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创新体系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重科研、轻转化’现象。目前我国已形成较完善的基础科研体系，但是转化链依然‘发育’不足。”谈及科学研究如何与产业发展衔接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教授蓝闽波对《中国科学报》说。”

调研中，蓝闽波发现多年形成的以论文影响因子及数量考核和科研项目考核的机制依然未有根本性改变。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更注重某些单一性能指标与参数的突破性；而成为商品则更多地要求多维度、多技术参数的平衡，以及长期使用和规模化生产的稳定性。因此，许多科研项目即使达到某些要求结题了，但对产业的帮助有限。

重大专项、科研项目的负责人或课题组主要以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组成，项目进展与成果更偏向于基础科研理论的发展与突破，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项目研发难以形成适用的产品或得到企业认可。项目推进的阶段性验收欠缺工程应用端的考虑，导致大型企业，如华为等不得不从基础研究开始布局。

“我国目前的部分政策与科技管理有较明显的在‘强调工程技术创新’和‘加强基础科学’之间摇摆的现状。”蓝闽波分析说，“导致基础科学端无法为工程技术端提供有效的知识供给，同时工程技术端也没有很好地做好接收基础研究成果的准备。”

蓝闽波解释说，科学一般指发现，即认识自然的能力；技术一般指发明，即改造自然的能力。科学活动是物质转化为精神的过程，技术活动是精神转化为物质的过程。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科学不再是纯理论，而是用于设计更为精良的技术和工艺。自此开始，科学引领技术，成为文明的引导力量。在数字时代，科学和技术相互依存：没有科学就产生不出新技术，而产生不出新技术，科学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

“今天，科技开始关注和面向社会经济生活，而技术也是科学原理延伸下的技术，两者的融合成为世界出现变革性发展和经济呈现指数级增长的核心驱动力。”蓝闽波说。

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我国诞生了很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但蓝闽波指出，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着一个隐患：这些企业关注的创新更多来自商业模式，而非技术提升。

商业模式创新是赶超型经济体所拥有的“后发优势”的一部分，这使发展中国家可以用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以改良或直接复制的方式实现全球最新技术在本地市场的落地。

“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的高速发展就是这种后发优势的体现”。蓝闽波认为，从长远来看，‘后发’的劣势也逐渐显现出来。一是来自先行者的恶意竞争，如芯片断供；二是‘后发’者形成习惯低成本的快速成本路径后，缺乏在基础科学和技术上谋求创新和发展的积极性。我国要从产业大国向产业强国转变，急需调整创新的思维模式和认识的转变。

世界各国对科技发展的一些做法对我国也有借鉴作用。1995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了《技术成熟度白皮书》，从科学原理出发到最终形成产业，将技术划分为9个等级，形成了紧密衔接的完整统一体。其中1-3属于基础研究范畴，4-6属于转化范畴，7-9属于产业范畴。

多年来，由于我国在基础研究转化方面的缺失，科技成果难以向实际应用转化，更难以形成规模性市场，于是在科技与经济之间形成了“瓶颈”。基础研究急需各类技术平台支撑，才能形成互为一体的转化模式。我们要进一步提升基础研究与技术创新的融合，从社会发展需要的角度发展基础科学。

“欧盟在设计大型科学计划时，通常会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企业研究人员整合在一起，构建完整的统一体。”蓝闽波说, “日本也有相似的模式，这些项目在设立时就构建了科技与经济的桥梁，能够推动基础研究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促进经济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