上才是最开心的时候。”她看清“堆论文”并非自己所愿后，便毅然回到讲台。“我很幸运地凭借学生的喜爱蹚出了一条路，但还有很多老师抱着豁出去的心态坚持教学，而他们得到的很少。”

如果说这个社会有一片理想主义的花园，它最应该在的地方就是学校。教育需要理想主义，也只有理想主义才能孕育出理想主义，传承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