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效果图（鄱建办供图）

“建设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是必须的。‘不搞大开发’并非是不要发展，而是不能搞破坏性开发。”关于鄱阳湖建闸新一轮舆论关注，南昌大学教授、江西省原副省长胡振鹏在对《中国科学报》的最新回复中如是说。胡振鹏也是该工程环评技术顾问。

今年3月开始实施的长江保护法首次把“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写入法律，将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就在这一法规实施前夕，沉寂多年的鄱阳湖水利项目重回公众视野。

媒体关注起因于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年初发布的《关于江西省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的批前公示》（以下简称《公示》）。质疑者认为，该省这一做法似在与长江保护法生效时间赛跑，并未对鄱阳湖建闸工程的生态影响等进行充分考量。

不过，江西省鄱阳湖水利枢纽建设办公室（以下简称鄱建办）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回应：“年初工程用地预审公示只是依法推进可研工作中的一个环节，不应被别有用心的人借机联系长江保护法生效时间加以炒作。”

如今，距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立项申请已近12年，但知情者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项目仍处于可研阶段，环评报告仍在修改完善中，今年上半年或进行环评二次公示。

从“坝”到“闸”  一波三折

今年1月5日，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发布《公示》，其中涵盖了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用地面积、选址地图，并称建设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已纳入国家2020-2022年拟开工建设的150项重大水利工程。

《公示》还表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将采取“调枯不控洪”的方式运行，主要目标为恢复和科学调整江湖关系、提高鄱阳湖区的水资源和水环境承载能力。

但很快，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绿发会）就此做出回应，并质疑“一闸隔断江湖，建闸能解决鄱阳湖生态问题？”。

至此，围绕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争议已持续数十年，至今未有定论。

作为长江最大的通江湖泊，鄱阳湖流域水资源丰沛，以长江流域9%的流域面积，每年为长江干流提供1472亿立方米（1956～2015年）的水资源，多年入江平均水量约占长江的15%，超过黄、淮、海三河的入海总量。

同时，鄱阳湖还有着时令性的“洪水一片，枯水一线”的独特景观，形成亚洲最大的淡水湿地和全球最大的鸟类保护栖息地。这里还是除长江之外江豚最大的栖息乐园。

但这一流域也面临自身发展问题。20世纪80年代，为解决流域旱涝灾害频繁、水土流失严重等问题，江西省政府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鄱阳湖科学考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山江湖综合开发治理工程和建坝控制鄱阳湖的方案。此后，山江湖工程实施20多年，为江西绿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关于鄱阳湖建坝的方案却一直未获批准。

该方案建议，在长岭—屏峰山断面建一座大坝，全面控制鄱阳湖。大坝保持正常蓄水位18米，18米以下用于发电、供水、航运、水产养殖和水上旅游娱乐等兴利调节；18米以上库容用于调节洪水。但这一方案并未得到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同意。

2002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原江西省水利厅厅长刘政民邀集39位江西代表将这一方案作为江西团的“一号议案”递交给大会。但随后水利部书面答复称，工程规模巨大，虽有明显的综合效益，但也存在负面影响，需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如今支持建设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胡振鹏，当初也是一名反对者。

“原方案的核心是不让长江洪水倒灌进鄱阳湖，鄱阳湖流域洪水下泄或抽排到长江，确保鄱阳湖区堤防的防洪安全。”胡振鹏表示，该方案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对长江中下游防洪极为不利，缺乏大局观念；二是湿地生态系统将转变为水生生态系统，对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不利。

考虑到近年来江西省堤坝抗洪能力逐渐提升，流域发展最突出的问题已从最初的防洪抗旱转变为缓解枯水带来的连锁效应、遏制鄱阳湖湿地退化趋势，同时兼顾流域全局利益，此后，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方案几经修改。

鄱阳湖退水快导致蛇山岛大面积螺蚌脱水死亡。（鄱建办供图）

2009年，江西省在向国务院提交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中，将“建坝”调整为“建闸”。但同年，15名院士和学者联名上书国务院，提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存在“六大问题”尚未解决，包括水量调度、候鸟栖息地与食物链、水生生物迁徙、水环境质量等。随后，关于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研究论证一直在进行中。随后，“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方案中剥离，被要求单独论证。

在此背景下，江西省专门成立了鄱建办，负责该工程的课题研究、方案规划、资料采集等，并聘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文宣，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文华、刘兴土、韩其为、王浩和中国环境科学院水环境研究所所长郑丙辉，领衔承担鄱阳湖水利枢纽“六大研究课题”。

接下来几年，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方案屡经修改，先后取消发电功能、上交闸（坝）调度权，以便让水利部和长江委进行全流域调控。对此，鄱建办称，当初涵盖多种功能的综合水利枢纽定位逐渐转变为“建闸不建坝、调枯不控洪、拦水不发电、建管不调度”的生态工程。

2016年2月，国家发改委等向国务院提交的《关于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有关情况和意见的报告》认为，通过建闸方式科学合理调控枯水期湖区水位是必要的。然而，同年11月，计划总投资约130亿元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环境影响评估公众参与第一次信息公示后，却将工程争议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反对者认为，建闸的确可以提高鄱阳湖枯水期水资源的承载力，但是否能提高水生态和水环境的承载能力，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并建议将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对水鸟栖息地、江豚及鱼类的影响进行更加充分的论证，将鄱阳湖问题放到长江大保护层面进行重新论证和研究。

随后，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和相关争议也再次进入表面上的沉寂期。

直到1月5日前述《公示》发布，一石激起千层浪。

一再“退让”，反对缘何强烈

如果从2002年的“一号议案”开始算起，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之争持续至今已经历19年。其间，江西省将方案从建坝改为建闸，取消发电功能、上交闸（坝）调度权，“退让”中显示了对吸纳各方意见的“诚意”。

不过，此次《公示》发布后，从生态保护到流域影响，反对建闸的意见依然强烈。

1月16日，绿发会邀请20余位专家学者和利益相关方就鄱阳湖建闸工程开展讨论，各方观点交锋的激烈程度从绿发会随后发布的研讨会文集中可见一斑。

作为建闸的支持者，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在讨论会上的声音显得有些孤单。  “兴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并合理加以调控，我个人认为这是一项生态工程、民生工程。”他说。 

王浩认为，如果不通过工程措施对鄱阳湖水位进行调控的话，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将会受到严峻挑战，同时会对滨湖区农业灌溉和城乡生活取水造成影响。

“湖水下降后，现在大约有200万亩农田的灌溉得不到保障。即便是能灌上水的，保障率仅在55%～75%之间，距离90%～95%的比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王浩说，特别是江西93%的面积都处于鄱阳湖流域，伴随着该省成为全国粮食生产核心区（在《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年）》中，江西承担新增18亿公斤粮食生产能力的任务），灌溉保证率就成了必需。

然而，随后十余位报告者的观点都站在王浩的对立面。反对意见直指建闸将破坏区域生态环境、“隔断江湖”“肢解”长江水系等。

“现在江豚总量非常少，经不起栖息地进一步破碎化。”绿发会江豚保护地主任蒋忆道，江豚目前数量仅存1000头左右，其中约450头分布在鄱阳湖水域。尚未有充分论证江豚一定能通过闸门，如果建闸，江豚的江湖迁移、种群交流会被阻隔。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周海翔认为，生态系统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它（鄱阳湖区）是近百万候鸟冬日的家园。这些候鸟是地球流动的血液，仅一只小小的百灵鸟，一年就可以吃掉5万只蚂蚱。这里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点，但它犹如心脏一般重要，我们不可以冒着心脏破裂的危险轻易在这动刀。”

鄱阳湖候鸟越冬栖息地功能出现衰退。（鄱建办供图）

他同时表示，鄱阳湖湖水落差不及洞庭湖大，监测的水鸟数量在逐年上升（据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信息，三十年来江西鄱阳湖的生态环境日益改善，越冬候鸟逐年增多）。鄱阳湖西面就是680平方公里的“庐山西海”（柘林水库），靠近这样一个大型水库，还能严重影响居民生活用水的理由，“显然站不住脚”。

与鄱阳湖一样，当前洞庭湖同样面临枯水期提前、枯水期水位降低的问题。对此，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教授束龙仓表示：“若鄱阳湖、洞庭湖等湖泊纷纷建闸将自己截断，那么长江将不再是‘大江大河’的完整水系，长江下游流量也将大大减少。”

他表示，这在我国已有前车之鉴，即第一大内陆河——塔里木河。该流域原有九条支流和一条干流，然而在其流域内众多河流的上游纷纷建成水库后，“九源一干”就变成了“四源一干”。其中大西海子水库1972年建成运行后，由于上游主河道来水减少，30多年未向下游泄水，使下游地下水水位持续下降，进而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莫让长江变‘长渠’！”湿地国际中国办事处主任、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陈克林呼吁。

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监测与科研中心总工程师娄保锋认为，建闸以后能缓解鄱阳湖区水资源紧张的局面，但另一方面会减少进入长江下游的水量，势必引起长江口咸潮进一步往上游推移。

“长江下游是我国经济发展较为发达的地区，下游水量的减少和咸潮的加重对安徽、江苏、上海等省市沿江地区会有多大的影响也需要进行评估和论证，并充分征求下游地区各部门及社会公众的意见。”娄保锋说。

会上，专家还指出，目前鄱阳湖局部水域在某些季节存在水华现象，建闸将会对鄱阳湖水质和富营养化产生进一步影响。同时，建闸本身还会改变闸上湖区及其周边地下水与湖泊的水量交换，影响湖区水均衡状态。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卢耀如表示，解决鄱阳湖问题必须要将防洪问题、水资源调度、污水处理等要素以及长江上中下游方方面面考虑到，针对这里的河流湖泊和各种生物，参考时间维度的变化，从长江全流域着眼来分析研判。

也有学者提出用其他的方案替代建闸。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副研究员卢善龙认为，鄱阳湖水位降低是三峡蓄水、支流蓄水、湖区采砂和灌溉等多因素引发的结果，最优的解决思路不应该是增加新的工程，而是想办法在现有的工程基础上，通过优化配置、联合调度，找到一个既能真正发挥现有工程效益，又能避免生态环境影响的解决方案。

“作为一个江西人，为了留住鄱阳湖的水，坦白来讲本应该很支持这个建闸做法。”一名环保协会志愿者小白马（化名）说，“统看全国，各省调水工程、水电工程，在一定程度上目的都是保障本区域水资源。”

在他看来，脱离了留住湖区水资源、留住鄱阳湖生态水量底线这一初衷，单纯来批评水利枢纽工程是不妥的。但他同时表示，建闸短时期确实能维持枯水期水位，但是后续还有很多次生问题需要解决。

“小建设”之于“大保护”

对于反对意见，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鄱建办并未回避。

据介绍，进入2000年以来，鄱阳湖枯水期提前、且持续时间延长已成常态。近年来，其历史最低水位不断被刷新。2004年，鄱阳湖星子站（水位10米为“河相”与“湖相”的分界线）出现历年最低水位5.22米，2019年出现历史次低水位5.44米，且低于6米的极枯水位持续时间创新的记录。鄱阳湖丰水期水域面积最大可达4000平方公里以上，到冬季枯水期却“瘦身”至几百平方公里。

枯水期鄱阳湖上的落星墩（鄱建办供题）

枯水引发了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如交通航运受阻、城乡供水矛盾加剧、农业灌溉取水困难、流域沙化严重、鱼类资源加速衰退……使湖区居民生活生产受到极大影响，珍稀候鸟越冬栖息地生态环境面临恶化。

鄱建办表示，工程并非“一闸隔断江湖”，而是采取“调枯不控洪”的方式，在湖汛期（4月～8月底）闸门全开，枢纽“相当于一座桥”，与长江实现自然连通，与建闸前无异；9月至11月底，枢纽按照1956-2002年多年平均水位线对湖区水位进行调控；12月至次年3月，枢纽最低调控水位9米，缓解湖区水位下降过快导致的生态和民生问题。整个调控期，除了9月1日～15日拦下部分洪水“尾巴”外，一直保持出湖流量大于入湖流量泄放，即便在特枯年份，也保证不低于600立方米/秒的生态流量下泄，不存在江湖完全阻隔的情况。

对于建闸会引起长江口咸潮进一步上移，鄱建办表示，长江口咸潮一般发生于冬季或干旱季节，最多发生在1～4月，其中2～3月最为严重。首先，枢纽拦水阶段不影响长江口咸潮上溯，其次调控期鄱阳湖水下泄和三峡水库对压制河口咸潮有较大作用。鄱阳湖水利工程建成后，在12月至次年2月长江流量最枯的3个月中，鄱阳湖水利枢纽保持出湖流量大于入湖流量泄放，本身是有利于长江口压咸的，且鄱阳湖湖区留存了一定的水量，通过应急调度，集中加大下泄，可发挥对长江口一定的应急压咸作用。

在区域生态方面，鄱建办表示，工程4至8月自然连通期与绝大部分洄游性鱼类洄游时间吻合，为便于其他鱼类洄游，鄱阳湖水利枢纽在左岸、中间和右岸共布置3线4条鱼道，并为江豚迁移设置了4孔净宽60米的大孔泄水闸。工程运行后，枯水期湖区水面面积增大，有利于降低搁浅死亡的概率，且有实例表明江豚能够自由通过小于60米桥墩。

鄱建办表示，仅凭候鸟总量评价鄱阳湖当前生态是片面的，事实上，近年来候鸟的种群结构已经发生改变。适宜的水位变化过程，将有效增加越冬候鸟栖息生境的适宜性、可利用时长以及食物资源量。同时，枢纽建成运行后，仍保持有较强的流动性和较短的换水周期，鄱阳湖不会发生大湖富营养化风险。同时水资源量增加，有利于稀释和降解输入的污染物。配合全省开展的污染防治专项行动，减少入湖负荷，“一湖清水”将得到更好保护。

鄱建办称，建闸旨在通过“小建设”，实现“大保护”。

但反对人士认为，鄱阳湖建闸并非“小建设”。“鄱阳湖水利枢纽这样的工程，是对绿水青山的重大改动。最重要的保护是不要对自然现状进行破坏，尽量不要对其进行改变。”绿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周晋峰说，“（鄱阳湖水利工程）建设投资达上百亿，这样大的一个工程，无疑是对碳排放又一个巨大的‘冲峰’。”

不过，在胡振鹏看来，鄱阳湖建闸是“大开发”还是“小开发”，需要与相关工程比较来衡量。他表示，目前鄱阳湖区共有348个泵站（72个自来水泵站、276个灌溉提水泵站）。2003年以后，枯水期鄱阳湖水位低枯，这些泵站取水困难，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没有人的生态也不叫生态，解决这一问题也是修建鄱阳湖水闸的目标之一。

如果采用改善各个泵站取水条件来替代建闸，胡振鹏粗略估算，348个泵站引水沟挖去的湿地及弃土堆积的损失草洲湿地200平方公里，是建闸淹没草洲的数倍之多，且提高2～3米扬程抽水，需要增加电力。“如果说建闸施工是碳排放‘高潮’，抽水多耗电增加的碳排放则是无穷无尽的‘长河’。”

他同时表示，柘林水库引水对生态环境的损害也很大，一方面该水库蓄水量无法满足325万亩农田的灌溉需要，即便是给城镇供水，开挖引水渠或埋设压力管也要损失大量植被和农田。因此与解决湖区供水与灌溉替代方案相比，鄱阳湖建闸“确实是小开发”，更何况，维持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的必要水位，难以找到有效的替代方案。

“眼看着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在退化而不采取任何行动，恐怕算不上‘共抓大保护’吧？”他反问道。

在争议中论证与推进

鄱阳湖吴城保护区不同水位淹没情景（鄱建办供图）

关于鄱阳湖建闸之争，2016年，中国科学院学部设立咨询项目，由孙鸿烈、陈祖煜院士牵头，组织40余位院士专家深入鄱阳湖、洞庭湖开展调查研究，并在2017年形成《协调江湖关系，促进长江中游绿色生态廊道建设》咨询报告。其中的共识包括：鄱阳湖枯水问题是湖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迫切要解决的问题；鄱阳湖水利枢纽的功能定位是恢复和科学调整江湖关系；鄱阳湖水利枢纽可以通过两阶段蓄水降低工程的生态环境影响；亟需进一步加大鄱阳湖区综合整治和生态保护的力度。

尽管如此，关于鄱阳湖水利工程的争议仍在继续。质疑湖区枯水问题是否如此严峻的声音有之，建议其他替代方案的声音有之，建议进一步进行充分论证的声音亦有之。“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在功能定位上，调整为‘生态调蓄’，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类似水利枢纽工程的定位，目前在国内并不多。”绿发会研究室主任杨晓红坦诚。但她同时认为，目前鄱阳湖建闸对湿地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和全域研究都还很不够。

“历史上，三峡工程尽管总体结论是利大于弊，最重要的是防洪，但也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论证。对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而言，鄱阳湖建闸的影响是巨大的，应进行充分的论证。”娄保锋也表示，在长江大保护的背景下，相关工程应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各方面的质疑，避免出现决策上的失误。

事实上，鄱阳湖建闸工作的确在继续论证和推进。

根据《水利工程建设程序管理暂行规定》，水利工程建设程序一般分为：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施工准备（包括招标设计）、建设实施、生产准备、竣工验收、后评价等阶段。据鄱建办介绍，目前，鄱阳湖枢纽项目已进入可行性研究阶段，可研报告已经过水利部水规总院技术审查。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仍在深化研究论证中。

鄱建办向《中国科学报》表示，由于该枢纽的推进工作涉及多行业、多部门、多学科、多领域，系统且复杂，广受社会各界关注属于情理之中，但工程的整体方案有足够的科学依据和支持，各个阶段都有充分的科学论证，并且通过管理模式、水位调控、工程型式，以及鄱阳湖流域综合管理等，对枢纽科学运行，完全可以实现利远大于弊，风险可控。

“不管长江保护法生效时间如何，我们枢纽离开建还有很多路要走，仍需按照工程建设的基本程序做好每个阶段的工作，直至得到国家的立项批准。”鄱建办表示。

与此同时，一些专家也就建闸后可能带来的影响提出建议。胡振鹏表示，碟形湖是候鸟觅食和栖息的主要场所，鄱阳湖建闸对碟形湖基本没有影响，但碟形湖存在的开发利用过度，沉水植被退化的问题也无法利用鄱阳湖水利工程区解决。修复碟形湖水生生态系统，让藕田白鹤回归鄱阳湖，是目前急需研究解决的问题。

“鄱阳湖建闸还应全面禁渔，江豚食物充足就不必游到长江。鱼类专家曹文宣曾表示，建闸只是保护鄱阳湖生态的措施之一，以维持2002年以前鄱阳湖的水文节律。不过，同时要加强对企业污水处理的监管、对挖砂船管控，这样才能达到保护鄱阳湖生态的目的。“总之，不能只建个闸就什么都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