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锋亮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长聘教授

前段时间，我国对外宣布，为扩大中美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交流，中方未来5年愿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我国此举当然源于国家间的友好往来“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我国留美学生规模远超美国来华留学生规模。同时，我们到国际留学的学生规模也远大于国际来华留学生规模。

派出学生到国外留学、吸引学生来华学习都是打造国际友好环境的重要途径，二者不能偏废，因此非常有必要扩大来华留学生的规模。那么，如何吸引更多国际留学生来华学习？除了提高学校自身的质量与声誉、为更多留学生提供奖学金等措施外，我国境内的中外合作办学也是增加来华留学生规模的一个重要渠道。

比如，上海纽约大学2022届毕业生共365人，其中国际生及港澳台学生有161人，占比超过40%。再比如，根据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颁布的2024级的学生名单，150名学生来自全球43个国家和地区。随着新一届学生的加入，苏世民书院的学生全球网络将扩大到100个国家和地区。

此外，国内其他知名的中外合办大学与项目在吸引国际学生来华学习方面也都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

在教育国际化的实践中，留学生、外籍教师数量往往是受社会关注的重要指标，中外合作办学却经常被人忽视。事实上，国际合作办学也是教育国际化尤其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形式，可被视作教育的“在地国际化”。在全球保护主义抬头以及我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中外合作办学能在多方面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

近期，笔者所在团队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高等教育领域，无论是中外合作办学的机构数还是项目数，都能显著提升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这是经过因果推断得出的分析结果，即中外合作办学是“原因”，经济增长是“结果”。

为何在国民经济中不起眼儿的中外合作办学会显著促进经济增长？

其一，中外合作办学有助于增加外资。中外合作办学吸引了一定数量的国际留学生来华学习。有在华留学经历的国际政府官员与企业管理人员可利用其中文语言优势以及在华打造的人脉网络关系，出台或执行切实可行的对华投资政策。不难理解，从双边贸易投资角度看，留学生教育能促进生源派出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

其二，国际留学生留在中国继续学习、生活与工作，可促进外资的文化认同并打造本土化的国际人才，进而降低外资投资的成本、风险，减少不确定因素，提高外资投资成功的概率。由此，中外合作办学促进了国内国际的循环。

其三，中外合作办学可满足我国人民对高等教育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与高质量的需求，成为原计划出国留学家庭与学生的备选，这就可以将原本发生在国外的消费甚至投资留在国内，促进国内大循环。

除促进经济方面的发展外，中外合作办学的实践可在合作培养国际化高层次人才方面进行管理体制与机制的创新，为全球教育治理提供更多中国方案。

通过将中外合作办学进行本科生阶段与研究生阶段的划分，我们发现在本科教育阶段，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在研究生教育阶段，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对经济增长均能发挥价值；对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而言，研究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本科生。

产生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本科生与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与培养目标不同。因此，其中外合作办学对经济增长促进的途径与机制也存在差异。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中外合作办学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明显的跳跃与非线性关系。当地方本身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源存量以及教育财政投入不足时，中外合作办学对经济的促进效应很难充分发挥。只有当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跨过某个门槛后，该效应才能显著发挥出来，而且这一效应会随着人口城镇化率、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的增加而增强。更加欣喜的是，我们发现上述规律同样适用于我国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

因此，在营造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以及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相关政府部门与办学机构不要小觑中外合作办学“四两拨千斤”的特殊作用，要进一步扩大中外合作办学规模，调整区域中外合作办学资源配置结构。

至于具体策略，首先，应对目前尚未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的地区，在经费和管理人员方面予以支持，建立具有当地产业特色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与项目。其次，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足以支撑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建设的地区，应进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试点，在经济得到一定发展后，再正式建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本文为2022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重点项目“高水平研究生教育与国家创新发展研究”〈课题编号：22JYA003〉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