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安徽省教育厅发布高校学费调整方案。根据方案，该省高校各专业的学费都有大幅度上调。其中，文科类专业从每学年3500元调整为4900元，理科类专业从每学年3900元调整为5200元，艺术类专业从每学年5000元调整为8000元。

新世纪以来，我国高校规模最大的一次学费涨价潮出现在2014年前后。是时，包括天津、浙江、江苏等在内的10余个省市相继调整公办高校学费，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此后，虽然也有个别省份调整高校学费价格，但规模并不大。

然而，近两年一轮新的学费涨价潮俨然再次出现——安徽省的调整只是其中最新的一例，此前的两年间，辽宁、浙江、河南、山东、天津、广东等多个省份已经宣布上调高校学费价格。

此次涨价潮原因何在？对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又意味着什么？针对这些问题，《中国科学报》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袁连生。

“双一流”高校学费提升空间更大

《中国科学报》：相较于2014年前后的高校学费涨价潮，您认为此次国内部分省市对于高校学费的调整有何不同？此次学费调整最主要的诱因是什么？

袁连生：2014年学费涨价潮有一个直接诱因，那就是2007年针对国内一些高校的学费涨价趋势，国务院曾发布“限涨令”，要求5年内各类学校学费、住宿费标准不得高于2006年秋季的相关标准。然而在2014年前后，该限涨令已经到期，也就引发了各地纷纷上涨学费。

相较之下，此次各地对于学费的调整主要还是基于学校本身运行成本的上升。根据统计，2000年、2010年、2014年和2018年，全国高校生均支出分别为15974元、19953元、26230元以及35538元。从中可以看出，近20年来，国内高校生均支出的提升速度正在加快。而如果财政拨款没有相应增加，这些提升后的成本就只能通过提高学费来弥补。事实上，目前世界范围内几乎所有国家的所有教育形式，其成本都在提升，不仅是我国，也不仅限于高等教育。

《中国科学报》：在此轮价格调整中，包括辽宁、安徽等在内的一些省份，对于“双一流”高校都赋予了更大的涨价空间，对此有人提出是否公平的质疑，您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

袁连生：现阶段，中央部属高校，特别是“双一流”高校的教育和运行成本是要远远高于普通高校的，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在这方面，我们依然可以做一个数据上的比较——2018年中央部属高校的生均支出为65849元，而地方高校的生均支出仅为29077元。

我们在教育经费投入的问题上评判所谓“公平性”时，不能仅看绝对金额的投入大小，更要比较不同对象的分摊比例。换言之，在同样100元钱的成本中，学生学费分担占比究竟是5%还是10%，要比学生承担了5元还是10元更加重要。

当前，“双一流”高校学生的学费水平与普通高校学生相比并没有高出很多，但获得的生均投入却要高得多，其享受的优质教育资源也要多得多。这也就是说，从学费占成本的比例看，“双一流”高校学生负担成本的比例要低得多。因此，给予“双一流”高校更大的学费提升空间是合理的。甚至可以说，针对国内最顶尖的高校，即使收取1万元的学费也不到成本的10%，相对总体成本而言也不算高。要知道，在哈佛大学等世界顶尖名校，学生的学费动辄要数万美元。

教育投入与质量密切相关

《中国科学报》：十几年前，吉林大学负债30亿元的新闻，让公众首次了解到高校严重的债务问题。近年来，我国教育的投入持续增加，但这一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就在几年前，还有学者透露我国高校负债超过2000亿元。在您看来，导致高校依然如此缺钱的原因是什么？

袁连生：一方面，正如此前提到的，高校作为人力资本密集型机构，在知识经济的当下，其自身的人力成本是在持续上涨的；另一方面，高校又属于非营利性机构，因此也就没有了成本最小化的动机和压力。正因为如此，高校几乎总是处于“缺钱”的状态。而且，这也并非我国特有的现象，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也同样如此。

需要强调的是，理论上我们是可以办低成本教育的，但在排除管理不善以及资金浪费的前提下，教育的投入与质量有着密切联系。高质量的教学成果必须以高投入为前提，反之，低投入则很难换来很好的教育质量，在这方面我们并不是没有先例。比如在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高等教育搞“大跃进”，在不具备办学条件的情况下开办了一大批大学。这些学校的办学成本非常低，但也谈不到有什么像样的教学质量，这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科学报》：针对高校上调学费的行为，公众最大的担心还在于持续增加的学费会增加贫困家庭学生的入学成本。您认为现阶段这种担心是否有必要？

袁连生：增加学费后，如果学生的资助没有相应的提高，势必会增加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入学成本，甚至会导致学生因负担不起学费而退学或不能入学的现象产生，从而扩大教育的不公平。因此，高校在提高学费的同时，有关部门必须增加学生资助，保障家庭困难学生的入学机会。

实施学分收费制急不得

《中国科学报》：此次在调整学费的同时，浙江、安徽等多个省市也宣布鼓励高校实施学分收费制。这种制度在我国出现的时间已不算短，但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您认为最大的症结在哪里？

袁连生：学分收费制并不是让学生按学分交纳学费这样简单。这一制度的背后，对学校的教学管理和毕业管理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也是目前国内高校这项制度开展不力的重要原因。

具体而言，在学分收费制下，学生的学习不再遵照学校的统一计划，对于选择哪门课程、什么时候选择课程，学生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同一门课程，有些学生可能选择在大一时攻读，有些学生则可能将其放在大四。如此一来，学校教务部门的管理工作必须作出调整，以满足学生在学分制条件下的个性化选课需求。相较于此前固定四个学年、每学期统一授课的教学管理模式，学分收费制下的教学管理要复杂得多。

同样，在毕业的问题上，由于学分收费制对学生毕业的要求是获得足够数量的学分，对于他们的学习年限并没有太多要求，这就导致学生在校学习年限的不固定。此前我曾看到过报道，在美国高校，有学生学习了10年仍然没有本科毕业。这要求高校对于学生毕业的前置管理要更加灵活，同时意味着这种管理模式要更复杂、更科学。

总之，学分收费制并不仅仅是学分的问题，它涉及到一整套复杂的教务管理以及毕业管理制度改革。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