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东京奥运会男子100米跑半决赛一战封神的苏炳添,在决赛中虽遗憾无缘奖牌,却因为写论文研究自己,红遍网络。体育圈里突然刮起“论文风”,田径运动训练专家们求之不得。
至于公众关心的问题,如“苏炳添现象”是个例吗、中国还能出下一个苏炳添吗,专家给出的答案是:不仅会有,而且会更多。
中国人短跑不行的观念从何而来?
认为“苏炳添现象”是个例的说法背后,无非是认为中国人在短跑项目中历来没有优势,天才短跑运动员是可遇不可求的。圈内圈外,这种想法究竟从何而来,它真的符合事实吗?
早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男子100米短跑项目曾经出现过一位“战神”——四川运动员陈家全。他曾以10.0秒整的好成绩平了当时的世界男子100米手计时的纪录。遗憾的是,这也是中国最后一个男子100米手计时全国记录。
20世纪80年代初一直到2010年前后,近30年时间,中国的男子短跑记录虽然一直在进步,但进步幅度很小。从1986年李涛创造10.26秒的亚洲纪录到2011年苏炳添的10.16秒,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内仅仅提高了0.1秒。
“中国不是没有好苗子,但大多昙花一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年轻时取得了一定成绩就拼命加强专项训练、增大专项负荷、提高训练强度,结果疲劳积累、伤病频发、成绩下降、水平滑坡。”北京体育大学原田径教研室教授熊西北告诉《中国科学报》。
他说,中国短跑运动员的平均退役年龄一度只有22岁左右,“运动员的黄金期还没到来,就已经被练‘废’了。但很多教练员却坚信是中国运动员的短跑天分不够,没有天才运动员”。
这种观念也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当时国际体坛跑跳项目的整体格局。世界男子100米纪录长期由美国短跑运动员尤其是黑人运动员创造,2000年后的10年,又以牙买加短跑运动员的成绩提高最为突出。此时,“人种决定论”“基因决定论”的说法让很多人信服。
当时,牙买加非常有声望的医学专家埃罗尔·莫里森和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生物学家亚尼斯·比兹莱迪斯,试图去寻找成就地球上最优秀短跑运动员的基因,探寻是否有一个种族垄断了这些基因。但他们在游历牙买加的10年里,用DNA来阐述世界“短跑”工厂的秘密成效甚微。
美国《体育画报》编辑大卫·爱普斯坦在《运动基因:非凡经济能力背后的科学》一书中解释,这并不意味着对短跑运动来说基因不重要,而是因为科学家仅仅定位了少量与短跑运动相关的基因。事实上,运动能力通常是几十甚至成百上千的基因相互作用的结果,更不用说考虑环境因素了。
他还介绍了美国耶鲁大学遗传学家肯尼斯·基德的观点。基德指出,因为非洲人群的遗传多样性是全球最高的,所以从理论上讲,对于任何受遗传因素影响的技能而言,世界上最有天赋和最没有天赋的人很可能都是非洲人或近代非洲人的后裔。比如,跑得最快和跑得最慢的人很可能都是非洲人。只不过在体育比赛中,人们只会关注跑得最快的那一个。
从总体上看,因为非洲本地存在更多基因变异,所以能够达到“极限”的特殊人群中,非洲人会占更大比例。但是,基德并不认可平均遗传优势的说法,认为非洲人天生适合跑跳项目,白人、黄种人都不如,这样的认知是错误的。这已经成为当下科学界的普通共识了。
“黑人优秀运动员在骨骼形态、肌肉类型、体能方面存在一定优势,但如果同样是顶级运动员,身体条件、禀赋都在较高水平之上,那么这些条件就不构成影响最终成绩的决定性因素。相差0.1、0.2秒是有可能的,但如果长期落后半秒甚至以上,那绝不是因为先天条件导致的。”熊西北说。“如果国内的教练员,甚至是大众依然认为只有耐心等待下一个中国短跑界出现天才运动员时,中国的短跑才能有所突破,那么任何讨论都没有意义。”
向科学训练要成绩
苏炳添等人的论文是通过剖析他训练、比赛、管理理念和方法的变革创新这一经典案例的种种细节,找到了真正能够帮助中国短跑运动取得更多突破的决定性因素,也意味着复制更多苏炳添的确有章可循。
他在分析新时代条件下中国男子 100 m 短跑跻身世界前列的几大原因,把践行科学化的训练理念放在了第一位。
“短跑是一项很复杂的运动,而决定短跑项目成绩,内在的是运动员的无氧代谢供能的能力和保持无氧代谢功能的耐力;外在因素是运动员的短时间内的连续高速跑动的运动技术能力,如起跑反应速度、动作速度、加速能力、途中跑能力、最大速度能力和保持最大速度跑的能力。”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苑廷刚在采访中表示,每一项能力都是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科学训练来提升的。
国家体育总局竞体司袁守龙在《体能训练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趋势》中介绍,美国田径协会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高度重视多学科攻关,聘请 10名矫形外科与康复医学博士、8 名生物力学博士、12 名生理学博士、15 名心理学博士、4 名营养学博士、50 个理疗师。团队采取分散和集中工作形式,每年进行全国性比赛数据收集,及时为教练员、运动员提供数据分析报告;每年召开训练科学研讨会,专家团队和教练员、运动员面对面研讨和跟踪服务。
当中国短跑界自认为条件禀赋不足而知难而退、消极气馁的面对比赛成绩时,“天赋异禀”的美国田径队已经从传统经验型训练向信息化、数字化、科学化训练转型了。
苑廷刚说,如今苏炳添的成功就是十几年来国家田径队坚持“向科学训练要成绩”的结果。苏炳添的教练袁国强非常重视训练和科研,他的现任教练 Randy Huntington,以及谢震业和韦永丽的现任教练 Rana Reider 都是美国著名的“科研型教练”。他们的整体训练思路是:以“冠军模型”为指导,通过高科技仪器和设备对运动员体能、技术、恢复等各个环节进行全方位监控,据此发现问题,寻找差距,制订个性化的训练方案,进而恶补短板,全面提升运动员的竞技能力。
“短短100米,平均40-50步,每一步、每一个动作都有适合运动员个体的科学的技术指标。科学训练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把每一个运动员的潜力挖掘出来。”苑廷刚说,“如果我们的技术足够精湛,完全可以弥补身体上的一点点先天的差距,甚至过去传统认知里对运动员年龄、身高的刻板要求,都应该被丢掉。”
熊西北也表示,过去传统的认识误区阻碍了我们对一些体育项目本质的探讨,误以为中国和亚洲人种矮小,只适合灵巧性项目,比如体操,乒乓等。一些力量性项目,需要体能突出的项目,中国人和亚洲人种都不可能取得好成绩。如田径短跨投掷,拳击,摔跤,赛艇,游泳等。但随着与国外交流,以及我们提升了对项目本质特征和训练规律的认识,进行科学训练以后,中国队在各个项目上几乎都有突破。尤其是本届东京奥运会,中国运动员四处开花结果,奖牌涵盖了更广泛的项目。
但并非所有教练员和运动员都有这样敏锐、开放的意识。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余维立在《苏炳添的进步与我们应做的工作》一文中指出,中国教练员队伍中存在学习风气淡薄、创新意识不强、固步自封的现象。因此,不断提高教练员的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是中国田径运动进步发展的当务之急和长远之计。
把迅速、敏捷的孩子留在田径场
除了“向科学训练要成绩”,以及相应保障体系的建设,苏炳添等人还提到了要注重青少年运动员的选拔培养,特别是要通过多种手段扩大参与短跑训练的青少年人数,并不断创新训练方法以提高成材率。
“目前田径运动员的培养,主要从小学开始,也就是从六七岁的时候开始进行系统训练。但实际上,小学前的身体开发和运动能力开发会决定一个孩子在小学会阶段是否有潜力发展成一名运动员。”首都体育学院体医融合创新中心主任郭建军在采访中谈到。
郭建军表示,短跑运动速度是关键,而速度取决于步频和步长。发展速度的第一敏感期大约在6~7岁,这是人体神经发育的关键期,也是速度发展的关键期;第二敏感期大约在13~14岁,主要是步长和肌肉力量的发展,这一阶段人的心肺功能、腿长等都有明显增加,对速度的提升有重要作用。“如果能从早期更大范围发掘青少年人才,培养一批优秀短跑运动员是可行的。”
说到青少年运动员选拔培养,牙买加的例子更有代表性。爱普斯坦在书中提到,著名的牙买加全国中学田径运动锦标赛被人们称为“Champs”,自1910年以来一直如期举行,这也是该岛每年最盛大的娱乐活动。有意思的是,在博尔特发迹之前,首都金斯顿举办的专业田径比赛常常无人问津,反而是5岁组、6岁组的全国锦标赛更吸引人。
这就是“牙买加体系”——全岛化挖掘短跑天才。牙买加几乎每个孩子都会被要求在某一时刻参加青年田径比赛。这些孩子会一直受到关注,被招募到田径成绩出众的高中里。他们会参加各种大赛,积累经验,得到奖学金。后来一些美国顶级短跑运动员也是以牙买加发掘天才的方式而被发现的。
南非运动科学研究所高竞技能力研究中心主任贾斯汀·杜兰德的团队曾经对1万多名男孩做过跟踪测试,没有一个从小跑得慢的男孩后来能变成跑得很快的成年人。最终,比兹莱迪斯也认为,让迅速、敏捷的孩子一直活跃在短跑运动项目中,才是牙买加统领世界短跑赛场的关键。
人们也许会产生这样的想法,牙买加是依靠了“举国选材”的方式才挖掘培养了这么多“短跑天才”。“在中国,如果青少年运动能力开发成为一种社会文化,专业短跑训练能成为很多孩子课业之余的兴趣选择,我们的社会环境真正以孩子们的‘强健体魄和健康人格’为主流评价,而不是以‘考试和报班’为主流,和我们又何愁下一个苏炳添不会出现呢!”苑廷刚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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