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心目中，高校教师应该是优雅、轻松的：收入不低、工作时间还弹性，既不用像中小学教师那样操心 “熊孩子”和升学率，又拥有悠长的寒暑假，是一个大大有利身心健康的好职业。

但近年来，中年甚至是青年高校教师病逝、猝死的新闻不时传来，似乎这一职业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轻松。

近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鲍威做了一项关于职业负荷对高校教师健康影响的研究。在研究报告中，鲍威直言：“高校教师生理健康的‘中年危机’现象亟须引起关注。”

明显上升的检出率

在研究中，鲍威和研究团队选取了国内某重点高校医学部2014—2018年教师体检数据和2016—2017年该校“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中教师工作业绩考评相关材料。数据清洗后，共获得时间跨度为2016—2017年的1676人次教师面板数据。

“我们将这些教师划分为青年教师（≤40岁）、中生代教师（41~50岁）和资深教师（51~65岁）三个群体，并比较了他们高血压、高血糖、甲状腺结节及女性乳腺结节等异常指标的检出率。”鲍威告诉《中国科学报》，结果显示，随着年龄递增，中生代教师和资深教师的生理疾病异常检出率明显上升。

例如，在青年教师群体，高血压的疾病检出率为9.19%，中生代教师的检出率达到了13.29%，资深教师的检出率则高达27.45%。在高血糖的检出率方面，上述三个群体的数值分别为2.5%、6.48%及15.75%。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更是分别达到40.75%、51.10%以及64.02%。

就在鲍威发布该研究结果几个月前，2021年5月，华中科技大学医院公共卫生科医师叶坤妃所在的研究团队也发布了一项报告。他们以参加某高校职工体检的227 位在职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主要健康问题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叶坤妃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在研究对象中，35~50岁年龄组的高血脂发病风险为35岁以下年龄组的3.32倍，高尿酸血症发病风险为后者的2.13倍，超重/肥胖发生风险是后者的2.08倍。

“这其中，超重/肥胖的体检检出率（32.13%）明显高于我国居民第四次营养调查专题所报道的22.8%，而且这一因素与慢性疾病发生密切相关。”叶坤妃说。

值得关注的是，在调查中，叶坤妃发现对于健康问题，高校教师群体存在明显的“知行分离”现象，即他们在健康生活方式理论层面上的认知一般都比较好, 但却并不会实践这些生活方式，这一点在中年教师的身上表现得也很明显。

为何“知行分离”

刘峰（化名）是在体检时发现自己有心律失常的毛病的。那一年他41岁，刚刚评上教授。此后不久，他所在学院的另一位老师也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休养很长一段时间，那位同事的年龄同样不超过50岁。

谈及 “知行分离”，刘峰反问了记者一个问题：“我们有时间‘健康生活’吗？”

在刘峰的印象中，自己工作最繁忙的时段，是几年前自己的一个项目出现了问题，导致大量研究需要“返工”，而项目的结题时间却已经临近。“那段时间，我每天睡觉的时间好像几乎没有超过6个小时，谈什么健康生活？！”

鲍威表示，与备受关注的青年教师职业焦虑现象不同，职业负荷对高校教师健康的负面冲击凸显于41岁以上的中生代教师和资深教师群体。这些教师已经成为高校科研主力，甚至兼具多重身份。随着近年来部分研究型大学引入长聘制改革，中年教师即使进入职业中期后，依然奔驰于“快速道”上。

“在教学、科研、行政和家庭多种压力源的叠加影响下，中年教师不仅职业倦怠表现最为突出，甚至因职业负荷过重而陷入重疾的事件也屡有发生。”鲍威说。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根据鲍威的调查，相较于科研、行政等方面的压力，对于中年教师而言似乎已经“轻车熟路”的教学工作，其实也是影响其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

“在人才培养方面，虽然教师的课程教学量对于其健康并未形成显著的影响，但教师承担的研究生指导工作，即博士生和硕士生的指导人数增量，可能会造成高血糖检出率的显著提升，其影响系数均为0.014。”鲍威表示，这与教师主持科研项目数和发表论文数的增值对其高血压指标异常检出率的影响系数相当。

究其原因，鲍威表示，相较于课程教学随着经验积累的“可控化”，研究生指导更强调学生的个性化以及自主学习能力，然而随着近年来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张，学生的学术基础乃至学术志趣都在下降。这导致研究生导师的职业角色从“指导者”向“督促者”转变，需要反复催促、时刻监督学生的学业进度与研究进展，导致教师陷入精神与生理的双重疲劳。

中年教师恰恰是目前导师群体的“主力军”。

在鲍威的访谈中，某高校教师曾坦言自己在研究生指导方面的无奈：“我现在带了两名硕士生，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与他们沟通，比如研究思路的指导、对实验中一些关键步骤的理解，甚至一些比较基本的实验技术也经常需要我手把手教。但是，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既不认真读文献，也不好好做实验，研究上需要我不断拖着往前走，有时真是忍不住要生气，弄得自己很疲惫，也很焦虑。”

高校教师的“先天劣势”

在此前的一项研究中，鲍威曾分析过目前我国高校教师的年龄结构，发现近30年来，国内研究型大学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经历了年轻化阶段、平稳发展阶段和老龄化阶段三个时期。特别是2013年后，研究型大学教师规模的增长趋于停滞，青年教师占比下滑，教师队伍的“老龄化”趋势更加明显——根据其研究，早在2017 年，中生代和资深教师在国内研究型大学中的占比已接近62%。

“这也代表着，中年教师的健康问题越来越具有普遍意义。”鲍威说。

在进行教师身体状况调查的同时，叶坤妃和同事也曾对他们的不良生活和饮食习惯进行为期半年的干预，结果十分理想。然而在后期的跟踪调查中，他们却发现，一旦脱离指导，会很快回到此前的生活方式中。

鲍威表示，高校中年教师的健康问题主要来自其面临的巨大压力，如何应对压力也是解决“健康问题”的关键。“在现阶段，对教师单纯‘减压’是不现实的——外部条件不允许，而且即使不存在外部压力，某些有学术追求的教师也会‘自我加压’，乃至‘自我剥削’。因此，建构系统的教师发展支持体系才是未来高校教师队伍建设亟须完善的问题。”

对此，刘峰深表赞同。

“相较于中小学教师，高校教师有一个先天劣势，那就是他们往往没有经历过完整的师范教育，因此在面对教学或科研上的一些压力时，也就没有一个前置的应对方式引导。而当教师人到中年各方压力增大时，此前淤积的很多问题便可能出现‘总爆发’。”刘峰说。

谈及解决之道，鲍威认为至少可以从两方面入手。

“首先是将高校教师的培养前置到博士生教育阶段，通过选修课、专题培训等形式，让未来有志从事学术职业的博士生在入职前做好教师职业的前期素养能力准备；其次，拓展高校教师发展内涵，针对不同职业生涯阶段教师的发展需求，建构多元化、全纳性发展支持体系。”她表示，目前高校教师发展中心的关注点大多侧重于新入职教师的教学能力培训，但随着教师队伍结构的变化，需要同时兼顾职业生涯中期乃至后期的教师、女性教师等不同群体，针对其面临的职业挑战、职业瓶颈，以及由此产生的职业倦怠提供针对性的帮扶与支持。

“总之，高校要建立覆盖教师职前职后的全纳性发展支持体系。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鲍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