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支撑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力量，战略科学家站在国际科技前沿、引领科技自主创新、承担国家战略科技任务，也是近年来我国人才培养和使用的重点。

然而，当前我国能跻身国际前沿、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科学家还远远不够。战略科学家的发现、培养和使用还存在一些亟待优化的突出问题。

结构、体系尚待健全

当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成为世界第一，但人力资源密度却偏低。据科技部《中国科技人才发展报告2020》显示，2019年全国研发（R&D）人员总量达到712.9万，但在R&D人员全时当量中的占比仅为43.9%，而世界主要国家都在50%以上，韩国R&D研究人员占比更是高达81.5%。这表明我国科技人才队伍结构有待优化，R&D人员投入强度仍然偏低。

在部分重点领域的顶尖人才储备方面，科睿唯安2021年度“高被引科学家 ”名单中，中国内地共935人次入选，占比14.2%，位列世界第二。这一数据虽然远高于2018年的7.9%，但与榜首美国2622人次入选、占比39.7%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同时，内地上榜科学家所属学科主要为化学、材料科学和工程学等，在生物化学、临床医学、免疫学、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神经科学等领域人数较少。

一方面，我国战略科技人才储备结构性失衡亟待进一步优化；另一方面，战略科学家的发现和培养体系也有待进一步健全。

比如，当前我国发现和培养战略科学家的路径、手段比较单一，主要通过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担纲领衔者中发现和培养“首席科学家”。高端研发平台作用发挥不足，欠缺能够集聚顶尖人才、开展高水平项目研发和高协同技术攻关、起到世界引领带动作用的大平台。此外，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尚待优化，战略科学家的主体地位有待提高。

再比如，科学家在25~45岁时最富有创造力。对43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统计发现，获奖成果产生时年龄在45岁及以下者占总人数的81%。当前，我国青年科技人才培养中，依然存在着疲于跑项目争经费、急于出成果评职称等问题，青年科技人才在绩效考核、非升即走、学术资源竞争、薪酬待遇等方面均有较大压力。

此外，教育在战略科学家培养中的基础性作用也亟待进一步加强。一方面急需在高等教育中深化科教融合、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机制；另一方面，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同样至关重要。

当前，我国教育体系存在高等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作用发挥不充分、科技人才培养与科技产业发展紧密性不强、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衔接不畅等问题。

人才生态环境仍需完善

战略科学家的成长需要一个良好的人才生态环境。在这方面，我们同样有一些工作需要进一步落实。

比如，近年来，“破五唯”成为科教领域关注的焦点，但“破五唯”尚未和“立新标”有机衔接。在评价活动中，“五唯”问题也没有根除，“人才帽子”较多且与物质利益、资源分配过度挂钩的现象仍较为突出，一定程度上使得战略科学家的培养和使用处于急功近利的人才生态中。

再比如，科研诚信建设、科学家精神培养和创新文化营造的政策措施仍需进一步落实。当下，我国科研失信长效防范机制仍有待完善，科研失信惩戒机制缺乏应有力度，管理约束手段仍较为有限，科研不端和学术行政化问题依然存在，急功近利、浮躁浮夸现象亟待实现根本性扭转。

此外，作为战略科学家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建言献策体制机制也有待进一步健全。世界主要国家大多设有国家科技创新决策咨询机构，建立常态化的联系沟通机制。比如，美国设有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英国设立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委员会和科学技术委员会、日本设立综合科技·创新会议。2019年，我国成立了国家科技咨询委员会，但系统、灵活、高效的常态化决策咨询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

“破五唯”要结合“立新标”

建立一支战略科学家队伍的一个前提，是要摸清我国战略科技人才需求的结构，以及领跑、并跑、跟跑的领域和学科，明确重点领域急需、紧缺顶尖科技人才的数量与分布，制定人才发展需求和政策清单，有针对性地支持、引进、培育一批科技创新人才，强化重点领域科技人才支撑。

在青年战略科技人才的培养方面，既要敢于让青年人才在重大科技项目攻关和产业创新突破中担当大任，也要引导高校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优化基础学科、应用学科和交叉学科建设布局，强化科教协同和产教融合育人，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和科学精神的培育，通过科学探索活动激发学生的创新潜力，引导学生形成独立思考和探究能力。

针对目前的“破五唯”改革，要避免战略科学家称号捆绑利益被过度使用，探索“立新标”，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积极引入服务对象、用户、第三方机构和学术共同体等共同参与人才评价。同时，减少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过度干预，让科研创新回归价值本位。彻底根治将学术资源配置、职称评审等简单与人才称号、学术头衔、行政权力直接挂钩的行为，探索建立更加科学的项目评审机制，坚决制止在项目评审、评奖评优中拉关系、打招呼等不良现象。

此外，还要强化战略科学家决策咨询作用。科技管理和领导部门要维护建议的独立性，在营造包容“发声”和善于倾听不同声音的学术科研环境的同时，丰富战略科学家建言献策渠道。

总之，战略科学家的发现、培养和使用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厚植战略科学家成长的沃土，从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制定适应国家战略需求、遵循科技创新规律、符合人才成长规律的战略科学家发现、培养、使用机制。

（作者系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