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最后得知导师要离开的，之前听到其他同学私下谈论，我还不信。直到导师亲口跟我说，我瞬间蒙了。”不久前，某高校在读研究生何晴的导师受聘其他高校。说起当时导师与自己道别的情景，那种“晴天霹雳”的感觉何晴至今难以忘怀。

当下，高校教师跳槽现象屡见不鲜。对此，人们往往更关注高校人才跳槽后的光鲜待遇，与原单位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关系，却鲜少有人考虑被“遗留”学生的困惑与担忧。

“导师走了，我该怎么办”，成为这些学生的心头之问。

学业困惑与心理失守

“理工科半路换研究方向意味着要学习新的研究领域。”张启坤如今是一名研究生二年级学生。导师跳槽后，他挂在另一个老师名下，并开启了新课题研究。“我本来的研究方向和现任导师的研究领域存在差异，每次讨论，现任导师对新课题的实验方案总是提出很多建议，调整后又不断否定。”张启坤说，每次调整都是重新开始，“永无止境的修改和调整渐渐磨灭了我入学时内心燃起的学术火焰”。

与张启坤有着类似感受的还有某高校博士生李昊阳。

“读博第三年时，课题还没做完，导师跳槽了。换课题有点来不及，如果用原课题发文章，就只能让原导师担任通讯作者，但这样一来，新导师就显得有些出力不讨好了，谁愿意收我？甚至有学院领导跟我说：‘要不你硕士毕业吧……’”虽然最终李昊阳还是找到了一位年轻老师挂名指导，但代价是承受着原课题与新课题同时进行的任务压力。

“听到导师说他要离开的那一刻，我觉得我没有依靠了。”目前还在读研二的何晴说，自己保研成功后就跟着导师做研究。导师的离开对于她而言，带来的不只是学业上的迷茫，更有心理的焦虑。在她看来，即使找到了新导师，适应新的人际关系对自己来说也是一项挑战。“几乎所有的老师都在开学前确定了自己的学生，‘亲孩子’相处一年了，我就像硬塞过去的孩子。”何晴说。

“导师半路跳槽影响最大的就是学生。高校学子的学业和导师指导、实验设备、导师经费支持等密切相关。”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喻海良表示，老师跳槽后，学生需要应对学习环境变更、实验经费中断甚至新课题团队融入困难等多重挑战。

人才竞争下的管理空白

高校人才流动往往伴随着出走教师与单位之间的博弈。对学生来说，如果导师走得顺利，可能自己也会有更平滑的过渡；反之，则要面对夹在导师和学校间的“尴尬”和无所适从。

“高校间竞争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青海师范大学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包万平指出，受“双一流”建设等宏观政策驱动，高校围绕优质教师资源的竞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随着人才竞争愈演愈烈，“功利跳槽”“东肥西瘦”等高校人才流动乱象也层出不穷。而在这一过程中，出走教师往往会和学校进行多番博弈。

“高校人才向经济发达、薪酬竞争力较强的地区流动是总体趋势。一些新兴高校没有包袱，具有灵活的用人机制和薪酬机制，在吸引人才方面具有‘磁石’效应。”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张端鸿指出，对流出高校来说，人才集中流失会对其学科、专业、课程、学生培养的基本秩序造成冲击；对学生而言，原本的学术计划也自然会受到影响。

对此，近年来国家层面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规定，对于改善导师跳槽后遗留学生的处境起到一定作用。

例如，教育部于2020年9月印发《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指出博士生导师是因博士生培养需要而设立的岗位，不是职称体系中的一个固定层次或荣誉称号；此外，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中，也明确研究生导师不得对研究生的学业进程及面临的学业问题疏于监督和指导。

然而，这些宏观层面的指导性内容，显然无法具体应对导师跳槽后的学生安置工作。“在这方面很有必要制定相关政策和机制，通过细化学生安置规则和内容，建立配套措施，最大程度地保障学生利益。”受访时，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张建伟表示，学生合理安置关系到人才培养过程的完整性和连续性，相关机制的建立有利于保障人才流动和学生安置之间的协调平衡。

国外经验与国内问题

在相关制度并不完备的当下，如何降低导师半路跳槽给学生带来的不利影响？在这方面，国外高校的一些做法可以借鉴。

“在国外的高校，当某位导师发生流动时，学生是可以跟随导师一起调动的。”张建伟说，这样有利于维持整个培养过程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将对学生学业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在国外，研究生求学不是看学校品牌，而是看导师这一品牌。”结合自己在澳大利亚的留学经历，喻海良告诉《中国科学报》，国外高校的研究生更多地属于导师名下，由导师个人给硕士生、博士生发放奖学金。如果博士生导师跳槽去其他高校，在征求学生同意的情况下，他可以把自己的项目、基金包括博士生一起带到新学校。

“如果导师特别强，学生往往选择和导师一起跳槽，但如果学生更看重学校的名望，也可以让导师继续挂名指导，直至毕业。如此，学生便可以延续之前的研究课题。“喻海良坦言，对于这些学生来说，换导师属于下下策。新导师可能对学生不冷不热，研究方向的改变也将会使学生的学习压力剧增。如果运气不佳，学生甚至会因此延期毕业。

反观我国，研究生归属权全部属于学校，导师跳槽时无权带走其学生。对此，各学校也形成了一些自己的“土办法”。这些办法一般大同小异，主要包括利用网络技术挂名在原导师下进行远程指导、联合培养的学生挂靠另一位老师名下、将学生转给学院其他老师等。

“最理想的方式是将这些学生重新分配，安排给和原导师水平相当的老师。千万不能把学生安排给没有指导研究生经历的老师，那就比较麻烦了。”喻海良坦言，当前虽然网络交流已经十分发达，师生不见得非要面对面交流，但人才培养的最好方式还是由老师指导，优秀学生更应该由优秀老师指导。

“基于现有的规定，每个导师每年能带的研究生名额有限，而且越优秀的老师招生情况越好。当这些老师跳槽后，虽然学生很优秀，但校方能给这些学生选择的老师却很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喻海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