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96年，德国慕尼黑，一个北风呼啸的雪夜。王红阳终于盼来了那阵敲门声。她打开门，只见一位个子小小的老先生，头发、眼镜、衣服、鞋子上都落满了雪花。这位已经70多岁的老人，正是“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

他来不及掸去身上的雪，就对王红阳说：“我来看望你，也想请你回国。”

多年前，吴孟超和老师裘法祖两位先生联名推荐王红阳赴德国留学。如今，吴孟超又亲自来德国看望王红阳，邀请她回国，共同建设一家新成立的肝胆外科医院。

如今，王红阳已成长为著名肿瘤分子生物学家，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红阳（左）与吴孟超合影 王红阳供图

1987年，还在长征医院工作的我被借到第二军医大学举办的中-德医学协会年会，做会议秘书工作。会后，担任大会中方主席的吴孟超先生找到我，说有两个去德国留学的名额，他和他的老师裘法祖先生联名推荐我去。

这是我完全没想到的事情，就问他为什么。吴老说：“这次会议，你给我的印象很深，你外语水平不错，工作认真细致，科研思维也好，我们的肝癌研究需要你这样的苗子。”

我这一去就是8年。1996年时，我还在德国马普生化所工作，突然接到吴老的电话，说他刚在德国开完会，要来看看我。那是一个大雪天，气温已经低到零下20多度，大风呼啸，路上都是冰雪。吴老从下午4点出发，一直到晚上10点才到我这里。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全身都落满了雪花，已经近乎一个雪人了。

他一见我就说：“我向学校党委汇报过了，想要把你请回国内，或者能以不同的方式为学校做工作。这次来，就是和你商量这件事。”

原来，吴老当时正在国内建设一所全新的医院：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这个医院的前身，只是上海长海医院的一个小科室。因为医术精湛，科室在上海甚至全国已经很有名气了。但越是这样，吴老就越感到难以满足全国各地病人的需求。

吴老常常讲，肝癌是中国人的“国病”，全世界有一半的肝胆肿瘤病人都在中国，小小一个科室，救不了这么多人。于是吴老向上级部门提出申请，在组织领导的支持下，先是以“院中院”的形式，在长海医院内部成立了一个肝胆外科医院。3年后，也就是1996年，又成立了单独列编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吴老来找我，就是希望我能回去，为这所新成立的医院做些事情。

我的主要工作是肝胆肿瘤基础研究和应用转化研究。吴老身为临床医生，却非常重视基础研究。他常常说：“肝癌只靠开刀不行，要做更多的科学研究。”“如果搞不明白肝癌的发病机理，就算把肿瘤切除了，也还是会复发。”他亲眼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一心想要帮助病人解决真正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在一家外科医院里建立好几个实验室，支持许许多多学者在这里做科研。

尽管我在德国还有一些课题没有完结，指导的学生也还没有毕业。但我无法回绝吴老这样的邀请，很快就选择了回国。最开始两年，我必须中国、德国两头跑，工作非常忙碌，常常在实验室里一呆就呆到深夜。这些吴老都看在眼里，有时他会亲自送来一篮水果，或是让他的秘书来给我送点吃的。这都不是一次两次，而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后来，吴老和我在德国的导师，马普生化所阿克塞尔·乌尔里希（AXEL ULLRICH）教授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一拍即合，共同推动成立了中德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借助这个平台，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已经派遣了数十名青年学者到国外进修深造。

对同事，对学生，吴老总是非常关心的。但不管是谁，都不能对工作不负责任，更不能对病人不好、浪费病人的钱。如果触碰了这两条底线，他是真的会非常生气。那时你就会看到，平时那样和蔼可亲的一个人，眼睛也瞪起来了，声音也高起来了。其实现在想想，他“训人”时的措辞也没有多么激烈，但就是这种对比，让大家敬畏不已。

众所周知，吴老97岁才正式退休。可他还说：“我虽然退休了，但是还可以给病人看病嘛。”所以直到那时候，他其实还在坚持出门诊。他真正停止看病，是在自己病倒之后。

除了看病、开刀，我们不知道吴老还有什么其他的爱好。他说过，他小时候家里很穷，从小就靠割胶讨生活，没有什么爱好和才艺。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一夜，包括我在内，20多名学生、工作人员和他的亲属都在病房里，轮流值班陪伴着他，渡过这最后的一段时光。

我们都知道，没有吴老，就没有我们脚下的这所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也没有我们这些人一代代的薪火相传。他是开拓者，也是领路人，在我们心里，他从未走远，也不会走远。他要看到中国人甩掉肝病帽子，他要看到健康中国胜利建成！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红阳口述，记者李晨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