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崇拜”现象正常吗

近日，2022年研究生入学考试国家线公布，普遍上涨的分数，以及其背后折射出的“考研热”，让很多人担忧当前社会是否存在所谓“学历崇拜”现象。那么，“学历崇拜”因何出现？它的出现又是否正常呢？

古今中外的“学历崇拜”

在我国，“学历崇拜”自古便有。古代书生最早称秀才时，秀才还是选拔官吏的科目。书生一旦中了秀才，那是令家人喜不自胜的事情。后来，秀才成了一般读书人的泛称，但若秀才通过乡试成为举人，甚至经过朝廷殿试成为状元，则更是扬名立万。

当代“学历崇拜”的发源地是西方发达的教育强国。在美国，“学历崇拜”有一个专门的词“credentialism”，可以叫作“文凭主义”“文凭至上”“文凭至上主义”或“履历至上”等。其大意是指以人的受教育程度作为社会优劣假设的基础，以及评判其社会地位的指标。现实中，它往往会坚持甚至过分强调学术或教育资格（例如是否拥有证书、学位和文凭）。

当今社会，人们已经越来越以文凭作为衡量资格的标准——与过去相比，如今各种职业在对文凭的要求上大多跨过了一个台阶。一些过去需要高中文凭的职业，现在越来越需要大学文凭与学士学位；一些以前需要学士学位的工作，现在则需要硕士学位。与之类似，以前需要硕士或博士文凭的工作，现在则需要博士乃至有博士后研究经历。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公众对于大学文凭普遍认可，对于好大学文凭的含金量也持赞许态度，但未形成一种思潮和社会现象。高等教育发展到21世纪后，情形发生了巨变，特别是近十年来，这一趋势有愈演愈烈之势。

2019年3月，美国曝出了顶尖高校招生丑闻。多达50余位社会名流、富商为子女进入顶尖高校而涉嫌贿赂。人们深感震惊的是这些人用金钱破坏了大学录取的公平竞争，践踏了高等教育“择优录取”的原则。

然而，在对该事件反思时，美国学术界也将矛头对准了“择优录取”中的“优绩制”，即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基于个人才能、努力和成就，而非财富与社会阶层决定成败的制度。一切以绩效为准，通过考试或证明取得的成就来衡量。为此，人们在承认“优绩制”“择优录取”乃至“学历至上”具有正向功能的前提下，也深刻反思了其可能引发的负面社会问题。

“学历崇拜”的正向功能

无论中外，“学历崇拜”的出现与走高，与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发达的频率都是一致的。人们很难否认“文凭至上”乃至“学历崇拜”所具有的正向功能。

首先，文凭代表公平。人们大都认为，与其他社会机构相比，教育可能、也应该是最公平的。在发达国家，人们早已习惯以文凭至上主义为导向，即一个人要想获得某项工作或职位，必须基于正规的教育或培训。拥有一所大学的文凭与学位，已经成为那些“名利双收”的工作岗位的最低门槛。

其次，文凭即是明证。文凭与学位的激增与经济效率有关。一方面，各种职业缺乏对求职者的明确衡量标准；另一方面，各种职业又都有对求职者加以区分的现实需求。因此，大学证书、文凭与学位自然成为申请者表明“我有资格”的证明，也自然成为招聘者缩小选择范围的捷径。在信息真空的情况下，人们往往选择相信文凭的价值。许多雇主使用大学文凭与学士学位作为选择优质员工的标准，因为他们相信大学经历不仅是特定工作技能的孵化器，更是写作、分析思维等软技能的体现。

再次，文凭即专业化。教育的进步总是倾向于专业化。在美国，哈佛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于1910年开始提供研究生商业课程。同时，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开始提供本科商业课程。至上世纪60年代，已有近一半的管理工作要求申请者具有学士或硕士学位。就业市场则通过奖励这种专业化（比如高薪工作通常要求硕士或博士学位），强化大学在更高程度上的学术专业化。因此，今天的大学证书、文凭与学位似乎更是一种专业化的体现。

“学历崇拜”的负面作用

然而，“学历崇拜”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所导致的社会现象同样不能忽视。

2021年10月26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是否已被日益猖獗的文凭主义所取代”的文章，其副标题是“图书馆学学位、酒店管理学位、新闻学位：如今的几乎所有白领工作难道都需要大学学位吗”。通过文章题目，人们不难看出社会对于这种学历崇拜乃至学历泛滥的深刻质疑。

事实上，中外学术界也已看到“文凭至上”与“学历崇拜”所引发的教育与社会问题。

第一，过度追逐学历。目前看，高中文凭早已落后，大学文凭与学位实则代表了以前在高中毕业生中常见的基本能力。美国201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65%的行政秘书和行政助理职位要求求职者拥有学士学位。

人们之所以追逐学历，与大学对学位价值的夸大有关——此举可以更多获得政府资助和学费收入。大学还提供了一种说法，即必须获得学位才能就业——目前在许多商业世界中都是如此。而政府政策包括职业许可等，也往往强制要求大学的证书或文凭。

第二，使得文凭等同能力。虽然大学的证书、文凭与学历代表着一个人大学期间所接受的教育和培训，但这并不说明其持有者就具备了工作潜力，也无法说明其在工作中必然能发挥其潜能，更无法体现其对工作的热情与激情。

第三，推动职业封闭。文凭至上是依靠正式的资格或证书确定某人能否承担某项任务、能否作为专家发言，以及能否在某领域工作。一般而言，专业化是将各种行业或职业转变为真正的“具有最高诚信和能力的专业”的社会过程。该过程往往涉及建立可接受的资格、专业机构或协会来监督行业成员的行为。这就造成专业人士与普通人之间一定程度的专业界限，这当然也是一种等级划分，并由此形成了一种“由专业划分和等级定义”的分层职业。

第四，造成文凭贬值。有学者提出“学术通胀”一词，将其类比为纸币的通货膨胀。因为有了“学术通胀”，也就有了“文凭通胀”或“学位通胀”，意指教育或文凭随着时间推移而贬值，就业市场给予学位获得者的预期优势也相应减少。因此，文凭通胀类似于价格通胀，预示着文凭与学位的价值在下降；反过来，学术通胀又导致雇主更相信根据其他人的评估所颁发的证书和文凭，这就进入了一个闭环。

第五，形成错误观念。人们往往会认为如下话语是正确的——拥有博士学位者比没有博士学位者更聪明。人们不会质疑这种错误说法，甚至觉得难以辩驳。现实中，人们常常遇到的困境是：一个人即使有能力完成某项工作，但因为没有特定证书、学位、文凭乃至履历，就连申请该工作的资格都没有。这就可能对某些群体形成偏见，也难免带来法律不允许的性别歧视、年龄歧视等问题，从而造成新的社会不公。

第六，导致错误决策。真正的机会平等不单是消除歧视，更需要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参与到有效的竞争中。建立在 “文凭至上”“学历崇拜”基础上的政策看似公平，其实是把所谓“最好的人”与“最聪明的人”从人群中挑选出来成为精英人士，并站在大多数人的对立面，从而导致出现新的不公平现象。

有学者甚至提出，当今社会的不平等就是精英主义所造成的，因为这些被选拔出来的“精英”群体往往居高临下俯视众生，其制定的所谓“明智”政策总是基于大学文凭所造成的社会分化，因而往往无视普通大众。

“学历崇拜”应适可而止

在我国，如果说“文凭至上”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了规章制度，那么，“学历崇拜”则是近20年才开始兴起。从历史角度看，这符合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

1978年之后，我国经济开始走向大发展，重视人才、选拔优秀人才成为社会共识。因此，是否具有大学文凭成为识别人才的标准之一。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少国内顶尖高校已经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不容否认，对于一所好大学文凭的含金量以及未来在社会上的无形影响力，如今的国内公众已经有了深刻认识。因此，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曾经遇到的问题，我们在当下已有所体会，在未来也会遇到类似问题。

当然，“文凭至上”也好，“学历崇拜”也罢，都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单就现实而言，“学历崇拜”可以理解，但不可以走极端，应适可而止。正如有人所说，如果人们继续用一张纸而不是职业道德、毅力和决心来评估一个人，那么我们将有可能错过很多伟大的人物，毕竟当下很多家喻户晓的人物都并非大学毕业生。

我们需要牢记，无论是证书、文凭、学位还是标准化考试，它们或许可以衡量一些基本技能、具体事实和一定范围的知识，但这些并非最重要的，因为它们无法衡量一个人的主动性、创造力、想象力，更无法看出一个人的努力程度、道德反思和许多其他有价值的性格属性。

我们承认“文凭至上”曾带来的经济与社会进步，也理解人们对于“学历崇拜”的现实心情，但也要警惕其可能带来的社会不公。为此，我们应认真对待，并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我国高等外语教育体系的改革与重构研究”〈项目批准号：21AYY01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