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师体验送外卖”破圈背后的“是”与“非”

这几天，联系山东临沂大学文学院教师邢斌的人很多。

原因是，不久前在临沂东夷书院的一场活动上，他分享了“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的经历，引发关注，直接火出了圈。

火出圈后，联系邢斌的人里，有人想知道他当外卖骑手的缘起、经历，也有人关心他提到的外卖骑手的工资、保险、工作强度等问题。这一方面让邢斌感到忙碌，甚至被误解或质疑的困扰；另一方面又让邢斌很高兴，因为一些相关部门联系他了，“回应非常快”。

作为临沂大学文学院教师，邢斌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诗歌。9月4日，邢斌向澎湃新闻表示，未来的某个时刻，他会把这样一些青年外卖骑手群体写进诗歌，他觉得历史应当记住这些流汗奋斗的年轻人。

邢斌还说，“有人说，旅游就是从自己厌倦的城市，到别人厌倦的城市走一走。但这走一走，行千里路，比读万卷书还要有用。隔行如隔山。360行，每一行都是一座壮丽的山川。我想继续干下去，多去走一走人民心中的壮丽山河。”

像此前“北京副处长当外卖骑手”“北大博士后当骑手”话题受关注一样，在话题主角职业反差带来的冲击力消退后，大众再次将注意力放在了外卖平台的规则、外卖骑手群体的生存状态等议题上。舆论喧嚣过后，如何看待外卖平台系统的设计与管理？

送外卖的初衷和回应质疑

临沂大学文学院官网信息显示：邢斌1976年12月出生，山东青岛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硕士，讲师。目前主要承担的课程有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在《新文学评论》《百家评论》等期刊上发表论文7篇，出版著作2部。获临沂市社科奖励1项。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诗歌。

临沂大学文学院官网的邢斌简介

一位大学文学院的讲师，为什么想到去体验送外卖？

在东夷书院的分享中，邢斌说，“我无心于调查，就是想体验体验。2022年很特殊。一份报道里讲，在上海骑手送外卖每天能赚1000多元。另一份报道又说，北京人社局一位副处长，王林，亲身体验当外卖骑手，送餐12小时赚了41元。究竟哪个是真的? 我想，应该亲身试试才知道真伪。”

火出圈后，邢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补充谈到，“我的生日在12月，去年12月我孩子给我送了生日礼物，我就想，我也给我自己送一个生日礼物吧，就决定启动这个当外卖员的计划。我觉得只当几天外卖员没办法真正去了解这个行业，就决定要去体验一个月。”

9月4日，他又在一场媒体直播中给出了另一个稍有不同的回答。

邢斌说，他今年已经快到50岁了，他这一代人的青少年时代都参加过一些体力劳动，他本人在物流站、工厂等地方工作过，比较清楚他们那代人的工作状况。但对今天新一代的年轻人，90后、00后，他们所从事的比如外卖员、快递等这些工种，他不是很了解。

“我经常看到报道中说，他们的精神压力很大，他们的体力劳动强度远超我的想象。我就想做这样一个新工作，对比一下以前在农田、在工厂的工作，看它到底是怎样一种对比？”邢斌说。

在东夷书院，邢斌分享了他从2022年12月至2023年1月期间体验送众包外卖的一组数据：“一个月，我送了2000多单，接触了几百个商家，敲响了2000多个房门。平均下来每天骑摩托210公里、步行32000步、爬110层楼。”

在邢斌的经历受到关注后，网上有人对他“一个月送了2000多单”提出质疑。

对此，一家外卖平台在临沂的站点负责人告诉澎湃新闻，该平台系统里有邢斌账号相关信息记录：众包骑手，2022年12月22日至2023年1月26日期间，共完成365笔订单，日均单量13单，日均有单时长5小时，提现4348.34元。

他还表示，目前，临沂当地普通水平专送骑手的月均单量在1000-1200单左右，一个站点能跑到1500单上下的老骑手仅为个位数。一个月能跑2000的外卖员也有，但是很少，需要在对区域情况特别了解，且单量比较大的情况下。

邢斌本人向澎湃新闻表示，“这个问题很好，我已经回应，我同时跑三家（外卖平台）。这个是很坦然的。”

在此前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邢斌还提到，“2000余单”并非是精算的结果。

当外卖骑手的体验与观察

在东夷书院的分享中，邢斌除了分享自己的个人经历外，也谈及不少有关外卖骑手与平台系统现状的内容。

他谈到，跑“美团众包”不用培训，注册就行，不限时间，不规定最低工作量，收入一天一结。“蜂鸟众包(饿了么)”，基本同上。注册“闪送”后，培训了半天，花了50块钱买了工牌、马甲、文件袋。“顺丰同城”和“闪送”差不多，没有体验过。

他还提到，美团把骑手分三个等级，核心是美团专送（职业骑手），每天上午九点打卡上班，晚上九点下班，埋头跑系统推送的单子，每单3-4元，都是优化过的好单，相对轻松一些。但不好的地方是不准请假，每个月允许歇四天，歇哪天得提前一星期报备，越是刮风下雨下雪越要求准时派送。接到差评罚款200-500，一般罚500。“在临沂城，专送每天必须干12-14小时，一个月必须干26-28天，平均能挣6000。特别拼命的能挣8000多，都是市区60码逆行闯红灯拿命换的。”

邢斌表示，专送很苦，但业余送外卖的众包骑手更苦，处于最低的第三级。送一趟单价低30%，单子都是专送挑剩下的，不是偏就是远，要么就是去没有电梯的搬迁小区爬六楼送上门。同时，众包工作时间更长，更危险，挣得更少，不听话就被针对性“礼送”到没有订单的边缘地区。好处是不想干就回家躺着，没人强迫你挣钱。“我了解的最拼命的，每个月能挣7000（每天干15-16个小时，一个月一天不歇）。”邢斌说。

“平均每单3.5元，要取货送货2+3公里，取货平均等5分钟，骑车8分钟，送货进小区上门平均7分钟，共20分钟。一小时3单，10.5元。”邢斌在东夷书院的分享中表示，“这个月综合算下来，每小时收入10元是常态，每小时收入20元是极限。”

邢斌在一张纸上记录了当时每天的工作时间和收入情况。从记录上看，在体验当外卖员的日子里，邢斌单日跑单时间多在12小时以上，日收入多在一两百元之间；最长是1月19日跑了19小时，收入400多元。

邢斌此前记录的每日劳动强度与收入情况表。

“但我主要关注的是外卖员这个‘身份’究竟是怎样的处境。体验这个工作过程中人是如何感受、应对、反刍这些遭遇的。”邢斌表示，“没有人拿正眼看送外卖的，商家，顾客，尤其是保安”，但也有些温暖的时刻，“这一个月，我送了两千多单，有三个人真诚地感谢过我”。

同时，邢斌提到，中国的几家外卖公司总部把所有城市都分包给每个城区的运营商，然后运营商再次分包。“骑手出车祸了，每天扣的3元保险（公司扣了60%，只把1.2元交给保险公司）提供最高6000块钱的伤亡保险。”

邢斌在分享中说，保险不够了，县区运营商承担；还不够治病，起诉城市运营商和外卖公司总部难以获胜。

此外，邢斌还提到了系统判定要罚款的一些问题。比如，完成订单后忘了点击送达，导致系统显示异地点击送达，或者超时点击送达，会被罚款。

在东夷书院的分享中，谈及这些外卖总部的管理系统时，邢斌认为，这个“大系统”的具体而微，基因完全一样。它的一切设计，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变得更精密、更准确，“恰好”能获取适量的劳动者，“恰好”能让骑手们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让他们积累不下休养生息、以钱养钱的些微资本。

劳动强度、保险等话题中的是与非

热度之下，外卖平台感觉压力颇大，并不愿直接公开回应邢斌谈到的劳动强度、惩罚规则等问题。

对于邢斌提到的专送骑手工作时间长、不好请假等问题，9月4日，一家外卖平台临沂配送站站长向澎湃新闻表示，专送骑手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相应班次，同时骑手在线期间并非都是工作时间，由于外卖单量存在明显的波峰波谷，没有单的时候骑手可以自行休息，骑手也可根据自身需要请假。

对于邢斌提到的“一个差评扣500元”，上述配送站站长称，临沂于2022年针对专送骑手落实“服务星级”机制，对骑手收差评、超时等情况的处理从扣款改为扣分，根据全月累计积分来评定骑手的服务质量，进而确定对应奖励，不存在扣款500元的情况。对于兼职的众包骑手，最严重的违规情况属于“虚假点送达”，扣款是50元。同时，骑手对于差评有异议，可以进行申诉，审核通过后会进行剔除，维护骑手的权益。

在9月4日的媒体直播中，邢斌则强调，外卖平台的差评体系都是针对骑手的，针对商家的制约并不多，骑手有异议时很难申诉成功。

就完善申诉系统问题，邢斌还提出了三方面建议：顾客与外卖员可以双向互评；投诉和申诉系统提供人工应答，对外卖员不能一罚了之；通过大数据进行精准筛选，筛选掉一些无意义或者故意的差评——如反映太辣或是盐放少了等这类和外卖员无关的差评。

对于邢斌提到的“骑手最高6000元的伤亡保险”，上述配送站站长称，骑手保险保费是专款专用，禁止截留保费；骑手意外身故与伤残，保险可提供最高60万元。

“如果是在一种正常的交通状况下发生的，它（保险）最高可以达到60万。”邢斌在9月4日的媒体直播中说。

同时，邢斌谈到，一方面平台算法对于骑手的控制很精准，A地到B地所有骑手的最快纪录会成为全部骑手的新标准。且一个现实的情况是，“如果不违章的话，骑手的月收入会下降大约50%”。另一方面，保险的赔偿要求非常严苛，比如，必须没有违反交通法规、时速正常。因此，对于外卖员团体来说，发生交通事故时，按照保险公司的赔偿要求可能需要负全部责任，甚至还可能需要支付对方赔偿款。

热度过后，如何看外卖平台的设计与管理

当大众对“大学教师为何体验送外卖”的好奇心被满足后，舆论的关注点也转移到外卖骑手的生存状态，以及外卖平台的设计与管理是否合理。

这些并非新话题，但仍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2021年，北大社会学系博士后陈龙因“北大博士后当骑手”的话题受到关注。在当年的报道中，陈龙讲述了自己2018年为做研究送了半年外卖的经历，并谈到“平台推着骑手去找捷径，找到了之后，我按你的新捷径来设计标准”。

当时，陈龙表示，“跟2018年比的话，我觉得骑手的处境可能是更糟糕了。你想2018年送一单的价格是8块，现在下跌到5块。他们要保证收入不下跌，只能不断地内卷，付出更长的工作时间，压缩每一单的配送时间，送更多的订单。”

陈龙在其发表的论文《“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中提到，“尽管平台系统用于管理骑手的数据是客观的，但其背后存在利益导向。技术不管再怎么飞跃，本质上依然服务于资本。而对技术神话的盲目推崇时常让我们放松对幕后操作的警惕。因此，我们应该看到，平台系统并非客观中立的‘管理者’，‘数字控制’的背后存在着资本操纵的身影。”

9月4日，邢斌在媒体直播中还被问到外卖骑手的困境。对此，他谈到，外卖工作没有前途，是一种非常枯燥、天花板非常低的纯粹重复的体力劳动。

同在9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网以《调查研究 | 外卖骑手真的面临“去技能化”困境吗？》为题，刊发了三篇相关文章。

其中，已身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的陈龙在《外卖骑手真的面临“去技能化”困境吗？》一文中指出，“去技能化”意味着劳动者的退化，本质上是工作中的手脑分离，其结果是工人认知能力的退化；但在实际观察中，外卖骑手的表现却并非如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骑手在工作中的“隐性知识”被忽视。骑手在送餐过程中的“隐性知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大脑地图”“情景经验”“沟通技巧”，外卖骑手送餐过程中需要手脑合一去使用“隐性知识”，因此送外卖并非“去技能化”的，非但不会让外卖骑手变得愚笨，反而能让他们“收获一定的成长”。

中国商业技师协会副会长来有为在《数字技术协助提升骑手职业技能》一文中谈到，外卖骑手需要不断提升职业技能。掌握职业技能的外卖骑手甚至能够打破只能做一线配送工作的职业天花板，通过“骑手—组长—副站长—站长”四级晋升渠道，找到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

而关于邢斌谈及的外卖员收入、工作强度等问题，学界也有不同角度的观点。

北大法学院教授、北大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近日在“电子商务法研究”公众号撰文表示，关于外卖员的工作强度问题，的确是一个真实问题。这也是平台在未来需要予以重视，需要关注和改进的。

同时，薛军认为，作为兼职众包的外卖员，其工作的特征恰恰是弹性的，是可以自己选择的，是可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平台对其工作时长并无强制性要求，所以对于兼职外卖员（众包外卖员）这一部分，工作时长问题的关键也许在于外卖员自身的某种责任意识。因为他可能在多个平台同时注册接单，某一个平台限制其接单，并不能起到强制其休息的效果。这种情况下，需要强调的是其自身对于健康的责任意识，而非谴责向其提供兼职工作的单位。

邢斌此前对外卖公司财报显示“亏损大”问题也提出过疑问。对此，薛军认为，“隐隐约约地对外卖平台存在隐瞒高利润，对商家高抽成以及没有与骑手建立劳动关系之类的批评，我个人认为值得商榷。”

薛军指出，为了吸引流量，平台搞各种大规模的补贴要烧钱，为了维持App的打开率、活跃度，要补贴不赚钱的其他业务线，比如共享单车。这些都需要钱。另外现在程序员的工资非常高，有些特殊的专业人才，比如算法工程师的工资动辄几百万起步。还要加上算力的配备，数据的存储，计算和运用，这都意味着巨大的开支。

“邢（斌）文中还是提及抽成的问题。这个问题讨论也很多，批评平台的声音也一直存在。但从市场机制来看，一种交易模式能够长时间持续，大体上能够说明双方都能够从中获利。目前很多餐饮店，转型主打外卖业务，压缩实体店营业面积（比如我喜欢的安妮餐厅五道口店就是如此，门面小得不得了），控制在店的服务员数量。在这种情况下，外卖平台对其赋能效应很明显。”薛军表示。

在薛军看来，邢斌将自己的体验表达出来，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少是平台“众生像”中的一幅。学者具有表达能力，而普通外卖员缺乏表达的能力和渠道，所以类似的“田野文章”越多越好。

“但其价值也就仅限于此，不能一惊一乍的。”薛军在文章最后写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基于实实在在的数据和客观事实，能够真正尊重市场逻辑，尊重经济规律，来形成治理思路，而非基于道德直觉，基于个案基础上的爆款新闻、爆款文章来推出应激性质的治理政策，那就是我们走向成熟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