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新学年开学，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张志伟总会新增几个微信好友，他们是刚刚进入人大的大一新生。作为这些新生的本科生导师，在未来的四年中，张志伟将负责对他们的学业以及生活进行指导。

在人大，几乎所有的教师都会如张志伟这样担任本科生导师。而未来一段时间，至少在北京市高校范围内，这样的本科生导师可能还会增加。

近日，北京市教委发布《北京高等教育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行动计划（2022-2024年）》，明确北京将探索推进本科生导师制。一时间，“本科生导师制”这一老话题，成为了人们关注的新热点。

现状：毕业时才联系导师

之所以称“本科生导师制”为“老话题”，是因为这一制度在国内高校已经出现了很长时间。

本科生导师制最早诞生于欧美国家，但早在1938年，浙江大学就已经施行了一段时间的本科生导师制。新中国成立后，导师制仅限于研究生教育。

但至2002年，北京大学率先试行本科生导师制。此后，国内一些研究型大学也纷纷围绕自身特点，相继施行该制度。

如今，距离北大试行本科生导师制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但在上述行动计划中，却依然使用了“探索”一词，这从一定层面透露出该制度“落地”情况并不尽如人意。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张志伟表示，每年他都会接收两三个本科生，本科四个年级总计就会有八九名学生。虽然他会和这些学生交换微信，也会为此专门建立微信群，但有些学生在整个本科四年间都不会和他联系。

“除非有学生的本科毕业论文与我的研究领域有关，在写论文时会主动询问一些问题。除此之外，四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没人找你的。”张志伟告诉记者，据他观察，这种现象在目前的高校中“绝对不是个别情况”。

在一项针对实施“本科生导师制”的学校的调查中，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机电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吴雅琴发现，其收集的学生样本数据中，有近30%的数据显示导师制流于形式，有近 5%的样本显示没有必要实施导师制。

对此，长春师范大学物理学院副教授齐海燕也以其所在学院为例表示，目前本科生导师制的实行主要体现在对学生毕业论文的指导上，尤其涉及实验数据的测量和整理时，学生通常会在实验室撰写毕业论文，在此过程中，导师可以及时了解学生实验的进度和困难。

“但是，导师对本科生毕业论文的相关指导工作是在学生大四这一年才开始的，相对大学四年的学习年限而言，导师能指导学生的时间较短。此外，也有部分教师对自身导师职责工作尚不明确，只将指导工作的重心集中于对学生论文主题内容的探讨上，缺乏思维习惯养成和生活方面的相关指导。”齐海燕在其研究结果中写道。

尴尬：重科研还是重德育

此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陈力祥曾承接了一个关于本科生导师制的省级教改项目。在项目进行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问题——本土的本科生导师制被“带偏”了。

“在欧美等国，本科生导师制发展至今，虽然在具体操作层面存在较多差异，但实质上依然以科研为导向，以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主体性视域作为教育的终极目标。”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陈力祥坦言，这种倾向也直接影响到了国内高校实行的本科生导师制。

事实上，在此次北京市发布的行动计划中，也是将探索本科生导师制与“支持有一定基础和潜力的本科生进课题、进实验室，促进科教融合发展”的表述放在一起。

对此，陈力祥表示，本科生导师制的初衷是“锦上添花”，将其作为教学制度的补充。然而在科研的导向下，本科生导师制却变为“火上浇油”——原本繁重乏味的课业负担已经让本科生应接不暇，再加之层出不穷，与课堂教学相似的各种导师的活动，更是让他们疲惫不堪。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目前国内本科生导师制的实行情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彻底“放养”，即学校对于本科生导师的行为几乎不做约束和考核，另一种则是会有相应的考核，比如要求学生固定时间提交导师表，写明导师的指导内容并请导师签字。

“在调查中也有学生抱怨，导师表是个神奇的存在，每两周交导师表，并和综测挂钩，有一种被逼着去见导师去求他签字的感觉。”陈力祥说，从某种角度看，学分制与导师制在目标功能上的重叠，没能使导师制对学分制起到正面的辅助作用。

陈力祥进一步解释道，目前国内高校普遍实行的学分制，其重心在于知识的传授。为避免“火上浇油”，本科生导师需要向德育指导上倾斜。“我们要培养拥有健全人格，并能够承担相应的家庭与社会责任的人，而不是单纯的具备所谓科研能力的机器。”

然而，将本科生导师的重点放在“德育”，则必然面临一个难题——学生是否愿意向自己的导师“敞开心扉”。

比如在交谈中，张志伟便坦言，如果学生遇到了心理、情绪乃至于道德等方面的问题并求助于导师，所有的导师都愿意伸出援手。但问题是，指望老师在繁忙的教学科研活动之余，再拿出大量精力主动做这些工作并不现实。

每年新学期开学，张志伟都会向本科新生灌输一个理念——做学问首先需要的是“问”，即要把疑问问出来。“在知识学习方面，主动向老师提问尚且不易，何况是更‘私人化’的道德与情感方面？”

如果侧重科研，可能与学分制相重叠；侧重德育则似乎又有些“无的放矢”。在张志伟看来，现行本科生导师制的尴尬就在于此。

出路：刚性机制保证有效沟通

对于本科生导师制未来的发展，张志伟坦言自己并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而与他持相同态度的，还有北京某高校大三学生李响（化名）。

从大一到现在，李响几乎没有与自己的本科导师有什么联系。至于原因， “说学习的事情吧，更愿意找自己的课程老师。至于其他的方面，就更想不起来和导师聊一聊了”。

“就是感觉和导师距离太远。”交谈中，李响直言。在很多人看来，这也是目前本科生导师制难以落地的最主要原因。

对此，陈力祥给出的解决方案依然是建立成熟的制度体系。

“以我所在的岳麓书院为例。”陈力祥说，一方面，相较于很多学校动辄一名导师带一二十名学生的状况，岳麓书院每名导师每年最多收一两名学生，有时甚至可以不招。“这就大大集中了导师的精力，也节省了导师的时间”。

另一方面，学校也通过安排一定课时量、进行期末评测等手段，保证了导师必须真正与学生接触，并在接触中对学生的各方面进行指导和影响。

对此，齐海燕也在其文章中表示，相比国外，国内导师与学生的交流方式、频率及场所均不固定，完全取决于导师的个人素质和条件。

“牛津大学在实施本科生导师制的过程中，形成了刚性的固定交流机制，即要求学生每周至少到导师处一次，同导师针对某一专门问题展开讨论，然后由导师为学生指定阅读文献，下次见面时仅就这一文献交流阅读心得。”

齐海燕说，但在我国，针对本科生导师制，高校尚未普遍形成完备的制度管理体系，并明确规定交流机制，如导师指导学生的频率及每次指导的时长，指导的具体形式和内容如何以及课后指导的场所应固定在何处等。

事实上，即便有高校通过上文所提到的导师表等形式对导师进行规定，也大多流于形式。“仅仅签一个字就可以。”受访时，有学者如此形容。

“从方向上，将导师制的重点向德育倾斜；在方式上，通过有效的制度规定，保证导师与学生的有效沟通。做到这两点，本科生导师制在国内真正落地并不是奢望，但如何能够切实做到，还有待未来更多思考和探索。”陈力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