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政见面时，他的称谓可以有诸多选择——院士、校长、教授……然而，当被问及平时同事们都怎么称呼他时，尤政却笑着告诉《中国科学报》：“在学校，老师永远是最好的称呼。”

2021年10月，在清华园工作了30多年的“尤老师”离开北京，回到千里之外的武汉，就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一职。对于这座学生们口中的“喻家山森林大学”，尤政一点儿都不陌生——成为清华大学的“尤老师”之前，他一直都是华科大的“尤同学”。

在10月6日华中科技大学70周年校庆大会上，尤政以《顶天立地 追求卓越——走好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为题作报告。在长达27分钟的讲话中，现场自发响起17次掌声。

从武汉到北京，由同学变老师，再到如今的校长，这位一直致力于智能微系统技术攻关的科学家，也完成了一次人生经历的“回旋”。而每次身份转换的过程，也加深了他对我国高等教育趋势和高校治理改革的思考。

校长应兼具管理与学术能力

《中国科学报》：近年来，一批以院士为代表的科学家出任大学校长，公众也将其作为一个新现象加以关注。然而，无论是对象还是方式，大学管理与科研都有着很大差别。你认为对于一位科学家校长而言，要完成自身的角色转变，需要做哪些方面的积累？

尤政：在中华民族的传统中，对“师者”一直有很多期待，比如“学高”和“身正”都是关键词。只有兼具这些条件，才能成为一名好老师、好校长。然而在国外，特别是在一些欧美国家，大学校长通常只是名誉性的头衔，大学具体的管理工作由副校长等专业的行政管理团队完成。因此，在选聘校长时，国外更关注候选人的社会影响力，他们的知名度对高校对接社会资源起到重要作用。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作为一名大学校长，首先还是要按“懂政治、讲政治”的教育家标准要求自己，不仅要有以较高学术水平为基础的社会形象，还应具备出色的管理能力，且后者更为重要。从这个角度看，校长这一职位不能是“偏才”，还需要在精研学术的同时，做好学校的管理工作。

具体而言，虽然系主任、院长和校长都是高校的管理岗位，但三者有着很大不同——系主任和院长的工作大多围绕自身学科领域进行，学术与管理一定程度上可以做到并行不悖，相互促进。但作为需要把握学校办学方向、提出办学治理理念，引领学校所有学科、各项工作协同发展的校长而言，则难以百分百兼顾。

在担任校长前，我已在微系统技术领域从事了30多年的研究工作，建立并培育了一个体系成熟、分工明确的研究团队。我认为，校长的主要精力要放在建立一个科学、现代化的人才培养和学校创新与治理体系上，在管理上的投入应占到其工作总投入的85%以上，要远大于对自身教学与科研业务的投入。在完成这一“首要任务”的前提下，才能去从事一些具体的教学和科研等业务工作。作为科研团队的负责人，科学家校长则要从科研一线的“领跑者”转变为学术方向的“掌舵者”。

《中国科学报》：如果从发展角度看，现阶段研究型大学“科学家校长”频出，是否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具有一定的契合性？

尤政：基于我国传统观念以及新时代高等教育战略部署，社会及公众对于现阶段大学校长产生了“科研”和“管理”的双重期待。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因为长期以来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高校全面深刻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才有了“科学家校长”产生的土壤。

我国历来十分注重对高校管理者能力的全面培养，讲求“红专结合”。很多高校青年教师都经历过从辅导员、班主任，再到“双肩挑”院系管理者的角色转变，并逐渐参与到学校的治理工作中。我在高校工作已经有30多年，其间从未间断给本科生上课，并先后担任系副主任、主任、院长、学科规划与建设办公室主任、校长助理、副校长，熟悉研究型大学的管理工作。

在我看来，高校管理者只要政治立场坚定，有丰富的教学经历和一定的学术积淀，并在管理上遵循科学化、系统化的规律，就能当好既符合社会期待，又满足高校发展要求的“科学家校长”。

“科学家”成为“大家”要有人文情怀

《中国科学报》：有人认为，当前公众对科学家校长的关注还隐藏着另一种认知，即科学往往带有工具理性色彩，而教育要更多体现人文情怀，这导致两者在价值归属上有所不同。对此你怎么看？

尤政：很多科学“大家”往往出自于综合性大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总是相辅相成的。凭借科学家的探究精神，一个人也许能在科学研究的某个领域取得一定成就，但要成为“大家”，就一定要兼具人文情怀。这也是近年来一些高校由特色学科领域走向综合性大学的必然规律。

教育的发展要与时代相适应，以符合国家所需及时代要求。上世纪50年代，为了加速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奠定经济发展基础，许多大学的专业设置重点在工科。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在取得各方面成就的同时也对高校提出新的要求——调整学科架构、产生一批有世界影响力的成果与大师。

一所大学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便很难成为真正的一流大学。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一批公认的“大家”告诉我们，除了科学成就外，“大家”的共性还在于要具备深厚的文学素养和人文情怀。

国际上，不乏用巨额资金在短期内“砸”出来的排行榜上的“著名”大学。它们可以靠与名人合作产生一批影响因子很高的文章，但并不会因此成为一流大学，原因就在于只有指标上的对接，而缺乏文化积淀。所以，想要成为一所公认的一流大学，人文素质教育和校园氛围营造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科学报》：你提到的“指标”也涉及目前我国正大力推动的人才评价机制改革。你认为“五唯”到底应该怎么破？

尤政：在国家大力推动“破五唯”背景下，目前高校纯粹的“五唯”现象已经很少了，但其影响仍难以在短时期内彻底消除。

片面的量化考核，比如大家熟知的“数论文”给科研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必赘述。虽然国外高校也存在所谓“数论文”阶段，但往往只是在教师获得终身教职前，因为需要通过标志性论文证明自己的学术能力。此时，教师需要努力积累自己的学术成果，“数论文”的导向有利于激发其科研热情。但当教师获得终身教职，并将学术引向深入后，简单“数论文”便失去了意义，自然也就不再实行。

相较之下，国内的情况却是由于陷入量化考核惯性，许多老师可能长期处于“数论文”状态中，没时间静下心来做深入的学术与“大科研”。

综观全局，“破五唯”关键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且“破五唯”后，最急迫的是应建立一套新的评价体系，针对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学科类型的人员，制定不同的评价标准。要改变此前的评价观念，建立一套“重创新、比贡献、讲质量”的分层、分类的多元评价机制。

摆脱“以教师为中心”的“制砖”模式

《中国科学报》：近年来，信息技术对于高等教育的影响极为深刻，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知识查询变得更加便捷。在某种意义上，“知识”已经不再是稀缺品。你认为这会给高校的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带来哪些影响？

尤政：这个问题要从管理和教学两个层面分析。在管理层面，信息化以及智能化无疑减轻了管理者繁重的数据处理负担，但它也只是为管理者提供了更多决策信息支持，并不意味着其能替代人的决策。

从管理层面来说，如果高校管理全部依赖信息化，也就丧失了管理的必要性。换言之，当下管理者的责任是在一定的办学治校理念驱动下，借助信息化辅助决策手段提高学校现代化治理水平，而不是把决策权交给计算机与编程人员。

教学工作更是如此。人才培养模式要摆脱以前那种“以教师为中心”的“制砖”模式，即教师只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备，把学生烧成一块统一制式用途的“砖”。而现阶段，随着国家需求与时代要求的转变，必须让学生自己认识到“兴趣点在哪儿、应该怎么做、能做好什么”，这才是培养人的根本。在这方面，日益发达的信息化技术可以为探究性教学、启发性教学提供充分支持，实现因材施教。当然，新技术也会带来新问题，如PPT课件取代了教师灵动的板书、浸入式推理的教学过程，使师生共推一个公式、同解一道题的场景难以再现。

能力培养方面，国外大学普遍采用“大作业”的知识学习与综合应用的经验值得借鉴——在课程学习中，教授会布置一个题目，要求学生课后完成，但要想解答它，仅靠课堂讲授的知识远远不够，需要学生自主学习大量课程。大家公认这一过程极具含金量和挑战性。宏观来看，课堂讲授的知识仅仅是最终掌握知识的一小部分。在海外名校留学归国人员中，对这种课后“大作业”的教学方式赞许者甚多。

《中国科学报》：近年来，国内高校也在开展启发式、探究式教学探索，特别是支持本科生做科研。但对此也有一些争论，有人认为本科生并不具备研究能力，有人则主张不应该为研究者设置门槛。您觉得哪种方式对于人才培养更加有利？

尤政：学术研究在任何学历和学位阶段都可以进行，即使是大学本科阶段，也应把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和探究行为放在重要位置，否则便丧失了学术研究自身的属性。

当然，不同学历和学位阶段的研究应有所区别。没有一定知识储备和思考积累，短时间内突然具备学术研究能力也不现实。古人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的理解是，“思”是要让学生进行自主思考。反观当下，高校的教学计划中灌输式课程比例还是较高，让学生自主思考的部分不够，认为给学生多灌输知识才是一种“负责任”的培养，这一观念要改变。

与此同时，现行的教师考核体系以“工分”为标准，导致老师会想方设法多设课、多上课，而课程质量和必要性却被忽视。

因此，从教学管理层面看，既要让老师有权力决定讲授知识和学生自主探索的分配比例，也要根据学生培养的实际需求，设定课程的教师数量，让每一位老师都可以专心地把该上的课上好，并留出足够时间让学生自主思考和探索。

国内高校须跨过“趋同性”门槛

《中国科学报》：近年来，华中科技大学在学科布局上做了很多优化调整，整体学科分布更加均衡，而工科的专业优势也并没有改变。作为校长，你提出“顶天立地、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以新工科建设深化工程师人才培养改革。在你看来，目前高校在人才培养上有哪些需要面对的共性问题？

尤政：从历史上看，华中科技大学走了一条从单一的理工科高校向综合类大学发展的道路。今年，我们提出未来华中科技大学建设的目标是要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和华科大风格的社会主义大学。这一路径的选择既考虑了国家的需求导向，也基于未来人才培养对于大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也符合学校的实际情况。

当下，我国高校的发展面临“眼前”和“长远”两类问题，因此高校在人才培养上既要立志培养顶尖的社会精英，如治国栋梁、学术大师、兴业之才、强军之将等，更要培养一大批社会急需的各类人才。如果我们不重视长远的拔尖基础人才培养，便可能达不到理想的高度。

但与此同时，对于当下急需解决的发展难题，我认为要加大卓越工程师培养力度，加强“专精特缺”人才和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这是根据华科大的学科发展特点、所处地域特点，以及我们所具备的人才优势决定的。

面向未来，我国的高等院校要想走得更远，就必须跨过“趋同性”这一门槛。目前，国内高校数量已有数千家，如果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特色，而不是集中在“论文专业”“排名专业”上，就一定能培养出满足社会需求的各类人才。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围绕评价考核等关键问题进行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这是所有高校管理者都需要面对和努力探索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