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特邀演讲：“机器人护理的社会技术想象……”

6月10日，演讲：“耳聋：重新评估聋人的经历……”

5月30日，研讨会：“什么是健康公平？”

德国的慕尼黑工业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系网站首页上，挂着主题丰富的报告和研讨会通知。

这是一个成立仅8个月的新系，活跃的学术氛围让不少国内学者羡慕，羡慕中还带着遗憾。

曾经，在我国最顶尖的两所高等院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也有着与此类似的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的实体机构，但数年前，两所大学的这类机构被撤销或停止运行。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主任段伟文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清华和北大何时恢复建制化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成立STS系？》一文，呼吁国内恢复对STS研究的建制化发展。这一观点引起国内学者关注和讨论。

STS是干什么的？

慕尼黑工业大学STS系的官网上这样描述STS研究的必要性，“科学和技术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从个人对食物和健康的选择，到公众对隐私、风险或流动性的担忧，到全球可持续性发展和安全问题。今天的大多数争议和政府决策都涉及协调专家知识和技术设计与政治和正义问题。同时，科学和创新是深刻的社会过程，受特定文化规范、价值观、经验和合法化实践的影响。”

他们对自己工作的定位则是“通过与技术领域伙伴的合作，开展社会科学研究、教学和公开对话，以更负责任和可持续的方式参与科学和创新”。

2021年10月，慕尼黑工业大学在此前社会技术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STS系。除了慕尼黑工业大学外，国际一些顶尖大学，如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等，也设有科学技术与社会系、科学与技术研究系等STS相关机构。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王程韡告诉《中国科学报》，在德国和美国，STS研究把科学技术看作是一种社会运行的产物，主要探讨科学技术的运行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

在我国，1985年，清华大学成立了国内第一个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机构，1993年成立了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2000年组建了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2008年，清华大学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成为北京市重点学科（交叉学科类）。

1986年，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成立，曾规划要立足于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借鉴国际上相应学科领域的发展模式，形成包括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社会学、科学与公共政策四个相互联系的、以科学技术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群。

与西方STS研究相比，中国的STS研究有自己的特色。“中国的STS研究，起初是在自然辩证法的学科体系下起步和发展的。于光远、龚育之等一代思想家的理想，是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学和社会学思想与方法，解析中国科学和社会发展进程和趋势，解决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袁江洋说。

不过，遗憾的是，2018年，清华STS研究所被撤销，北大STS研究中心也逐渐停止运行。“一个不知什么时候倒在半道，另一个则消失在天亮时分。”段伟文用“无疾而终”来评价两个STS实体的命运。

清华STS研究所为何被撤销？

作为清华STS研究所被撤销时的所长，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杨舰心里对撤销一事一直留有遗憾。

“我们是一个很团结的群体，大家彼此间的合作很多。STS本身就是很宽的领域，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也喜欢在一起讨论问题。”杨舰告诉《中国科学报》。

STS研究所宣布解散时，做科学史研究的杨舰发现，自己早已深受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的影响。“潜移默化的受益非常多。”杨舰说。

回顾往事，杨舰将清华STS研究所被撤销的原因归为两个：STS研究所相关课程学时调整和高校学科评估。

杨舰回忆，最初STS研究所承担清华大学全校硕士研究生必修课“自然辩证法”和博士生必修课“当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教学任务，2011年前后，自然辩证法课时数从原来的40学时调整到了18学时，而“当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这门课的名称改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由本所教师和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共同开设。

“因为人事编制的多少要看必修课有多少课时、多少班，然后按每个老师的教学工作量看需要多少老师。课程调整以后，老师的工作量不够，研究所就没有理由‘进人’了。”杨舰回忆。

更大的冲击来自高校学科评估。杨舰说，STS研究所部分老师和学生及其相关成果划归到哲学系和社会学系参评，还有一部分成果参加马克思主义门类的学科评估工作。

“2016年的学科评估，要求同一学科门类的所有学科必须同时参评，导致全国高校在接下来的学科整合中化零为整。很多理工科高校，都将人数较少的科技史和科技哲学学位点撤销了。而像STS研究所这样的没有一级学科支撑的机构，大都面临解体的命运。”杨舰说。

在清华STS研究所解散期间，杨舰等人还应邀参加了在澳大利亚召开的国际科学社会学（4S）大会。

当时的大会主席、几位国外同行问他：“还有没有挽救的机会？我们能帮你们做点什么吗？”

“这事儿已经结束了。”杨舰无奈地回答。

实际上，事情远没有结束。STS研究所留下了一批还没有毕业的硕博士研究生。

现任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社科荣誉学会青年会士的徐秋石，当年在STS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但毕业前夕STS研究所被撤销了。徐秋石告诉《中国科学报》，那一届毕业生在学籍管理和行政事务上遇到了些麻烦。

作为原STS研究所里最年轻的老师，王程韡承担起了教学辅助人员的责任，为STS研究所遗留的学生们“善后”。“刚开始解散时，有100多位学生没有毕业，现在依然有50名左右的学生没有毕业。他们的教学培养环节还要有人来组织。”王程韡说。

要不要以建制化形式发展STS？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研究，我们应该珍视前期得之不易的成果和已经培养的人才，尽快恢复有正式建制的STS研究。”段伟文呼吁。

这一观点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系主任谭笑是STS建制化发展的支持者之一。

“交叉学科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很可能成为各自学科都不认可的新生事物。评价模式往往存在着很强的传统学科惯性，这导致交叉学科的研究无论是在显性的发表、项目申请上存在一定困境，在隐性的学界口碑层面也通常存在各种质疑，而建制化意味着改变评价模式。”谭笑说。

她认为，除此之外，STS研究需要建制化的另一个理由是，这一学科探索的科技伦理等问题的社会重要程度越来越高，需要独立、专门对待，并不是其他学科“顺便”就能解决的。

对于非建制化STS研究的“尴尬处境”，杨舰的描述更加直白：“如果没有实体，就没有‘粮本’，位置也不明确。人家会问，你研究的是什么？是哲学吗？不完全是！是历史吗？不完全是！是社会学吗？不完全是！”

不过，也有学者对STS的再建制化发展提出了不同看法。

“我个人并不赞成重启STS建制化进程。若要有所行动，我赞成重启自然辩证法学科化进程。”袁江洋说。

对STS研究，袁江洋有不同的理解。在他看来，西方STS研究有浓厚的反科学意识，大多持有清晰的相对主义立场，否认科学合理性，否认客观性，甚至否认真理的存在。随着后现代反科学思潮及学术传入中国，中国国内也出现了反科学主义学术阵营。

对于反科学主义，袁江洋认同龚育之先生的观点。龚育之晚年曾撰文指出，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及格局与西方后现代格局有重大差异，反科学、反科学主义对当代中国科学与社会的发展是有害的，当代中国需要赞许科学的社会氛围和文化。

袁江洋认为，今日中国正在走上山之路，需要进一步提升整体社会理智，需要守护科学合理性原则。

如果建制化，该怎么做？

目前，国内并非没有STS实体机构，例如，华南师范大学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院就是独立的教学科研机构，具有从硕士到博士再到博士后的培养体系。

但段伟文认为，在清华、北大这些一流大学实现STS研究的建制化，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研究水平可能会更强，影响力和辐射面也会更大。

徐秋石也非常期待清华能够重建STS实体机构。她记得曾有位学者向她吐槽，“在国内做STS没什么前途，你看现在清华都不搞STS了”。这句话让她深感无奈。

“顶尖学校具有强大的示范效应。”徐秋石说。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并不一定要在清华或北大重建STS实体机构。

“清华和北大曾经是STS研究的高地，确实是有一定的传统。但是我觉得在很多高校都可以推进和开展这一工作。”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高璐说。

高璐支持STS建制化发展，但她认为，需要谨慎考虑建制化的路径。“在英国，STS一般也不是独立专业，而是作为社会学系的重要分支学科；在美国，一些STS研究以跨院系的教学项目形式存在；在荷兰，STS研究更为完善。我们需要谨慎地考虑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路。”高璐说。

她认为，一个比较适合当下环境和时代的路径是将STS研究和科技伦理教育联系在一起。“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出来之后，变成了STS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抓手。二者结合，STS研究的发展就能够得到相应的资源倾斜，形成稳定的学术环境，教师团队也比较容易稳定。”

谭笑告诉《中国科学报》，在偏理工科的院校建立STS研究的实体机构，会比偏文科的院校里更合适。“在西方也大抵如此。因为它们能感受到更多的实际需求，也就会产生更多实际的问题，而且每个院校自己的研究传统和特色不同，例如航空类、医药类等，会产生更有意思的研究成果。”谭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