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种质资源，他们在深山密林中探寻科学秘境

在中国西南边陲一个零下20摄氏度的冷库里，9万多份野生植物种子“沉睡”其中，“睡眠”周期可达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这就是位于云南昆明北郊的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以下简称“种质资源库”）。

1999年，83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征镒向国家提出建议，希望能在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云南建设一座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加大力度抢救野生动植物资源。人才、实验室、数据库……一点一点筹建，2007年，种质资源库在昆明建成。经过十余年的探索、搜集与攻关，种质资源库目前已保存我国本土野生植物种子11305种90738份（达我国有花植物物种总数的三分之一），从学习国外经验到成为全球第二、亚洲最大的野生植物种质资源库，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领跑者之一。

跋山涉水 拯救濒危物种

“《中国植物志》中记载了31000余种植物，但其中有20%的植物面临很高的灭绝危险。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视角看，种质资源库的收集覆盖了全国的野生植物资源。”种质资源库主任李德铢说，“保护种质资源，关系到人类自身，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像青蒿素的发现、猕猴桃的改良等，都是开发、利用野生植物资源作出的巨大贡献。因此，建设种质资源库是一个百年大计。”

一代代科学家倾尽心血，在珠穆朗玛峰上，在干热河谷中，在实验室里，采集、研究、培养……一批批优秀人才加入到这场濒危物种的拯救行动中。

种质资源库采集部多次赴珠峰地区开展采集，并于2021年9月在海拔6200米区域成功采集到须弥扇叶芥、鼠麯雪兔子等植物的种子，刷新了全球野生植物种子采集的最高海拔纪录。

悬崖峭壁、毒蛇、毒虫、地质灾害……野外采集种子的艰辛，种质资源库种质保藏中心主任蔡杰历历在目。“不能因为那里很偏远、有危险就不去了。”蔡杰说，大家学习爬树的技能，通过绳子攀树可以攀到很高的地方，通过降绳的方式下到天坑开展采集。“上天入地”的技能，帮助团队采集到高黎贡山72米高的台湾杉种子。

种子采集难，保存亦难。采集回来的种子，在筛选入库前要经历接收登记、清理、质量检测等10个大环节，100多个步骤。“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豆科植物胡枝子的萌发实验，9万多份种子都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每5到10年做一次萌发实验，如果它的萌发率低于75%，我们要重新采集，或者把它种出来繁殖更新，以保证这份种子永远都有活力。”种质保藏中心种子管理组组长何华杰介绍。

开放育才 在实践中历练人才

种质资源库主要涉及植物分类学和种子生物学，而这两门学科都是冷门学科，人才奇缺。对地处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种质资源库来说，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的任务更为艰巨。怎么办？

“首先靠国际合作。2004年以来，我们与英国‘千年种子库’签订十年合作协议，共同培养人才，种质资源库的技术人员都去‘千年种子库’培训或学习过。”李德铢说。

李德铢是吴征镒培养的第一批博士，他从英国剑桥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回国后，担任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所长，见证了种质资源库5年可行性研究和5年建设的过程。

在种质资源库处于筹建阶段时，李德铢建议蔡杰去英国学习。于是蔡杰远渡重洋，在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千年种子库学习国外对种子库的运维管理方式。“很庆幸能有这段经历，让我学习到更多的东西。”蔡杰说。

学成后，蔡杰回到熟悉的昆明植物所，同时带回了种质资源管理、采集保护收藏的技术。“那时李德铢老师正在做中国植物脱氧核糖核酸(DNA)条形码项目。针对我国物种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我们优化采集收藏流程，优化工作效率。”蔡杰说，上万数量级的DNA库和标准DNA条形码数据，为种质资源研究和保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种质资源库的各个实验室，有许多伏案做实验和检测各类材料的中青年技术人员，他们被称为技术支撑人才。走进种子清理室，一股浓香迎面扑来，技术人员杨忠兰正熟练地用种子分离机清理一份荨麻科种子。

“这些技术人员可能论文不是很多，但他们多年从事一项技术工作，就成了行家里手，对我们科研工作有重要支撑作用。”李德铢说：“我们对人才分类管理，对技术支撑人才评价标准不是论文，而是用国内外公认的技术标准来考评，让他们有上升的空间，如今种质资源库支撑序列已有10位技术人员成为高级工程师或高级实验师。”

对于研究型人才，种质资源库在自己培养的同时，充分利用国家和中国科学院的各项人才政策，积极引进高层次人才，目前26名研究员中有8人属于引来的“凤凰”。他们在云南的野生稻、花卉、水果种子研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昆明植物所所长孙航表示：“我所开展‘深化科研院所改革、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试点’，通过抓攻关，以任务促学科发展、以任务促人才培养。全所共组建任务攻关团队21个，涵盖64个专题攻关组。试点以来，昆明植物所承担了国家重大任务和千万级以上重大任务10余项，协力攻关重大科技任务。”

科学报国 传承弘扬科学家精神

“我们不仅要搜集保存种质资源，还要边保存边研究边利用，让种质资源库能发挥更大价值。”李德铢表示。

2017年，从昆明植物所博士毕业的时晓菲，辞职来到云南保山一家公司做羊肚菌推广种植。“在公司的五年经历，让我意识到很多技术问题只在田间地头是无法解决的。”带着产业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时晓菲再次回到昆明植物所做博士后，继续研究羊肚菌。

“我们在国内比较早地研究羊肚菌，研究了20年，分清了中国羊肚菌的种类，收存了菌种，弄清了羊肚菌的特性并成功驯化，解决了产量稳产问题。”种质资源库副主任于富强说，他带领一个团队长期研究培育羊肚菌品种，也是时晓菲的博士后合作导师。

目前，云南每年羊肚菌面积种植三万多亩，产值三亿多元。“我们与二三十个企业合作，在全国20个省推广种植羊肚菌，占全国羊肚菌面积的四分之一。”于富强说。

走进植物离体库，五颜六色的植物在透明瓶罐中静谧生长。“这些培养基是我们用化合物给它们配比出的‘美食’。”植物离体库高级工程师何俊拿起一瓶兜兰介绍，“目前，种质资源库已保存植物离体培养材料2143种26200份。每份种子我们一般培养15瓶左右，如果有科研机构或企业需要，我们再进行大量培养与繁殖，以供研究或应用之需。”

“很早之前老师告诉我一句话——‘科研做到极致一定有应用价值’。我们年轻一代拥有很好的平台，种质资源库是国家大科学装置，现在青年科学家的机会越来越多。”时晓菲感慨道。

近年来，种质资源库累计服务用户3610余人次，分发14706份总DNA，10510份活体材料，向218家机构分发共享19306份，共825253粒植物种子。

一粒粒种子、一份份材料从种质资源库分发开来，为种子的研究与应用打下坚实基础。

“吴征镒、蔡希陶等前辈言传身教、淡泊名利，还有‘择一业而终一生’的李恒老师，都是我们身边的榜样，让我们种质资源库有一种很好的学风和传承，影响带动了中青年队伍，使大家不计名利，志存高远。”李德铢说。

“争分夺秒”是退休返聘专家程治英给何俊留下的主要印象。“当时，60多岁的程老师每天都早早来到实验室，装满水杯就开始在超净工作台上专注研究。为了给我们腾出更多实验时间，程老师中午匆匆吃完饭就会利用午休时间继续工作。”何俊回忆道。

“我们将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立足中国西南，辐射东南亚等，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提升战略植物资源调查与评价、收集与保存、发掘与利用的创新链集成能力，成为特色鲜明、研究卓越、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一流研究机构。”孙航说。

（原标题：《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科研团队：在深山密林中探寻科学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