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前沿的改革，你们又不是院长、校长，怎么可能有能力去谈创新？”在东部某高校的教学成果奖申报中，评委一番“独到的见解”，让前来答辩的基层教师怏怏而归。

近日，不少高校、省市启动教学成果奖申报工作。“其中，教学成果奖由校领导挂帅、生拼硬凑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双一流’、学科评估中加大了教学成果奖权重的背景下，这种现象已达到了白热化。”该校教授张毅（化名）说，为了获奖，一些没有做实质性贡献的校领导成了第一完成人，而实际贡献者被挤到了靠后的名次，更有甚者被挪出了申报名单。这让在一线辛勤探索教改多年的教师感到无比失落与沮丧。

获奖的机会让给了更有赢面的人

“前沿改革只有领导做才无可厚非，基层教师做就要备受质疑。”在张毅看来，这一听起来荒谬的逻辑，背后的潜台词是，“把教学改革的成果留下，但把争取获奖的机会让给更有赢面的人”。

谁是更有赢面的人，显然在前述答辩中已有答案。

《中国科学报》记者查看了东部某高校教学成果奖申报名单，十几个校内特等奖中，由校领导挂帅的项目占了70%。校长、副校长的名字分布在若干个零敲碎打的项目中，甚至部分项目的前几名完成者，均为校长、副校长。

只是，校领导真的有实际参与吗？

一些基层教师忍不住向《中国科学报》吐槽，部分校领导甚至连一节课都没有上过，就成为了项目的第一完成人；有些校领导近年才刚刚调任至学校，就被安上了历时多年教改的完成人。

而很多高校在更高级别的奖项认定上，只认前10名或前5名完成人，校领导纷纷“插队”，导致实际贡献者却成了“无名英雄”。

甚至还有高校要求教师放弃或退出自己的教学成果申报，把该成果归为学校所有，以便再二次“发挥”。

在另一份东部某高校公示的教学成果奖推荐申报名单中，记者看到“成果主要完成人姓名”一栏，部分项目公然写着“学校项目”，且没有申报者人员名单。“此举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给暗箱操作提供了各种可能，也违反了公示的原则。”张毅指出。

不只是校领导挂帅的问题，“报奖过程中，你会发现很多教改成果，只是人为地拼凑或攒一些概念”。

山西某高校教师李想（化名）举例，如在申请教学成果奖时，五花八门的奖项都会被打包进来，“尤其是创业类的奖项更像是‘万金油’，哪个类型奖项申报时几乎都可以沾边”。当中，不乏从前已经获奖的项目，再经加工“改头换面”继续申报。

张毅也有同感。“如今的教学成果奖不再是对一线教师在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中所取得的成果奖励，而是异化为校领导分管工作的成绩表征。”他举例说，如很多高校申报的项目基本上都是“XXX 教育改革的探索与实践”“XXX 人才培养质量体系的构建与实践”……不禁让人质疑，所评的究竟是教学成果奖，还是教学管理成果奖、“校领导领导有方”奖？

“学术生态”变成“报奖生态”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名不副实的报奖？

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教学成果奖是对一所高校教学改革成绩的肯定，“对其申报已成为一些高校的战略行为，举全校之力操办，导致‘学术生态’变成了‘报奖生态’。”李想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一般高校会提前一年或更长的时间先内部筛选，筛出之后对奖项做“重点培育”，给予经费、资源等各方面支持，其目的是争取更高层次的奖项。“最终的结果是谁的经济条件好、做了组织工作，谁就更容易获奖。”

由校领导挂帅报奖，通常出于两种情况。

储朝晖解释道，一种情况是，校领导牵头，方便调度各种资源。比如要鼓励课题组之外的教师、学生参与，只靠基层教师很难调动，以校领导的名义，更有利于项目的顺利推进。

另一种情况则是，申报时临时挂名。很多时候，校领导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自己拿奖，而是为了让本校项目获奖。这对于提高高校的办学声望、校领导的办学政绩而言，很有显示度。

反之，没有校领导参与，在申报时可能第一二轮就会被刷下来。

看校领导的面子评奖，已成为报奖生态中的风气。“越是基层的评奖，校领导面子越能发挥作用。有的评奖中甚至拿出一张空白的表格，让评委在上面签字、打钩即可。”曾做过教学成果奖申报评委的张毅无奈地摇了摇头。

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无怪乎写作班底为了配合校领导挂名或将从前的奖项“改头换面”后申报，将项目包装得大而虚。

不过，这些“扩容”细究起来经不住推敲。张毅指出，很多内容都是校领导分管的本职工作，是其职责所在、理应做好，做不好要追究责任，而现在却演变成了领导表功的成果。

“可是由于评选过程中的工作量非常大，评委们很难一一发现问题，也没有发现问题的机会——因为核对起来需要做大量的功课。”李想说。

让教学成果奖回到一线教师手中

事实上，早在2018年下发的《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做好2018年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推荐工作的通知》中，就已明确要求，“在推荐过程中，现任学校领导牵头成果的推荐数量应控制在推荐限额的30%以内”。

但据《中国教育报》统计，当年获奖的452项成果中，第一完成人为校领导的仍有187项，占获奖总数的41.37%。

张毅指出，要严格限定校领导申报数量，“这个比例应从30%降至15%及以下，让辛勤耕耘在一线的教师的创造性得到充分肯定与表彰，因为真正能够产生教改成效的是一线教师”。

储朝晖补充道，得奖比例应参考该校领导与一线教师比例，比如一所高校的校领导只占5%，那么校领导得奖的比例理应控制在5%及以内。

在他看来，让评价回到原生态，有三个方案。第一，取消教学成果奖评比，采用美国教育家科尔曼的增值法评价，依教学效果评价教学成果；第二，考虑到直接的利害关系，改变目前由教育主管部门评价的方式，将评价权力交给第三方机构；第三，各地建立规范的监督与举报机制。

在李想看来，教学成果奖对于推动高校重视教改，起着重要作用，当下取消该奖项评比并不是高校所乐见的。

张毅对第三个方案表示认同。他建议，在目前教学成果奖申报改革尚未启动的情况下，应严查申报中获奖内容真伪、知识产权侵犯，及从前申报并获奖却又改头换面继续申报的项目等问题，对于严重败坏师德师风的问题，应实施一票否决制等措施。

对于存在问题的申报事项，要对相关项目与人员进行追责，并取消下一届申报资格；甚至于请纪检委参与监督整个申报过程，设立举报机制，如此才能还教学成果奖申报与评审一个风清气正的环境。

此外，在教学成果奖评价中，他表示，应引入申报者担任本科教学工作量的实绩内容，比如高校要提供申报者参与本科生授课记录清单等原始证明资料等——教师的授课安排通常提前排在课程计划中，学生选课后教师不能不来上课，造假的空间相对有限——没有真正在教学第一线工作的不能参与申报，让教学成果奖真正回到“教学”内涵，回到一线教师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