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哪些书籍是国内高校图书馆借阅榜上的“顶流”？答案是《平凡的世界》《三体》和《活着》。

不久前，高等教育数据咨询平台麦可思统计了国内101所高校2021年度的图书借阅数据，并发布了《2021年中国大学生图书借阅榜》。

在所有图书类型中，文学类作品的借阅量“一马当先”。在20本最热门的书籍中，有18本为文学作品，《平凡的世界》《三体》《活着》位列前三，《明朝那些事儿》《百年孤独》《白夜行》紧随其后。

与此同时，近几年有研究显示，国内大学生在阅读广度和深度上普遍存在不足。

2019年针对苏南地区大学生经典阅读情况的调查显示，只有3.14%的学生表示非常了解经典书目；同年，针对重庆地区大学生的调查发现，每学期阅读5本以上经典著作的大学生不到20%；2017年一项调查显示，选择经典著作作为主导型阅读内容的学生只占受调查者的31.8%。

国内大学生阅读是否存在“窄”和“浅”的问题？大学生阅读现状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我们又该如何推动大学生阅读向着广泛而深入的方向发展？

读文学作品等于浅阅读？

“《按自己的意愿过一生》和《遇见未知的自己》。”被问到平常会读什么书时，口腔医学专业大四学生刘璐（化名）给出了这一答案。

这两本都是关于心灵成长的书，也就是刘璐口中的“鸡汤书”。每天她都会花上五六个小时读书，一个月能读七八本。她说这在同学里算是多的。“大四的学生忙于考研、考证、找工作，哪有时间看闲书？”

作为医学生，刘璐大部分时间读的还是本专业的教科书——那些理论知识繁杂、难啃的医学大部头。“老师对我们的阅读量没什么具体要求，但学医嘛，就是得多看、多学，否则很多知识是记不住的。”

对于个人成长而言，刘璐觉得对自己启发更大的反而是那些业余时间读的心理书。“人总会遇到挫折，这些书给我带来了力量，也让我知道如何用更好的心态和方法面对问题。”刘璐说。

在阅读类型上，天津大学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本科生王明辰显然涉猎得更广泛。在他的书目中，专业书籍同样占据一大部分，此外，他还喜欢读心理学、文学著作。《平凡的世界》是他反复阅读的作品，书中主人公面对艰难困苦时的奋斗精神，让他深受触动和鼓舞。

在专业上遇到疑惑时，王明辰也习惯从书中找寻答案。一次课堂上，老师留下了一个专业问题。为理清解答的思路，王明辰到图书馆借了10本相关的书，并花了一下午的时间阅读其中相关内容，写出了自己的看法。“老师虽然没做要求，但在我的同学里，有人看的参考书比我还多。”王明辰说。

王明辰也尝试读过难度较大的哲学著作，比如哲学家牟宗三的《生命的学问》，但终因太难读而放弃。“这种书可能还是需要老师带着读。”

麦可思的统计数据是否有代表性？

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情报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张红伟和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刘凡儒均表示，在他们所在的高校图书馆，文学作品的借阅量确实最多，热门书目也有所重合。但在他们看来，如果考虑到文学作品的大众性、通识性，所有专业学生都会借阅，那么借阅量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2021年，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发布了上一年度的阅读分析报告，列出了文学类、社会科学类和自然科学类三大类别的榜单。后两类图书在借阅量上无法与文学作品相比，但在社会科学类榜单上，《中国哲学简史》《国富论》《资本论》《江村经济》等中外社科经典也都在前十名之列。

“大学生是个活跃的群体，他们的阅读也会受到社会热点事件的影响。”刘凡儒介绍说，比如，电视剧《人世间》热播后，其原著小说《人世间》借阅数量有显著上升。在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刘慈欣的《三体》获雨果奖后，相关作品的借阅量也居高不下。

虽然在网络时代，大学生阅读方式日渐多元化，但张红伟和刘凡儒都认为，高校图书馆的借阅情况仍然是了解大学生阅读现状的重要指标。

只是，张红伟并不认为阅读文学作品就等于浅阅读，文学是理解不同国家历史和社会的另一个视角，重要的是学生是否用心阅读和思考了。当然他也认为，无论学习什么专业，作为社会性的人，还是应该多读一读人文社科领域的经典著作，从而更深刻地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

“一辈子读的书，大多那一年读完”

读文学作品不等于浅阅读，但如果只读文学和本专业书籍呢？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多位专家表示，当前中国大学生阅读的深度和广度仍是远远不够的。

每年考研面试，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石油工程学院教授陈勉总会问一个在他看来再简单不过的问题——过去一年里，除了教科书，你还读过什么科技方面的书？

但就是这个最简单的问题，95%以上的学生答不出来。其余学生给出的答案也都是实用书，如《计算机语言》或其他考证的参考书，涉及科学理念的书籍几乎没有。这让陈勉感到很沮丧。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陈勉的一位博士生在攻读硕士期间曾在国外就读一年。谈起那一年的学习，这位学生比着手势对陈勉说，国外大学每上一门课，读的书厚度都在10厘米以上，这是国内没有的经历。他说，“自己一辈子读的书，大多是那一年读完的”。

在民进中央副主席、教育学者朱永新看来，造成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内大学教育没有把阅读作为最重要的基础。

朱永新曾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短暂学习过。他说，国外大学几乎所有学科，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教学，都是建立在阅读基础上的。大学生的平均阅读量非常大，一天超过100页，这些书不是教科书，而是各领域的经典著作。

朱永新还记得，当时每门课的老师都会开出书单，罗列很多书目。每节课上，老师与学生都要就阅读的内容进行交流讨论。

“没读书就没法发言。如果你想要有超越别人的见解，就要去读那些书单上没有的书。这就给学生一种深入阅读的压力和动力。”朱永新说，“而在国内，真正以学科学习为导向的大学阅读体系还没建立起来，大学生阅读仍是个人化、休闲化的，所以阅读深度和广度就很不够。”

除此之外，朱永新认为另一个原因在于国内绝大部分学生在中小学阶段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和兴趣，导致大学阶段的阅读比较随意。在他看来，一个人的精神饥饿感是在中小学阶段形成的。发达国家的孩子从小就有系统的阅读书目和指导。这也是朱永新多年来一直组织编制不同年龄段阅读推荐书目的原因。

“无阅读、不教学，应该成为整个大学教育的理念。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朱永新说。

“不阅读，也成不了真正的科学家。”陈勉说，自己与国际同行交流时，总能感觉到他们对科学未来的展望很有见解和想象力。陈勉相信，这与长期以来广而深的阅读是分不开的。

一场阅读“实验”

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多年前，在担任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石油工程学院院长时，陈勉曾发起过一场阅读“实验”。

他办了一个读书会，利用暑期一两周的时间，让老师和学生在一起读书。读书会的范围不限于本校，外校甚至外地学生都可以参加，交通费、住宿费全报销。读书会选出的书并不是教科书，而是能对科学进行深入探讨的书。

在陈勉的预想里，这个读书会的老师和学生能平等、自由、尽情地交流，享受思想的碰撞，学生甚至可以反对老师的看法，和老师辩论。他想用阅读打破隔绝创新思想的那堵墙。

“我总认为，创新最大的障碍不在于人才，而在于人们对权威的看法。但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学生总是去猜出题人和老师的想法，没有自己的想法。读书会能改变这一现状吗？”陈勉在心里留下了一个问号。

最初，读书会吸引了不少老师和学生。最多时，有近20个老师带了近20个班，每个班会讨论一本书或者一个读书主题。但陈勉很快发现，预想中的情景并没有在现实中发生。

“学生总想着这书与我考研有什么关系、对我考证有什么帮助，老师也难以放下自己的权威。读书会最终没有跳出老师讲、学生听的窠臼，慢慢流于泛泛而谈、浅尝辄止。”陈勉说。

这让陈勉感到遗憾，因为在人生的成长过程中，大学是最重要的阶段之一，而阅读是大学生培养独立思考习惯和通往深邃精神世界的路。大学期间的阅读会影响学生的一生。

朱永新曾给自己的儿子写过一封信——《大学是读书的天堂》。“大学阶段，课业相对没有中小学那么重，学习也更有自主性，正是读书的好时候。一方面应该补课，中小学阶段没有好好读过的书，尤其是那些最伟大的著作要读起来。大学生在进入大学的第一天，就应该建立自己的读书计划。”朱永新说。

除了专业阅读，在朱永新看来，那些中外最经典的文学作品、人文社科著作，比如《理想国》《社会契约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都是大学生重要的精神养料。

“一个有素养的人，看到那些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精神高峰，都应该去攀登。即使暂时读不进去也没关系，至少你和它们相遇过，与伟大的思想对话过。”在他看来，“引导学生自主、高效地阅读，是对大学教育体系的基本要求，是大学的责任”。

校长推动，有效力也有无奈

那么，高校能做什么？

近年来，上海财经大学每年都会在元旦更新发布一份当年版本的《通识经典阅读推荐书目》，推荐100本经典书。最新的书单中既包括《传习录》《国史大纲》《乡土中国》等中国名著，也包括《西方哲学史》《科学革命的结构》等西方经史哲科等领域的经典。

这是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徐飞每年“雷打不动”的动作。

早在2013年，徐飞担任西南交通大学校长时，每年发布经典推荐书目的活动就开始了。时间若再往前推，他还在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时，就十分注重通过“经典阅读”推动通识教育，并促成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联袂出版“通识教育系列丛书”。

“阅读经典是性价比最高的阅读。但凡称得上‘经’、称得上‘典’的，都代表了所在时代的最高智慧。经典是经受住岁月洗礼而历久弥新的人类精华，值得用心去‘深阅读’。”徐飞如是说。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看到了太多学生“或漠视读书、几乎不读专业以外的其他书，甚至连本专业的书也未好好读；或满足于消遣式、浏览式、快餐式等各种‘浅阅读’”的现实问题。

徐飞说得直接，“如果学生自觉、主动、认真读书，像考各种证书一样积极，还需要去逼吗？”

徐飞推行了一些具体的做法。除了每年发布经典阅读书目、推动组建各种读书会、在世界读书日等重要时间节点举办经典阅读大赛外，还尝试“2+1”学分制，即某门通识课（在第一课堂）原本只有2个学分，但学生通过大量阅读并达到规定要求，则可以（在第二课堂）再拿到1个学分。

徐飞笑言，这是“一种用‘功利化方法’达到‘非（去）功利目的’的一种做法，实为无奈之举”。

自上而下的推动自有其效力。上海财大《通识经典阅读推荐书目》的制定由学校通识教育中心、教务处、研究生院、图书馆、团委、学生处、党委学生工作部、宣传部、人文学院等多部门参与，后来校友会也参加进来了。

经典阅读的推进并不容易。“推荐、发布经典阅读书目本身并不难，难就难在让大家真正意识到经典阅读的重要性，并能持续深化认识、提升共识，久久为功，进而从‘阅读’迈向‘悦读’。”

徐飞坦言，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天经地义，“大学本应是学生、学者、学问、学科组成的学术共同体，读书本不需要刻意推动，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好在这些努力已取得一些效果，学校书香校园的氛围日渐浓郁，这正是徐飞坚持下去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