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博物馆看到的古生物化石，并非在出土之初就那样有模有样，一开始它们看上去与普通石头没有多少差别。它们在经过化石修复员的精心修复后，才显露出所蕴藏的珍宝。
英国资深古生物化石修复师A.E.里克森在他的《动物化石的修理与保存》一书中写道：化石修理员，要懂得各行各业的学识，他应该是半个化学家、半个解剖学家、半个艺术家……
置身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化石修理室，就可以感受到这个行业的“矛盾组合”，桌上、地上看似随意堆放的大大小小的粗糙石块，使这里乍一看像个小型工地，而工作台上的精密显微镜、细致的牙科工具，以及工作人员专注的神情，又暗示着这是一个细活。
“这是一个需要细心、耐心与创造力的行业。”已经从业30多年，目前是这里最资深、最有口碑的修复师之一的李玉同说。
石头与“缝衣针”
向龙是记者认识的第一个从事化石修复的人，那是在戈壁滩上一个化石挖掘地。记者到达那里时，他和同事们已经在戈壁滩上驻扎了一个多月。
被戈壁的太阳晒得黝黑，被一群来这里做志愿者的大学生围着，被他们“龙哥”地叫着，从容不迫又深藏不露的向龙，看上去很酷，颇有点“老大”的味道，让人很难相信他居然做的是一份“细活”。
再后来，在向龙的修复室中，与他接触过多次，在他脸上的“太阳色”褪去以后，神情里多了一份在野外不易察觉到的羞涩。
2001年，向龙离开四川老家，到北京从事化石修复的工作至今已经8年时间。用李玉同心中的行业时间表来说，“8年正好是从业者的技术走向成熟的阶段”。
“一开始，是老师傅教着做.”向龙说，“但是这个技术很难手把手地教，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工作，因为每一块石头都是新的挑战。”
因为每一块石头大小、材质都各不相同，每一块石头里蕴藏的化石更是千差万别，化石修复的工作不像其他很多技术一样，有可以遵循的统一操作程序。“有的石头拿来以后，可以基本判断所藏化石的位置，但有的却完全无法判断，有的石头质地坚硬，有的却风化严重，需要一边加固一边修复。”
和所有初学者一样，向龙就这样一边学习、一边摸索，小心翼翼地开始了他的第一块化石修复。
“小心翼翼”是这个技术的关键词，“每下一针，都要特别小心。”向龙所说的“针”是牙科医生用的钻针，比缝衣针略粗，是目前这个行业的主要工具。和在野外给记者留下的印象大不相同，向龙自称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常常在显微镜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一件化石修下来，少则一个月，多则可以修上一年”。
目前，向龙修复的最大的化石高达1.5米，“这么大的石头，工作台放不下，只能蹲在地上，一针一针地修”。因为小心翼翼，向龙从业8年从没出过较大的失误。“其实这个行业，做好了不容易，出大错的可能性也不大，在石头上用针，只要小心，就不太可能出错”。
也正因为如此，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向龙宁可选择休整两天也不去碰石头。他说，这行切忌心浮气躁，如果带着情绪干活，就很有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当记者问起这个技术的优劣标准时，向龙说了两条：第一，不能掉碎骨头，就是不能在修复中丢失有价值的东西；第二，不带针痕，就是不能在骨头上留下工具的痕迹。
这两条是向龙8年从业得出的认识，而从业30多年的李玉同，又加上了一条，“要修得美”。这一条，将化石修复工作引到了一种境界。
境界与天分
两年前，李玉同曾给内蒙古一个化石修复班的学生进行培训。在他给学生的作品打分前，对每个人都问了相同的问题：“你喜欢这个行业吗？”在他看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比他们现在的作品更能代表他们未来的成就。他对《科学时报》记者说：“我认为干这一行，只要喜欢就能做好。”
从业30年，李玉同至今清晰地记得他修复的第一块化石，“那是从新疆出土的恐龙化石，编号8300”。
1976年从部队复员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1984年修复第一块化石，在从业的前8年，李玉同干过很多工作，其中最有意思的应该是1977年他参加100人的考察队，去神农架抓野人。抓野人的工作前后持续一年多，此后，他便在所里干起了“装架”的行当。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大型“立体”化石骨架，就是经过装架组合起来的。
从李玉同的步态上不难看出，他的腿曾受过相当严重的损伤，留下了永久的后遗症。那是在1989年，他参加一个大型化石的装架过程中从架子上摔下来留下的。此后，他便专门从事化石修理工作。李玉同“手巧”，在所里有口皆碑，因此最难、最有价值的化石都会找到他头上，从轰动一时的翼龙蛋胚胎化石，到辽西大量出土的带毛恐龙化石，到最近在《自然》上发表的长着四根长尾羽的胡氏耀龙……都是他的作品。
“修得不出错，并不难，有个几年的时间与经验就能做到。”李玉同说，“而化石在研究之后，还要进行展示，因此，还要考虑展示效果，这就是要修得漂亮，这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
在李玉同看来，干这一行要有天分、要有悟性。美不美，不是师傅可以教出来的，因为每一块石头、每一件化石都是一个特例，决不雷同。“美”是化石修复的一种境界，“一定要干到七八年以后，并且有一定的天分，才有可能领悟到这种境界”。
几年前，李玉同还利用自己学过的机械知识，改进了修复用的工具。以前，化石修复用的针头都是进口的，一个要25美元，平均每人每年要消耗4个针头。2005年，李玉同自己设计了一种针头，将成本降到七八元人民币。他说，一年下来，可以节约几万元钱，有时一个大项目做下来，甚至可以节省十几万元。
“喜欢这份工作”是干这行的大多数人的态度。向龙刚到北京干这个工作时，收入只有500元，比前一份工作少了一半，之所以坚持了下来，“喜欢”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修好到修得漂亮，到改进工具，“喜欢”也是30多年来李玉同用心琢磨的重要理由。
他们认为，“这个工作看似枯燥，其实绝不枯燥。每一块石头都是新的经历，把一个看不出模样的顽石，变成一个有模有样的化石成品，这种成就感是其他很多东西无法代替的。
他们是科研的基础
记者在戈壁滩上还结识了另一位很有代表性的“师傅”——他就是李岩。在研究人员的评价中，他是综合素质最高的一个，会修化石、会指导野外挖掘、会开车，还有着极高的组织能力。记者在挖掘营地亲眼见识了他的这种素质：营地的吃、喝、用、住等后勤统筹工作，他安排得井井有条；当地雇用的工人、司机、厨师等临时人员的协调指挥工作他也做得游刃有余。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周忠和说，“我们去野外，都喜欢叫上他。”
就在记者采访的前一天，李岩又去了野外。
“他们的工作是研究的基础。”周忠和说。
“没有他们的前期工作，我们的研究工作无法进行。”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汪筱林说。
然而，这些技术人员在国立科研机构中所处的位置却多少有些“边缘”。“我们刚来的时候，都是工人系统。直到1985年，中科院开始恢复了技术职级。”李玉同说。如今，李玉同已是副高级的总工程师，几乎达到了技术人员职称的顶点。
然而，和李玉同不同的是，所里有着大约半数的年轻技术人员，都属于编制以外的临时聘用，向龙就属于这一半。他们的收入与正式员工相比，有着相当巨大的差别。8年前，向龙和爱人一起来到这里工作，一年多前，孩子要上学，爱人只得辞工回家照看，从此两地分居。
在野外工作，总是蹲在地上，一蹲就是一天，时间长了，腰腿都会落下毛病。腰腿的毛病不仅落在像汪筱林这样长期干野外的研究人员身上，也落在了向龙等技术人员身上，再加上修理化石时，聚精会神一坐就是半天，如今向龙刚刚30岁的年纪，就已明显感到从颈椎到腿部都大不如前了。
根据有关规定，像他们这样没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都不能转为正式编制，不少人也担心：现在还年轻，可以拼体力吃饭，等年纪大了，做不动了，自己的出路在哪里？
的确，永远有年轻一代成长，永远会有新的生力军补充进来，而像李玉同所说的时间与境界，A.E.里克森所提出的高超要求，又如何在不稳定的环境下积累起来呢？这也正是目前像周忠和这样的科研管理者们正在思考与寻求解决的问题。
《科学时报》 (2009-4-20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