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言荣（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校长）

当前，努力使我国成为世界主要的科学中心、重要的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已成为国家发展到这个阶段所遇到的最大关口、也是必须要闯过的一关。

尤其是如何解决“卡脖子”问题已成为国内高校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然而，很多高校基本上还只是国家科技的“战术力量”，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还很不足。

要想成为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高校需要从两个层面发力，即在应用研究上要掌握住关键核心技术，也就是“根技术”；在基础研究领域产生从0到1的“种子技术”，而不仅仅是“树枝”和“树叶”的修剪和完善。

可以说，如果仅仅是对已有技术的丰富和完善，不管进展多大，也是一种战术性力量，都是在别人栽的树上结出的果实。

当然，作为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主阵地，高校无论是解决“卡脖子”问题还是支撑科技自立自强，关键还在于能不能源源不断地为国家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

其实，培养拔尖人才是要花很大功夫的，培养一个基础领域的高级人才可能比多修一公里地铁、甚至比搞出一颗芯片还要烧钱得多。

教师：

科研应有“合理空间”

对于优秀人才的培养，成功的学校尽管方法路径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共通的，就是都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

尤其在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方面，找到活跃在学术前沿的老师可以说是重中之重。

当然，一个好老师仅仅自己是人才也是不够的，好老师一定要既教书又育人，既言传又身教。

当年的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众多大师级人物，其关键就在于当时的西南联大名师大家荟萃，教学环境和育人氛围很浓，老师们的科研任务和科研压力很小，要搞科研也大多是理论方面的研究为主，老师可以将主要精力用在学生培养上。

如果老师的科研任务太重，是不太可能把学生的事情放在第一位的，甚至培养学生成才都难以成为其“主业”，老师可能会把自己的成功放在第一位，所以科研任务不要太多、至少不要长时间过重。

反观当下，有的学校教师的科研任务过重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要想给教师科研“减负”，首先，国家层面的资源分配不能太过于有竞争性，或太集中到某些或某类学校。

其次，对于不同类型高校中的教师应分类评价。

因为不同类型高校中，教师的科研类型和科研投入力度也各不相同，同一把尺子是很难适用于所有教师的，由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部分教师疲于应付、无心教学。

比如，重点大学教师的人均科研经费，虽然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我认为以副教授为例，当前如果保持在人均每年60—100万元应该是相对合理的空间，如果大大超过这一区间，教师承担的科研压力就很有可能占用其原本应花在教学上的时间和精力。

当然，文科有着自身规律，即便对于理工农医而言，也不是一个“死标准”。行业类高校可以略高一点，综合类高校则可以靠近下限一些。

如果在某一个阶段有很重的攻关任务，则以研究所或研究中心聘为专职科研人员为好。

但总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就是不能因为科研任务而影响教师人才培养的中心工作，这是对一所大学本质的坚守，但长期没有科研也是难以成为一个好老师的。

学生：

扎实基础应与宽广视野齐飞

基础拔尖人才首先要有从事基础学科的兴趣、潜质，但更重要的是要与使命感结合起来。

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之所以成为帅才、引领性人才的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强烈的使命感，因为他们刻苦学习的动力，来自于要用科学救中国的强烈信念。

如果一个学生没有使命感、没有志存高远的精神、没有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命运结合起来，也是难以成为栋梁人才的。

我们常说，只有根深才能叶茂。在川大的校园里，有一批长得很高、很茂密的榕树，其树根都是裸露在外面的，虽然树干还不到一米，但其树根方圆可以达到几十、上百平方米。

人才培养也是如此，学生在大一、大二时，首先还是要学习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大三时再考虑科研、进实验室，进实验室太早也不一定对人才成长有利。

关于培养学生宽广的视野，一方面要靠高校自身的通识教育体系，让学生在学好专业基础知识的同时，更多地了解和探索不同专业领域。

当然也可以通过“导师组”的形式，让学生从不同专业领域导师的身上汲取更多营养和拓展视野，这有助于培养学生多学科交叉的能力。

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多到国内外高校，尤其是国外一流大学、实验室或者科研小组交流学习，早送出去、早回来，多次、短时出去等，感受不同氛围和环境，从而强化学生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能力，视野打开得越早，学生受益周期就越长。

同时，对于此类学生，学校还应提供更有力的保障条件。

比如给予他们更有吸引力的奖学金或助学金、更有利于成长的生活环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生活无忧、相互干扰最小，能单人间就不双人间，能双人间就不四人间。

当然还需要有特别的课程体系，尤其是更具挑战性的课程和研究型小课程单元训练，而不是简单地在传统课程体系上修修补补，也不是简单地模仿国外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要尽量构建研究型的课程体系和开展研究型的教学活动，如果只是照本宣科，拔尖人才是出不来的。

学校：

培养拔尖人才需处理好“锅”与“碗”关系

一般而言，人才培养本身是个长周期、慢变量的工作。不是大学几年就能培养出来的，而是人生中要有几次接力和转折才能成才，而且很有可能还要接受有心栽花花不开的结果。

这些都是由于人的复杂性、生物的多样性、时势的不确定性所决定的，特别是战略科学家和基础学科拔尖人才成长的轨迹也各不相同，很难简单复制。

也正因为如此，不同高校的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要符合自身特点，不能盲目跟在别的高校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而是要在学习其理念和思路的基础上，发挥自身优势。

以我所在的四川大学为例，与清华、北大相比，我们在基础学科方面还存在差距，但川大的文理工医学科更加齐全。

因此，他们培养基础拔尖人才很可能主要强调的是走以兴趣导向为主的路径，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培养模式，而川大则可以结合自身特点，在兴趣导向的同时，走一条以目标导向、需求导向和国家战略导向为主的、自上而下的基础学科人才培养路径。

此外，从本质上看，高校培养拔尖人才更多是一种精英教育模式，在目前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大背景下，高校要想对少数拔尖人才尤其是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实施更好的精英教育，本身也需要一个有利于人才自由发展的大环境，并在这一大环境中营造小的精英教育氛围。

这两者的关系有些类似于“锅”与“碗”的关系，如果“锅”里的食材不好，整个学校都没有一个好的生态和氛围，指望把十几个人或几十个人圈养起来搞精英教育是很难成功的，当然盛在“碗”里的精英教育既要吸收一部分“锅”里的精华，同时也要体现出足够的高水平和差异化，如此才能服众。

如何在这中间保持一种平衡，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实际探索。

（《中国科学报》记者陈彬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