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某高校的大学新生在办理报到手续。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也为高等教育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袁建胜/摄）
2007年5月17日，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举行成立30周年庆典，作为中国第一个以高等教育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它与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创始人潘懋元先生，共同走过了30年的风雨。
高等教育学科从无到有、发展非常迅速，自厦门大学1978年成立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1984年发展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2004年改称教育研究院），目前国内有一半以上的大学设立了专门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总数超过800个，博士点十几个，硕士点近百个。以高等教育学为中心，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学科群。
时间已经进入2009年，站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端，潘懋元先生为我们回顾了高等教育学30年的发展历程。
与国际同步
“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就高等教育的一些问题发表一些看法，写一些文章，自古有之，例如蔡元培就高等教育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潘懋元说，“但是二战前后，国内的高校在校生不到20万人，从世界范围来讲，也不过几百万人。因此高等教育学一直没有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
二战以后，特别是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国际高等教育的规模以每十年翻一番的速度快速发展，1953年，在一次以教育为主题的国际会议上，一位捷克的教育家提出：高等教育已经形成庞大的教育领域，但是还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1956年，潘懋元就发表文章提出了相似的观点。1957年，潘懋元和教研室几位老师试编了第一本《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
就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与世界各国一起产生并期待进一步发展时，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开始了，在这些政治运动中，知识界、教育界总是被冲击的主要对象，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则到达了顶峰，中国的高等教育被严重破坏几乎陷入停顿，高等教育学也跟着失去了本来与国际站在同一起跑线的有利位置。
30年走向世界前沿
“我们的高等教育学科建设通常从1978年厦门大学成立高等教育研究室算起，从这时开始，我们把高等教育当做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开始作系统的研究。”潘懋元说。
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高等教育学的起步晚，但是发展比国际更快，到目前为止，国内有很多高等教育研究的相关刊物；每年发表的有关高等教育的论文近两万篇，出版的专著百部以上。
以日本作为对比，1972年日本成立了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广岛大学大学研究中心。成立的时间比中国早，但长时间只有这一家。直到2003年以前，日本高等教育专门研究机构的总数也不到20家。
“现在我们经常接待外国同行前来访问，他们看到我们有这么多的书出版，感觉非常惊讶，说我们不仅是高等教育的大国，而且是高等教育研究的大国。”潘懋元说，“我们现在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算上发表的论文、专著和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以及各种研究活动，高等教育研究规模也应该是世界第一。”
建立自己的学科建制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高等教育研究在国际上蓬勃发展以来，通行的研究方式是问题研究，即针对高等教育领域出现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并拿出可行的解决方案。比如高等教育经费研究、职业教育研究、学生运动研究等等。
也有少数国家进行系统化的研究，例如前苏联，也把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学科研究，叫做“高等学校教育学”，但是其学科体系只包括两个部分：教学论和德育论，而不是对高等教育基本规律的研究。
潘懋元说：“在建立高等教育学科之初，我就提出，必须系统地研究高等专业教育。”在潘懋元看来，普通教育是公民教育，是针对所有公民进行的教育，而高等教育是专业教育，特点是高和专，培养社会各部门、各领域的专门人才。
“一开始就是学科建制的构想，从这方面入手，在过程中不断研究现实问题，再用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来丰富学科研究。”潘懋元说。
198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学科目录里就确定了高等教育学是教育学的二级学科，是与教育基础理论、课程与教学、教育心理、教育技术学、学前教育学等并行的二级学科。
自高等教育学科建立以来，就存在一个争论，高等教育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还是仅仅是一个研究领域？潘懋元认为，其实这二者并不矛盾，作为一个系统的学科，高等教育学既要进行理论构建，也要研究问题，二者密切相关。
“如果只是作为一个领域进行问题研究，无法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我们作为一个学科来研究，既可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也可以解决实际问题，更可以用这个学科来培养专门的人才。但是学科建制也必须在问题研究基础上建立，以避免脱离现实。”潘懋元说。
在30年的发展中，潘懋元提出的学科建制构想已经基本形成，围绕着高等教育学这个中心，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高等教育学科群，即高等教育科学。包括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经济学、高等教育社会学、课程教学论、高等教育管理学、高等教育教师研究、研究生教育研究、高等职业技术教育、高等工程教育等等。
近年，当国外同行被请到中国来讲学时，讲的多是各国、各高校为解决高等教育问题所采取的新政策、新措施、新办法，很少有自己的专有高等教育理论。中国的高等教育学界，已经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
“正因为有这个特色，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当下，我们除了不断吸收国外的优秀成果以外，也有信心把自己的东西推出去，让国外同行有所学习和借鉴，对他们产生影响。”潘懋元说。
理论构建与问题研究此消彼长
1984年，潘懋元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上、下）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高等教育理论的专著。在书中，潘懋元提出高等教育学学科建制有三种体系。
一种在过去的经验基础上提升理论构成体系，也就是高等教育学科30年来做的工作和走过的道路。包括高等教育学总论、教学论、德育论、管理理论等。这个体系是一种知识体系，以传承高等教育的知识为主要任务。
第二种是理论体系，不是根据方方面面的知识来构成体系，而是设定一个逻辑起点，逐步展开推导出整个理论体系。比如《资本论》，商品是最原始最基本的“细胞”，由这个逻辑起点出发，逐步推导出资本主义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的构架。
第三种是教材体系，不仅要从教育的基本规律出发，也要考虑学生学习的过程，探讨高等教育教材的建设规律，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地启发学生学习。
“虽然高等教育学经过了30年的发展，我们已构建了知识体系，但还没有完全构建理论体系。”潘懋元说。
不过，高等教育学界并没有放弃理论体系的构建，1992年，全国教育学研究会成立之初，着重探讨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的问题。从第一次年会开始，连续三次会议都在讨论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中心议题就是探讨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与逻辑起点是什么，应该如何逐步展开形成理论体系。
虽然会议上的探讨很深入，但说来说去都是抽象问题，潘懋元发现如果再这样持续下去，人们所期待的结果并无希望出现。“我在第四次年会上提出，高等教育学理论的建构不能太急，现在的时机还不够成熟，应该把理论体系的构建放一放，先投入到火热的高等教育问题研究中去。”潘懋元说。
对于高等教育学的发展来说，这次会议是一个转折，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的队伍一下子扩大了，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前几次年会大多只有三五十人参会，探讨一些抽象的问题。而1995年第四次年会，与会代表的规模一下子扩大到了200多人，会议探讨更多的是高等教育改革中的实际问题。
“这次转折是不是代表要放弃高等教育理论体系构建呢？不是这样的。”潘懋元说，“在条件和时机都不成熟的情况下，如果只是反复思考‘逻辑起点’这样一些抽象的问题，是没有结果的。”
在潘懋元看来，理论体系的构建不是不需要研究，在我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当下，新问题不断涌现，问题研究的任务更重，更需要人力的投入。“现在有少部分学者还在探讨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的问题，工作一直在进行，没人搞这方面的研究不行，但人数不多，也不需要很多。”潘懋元说。
研究现实 解决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潘懋元“投入到火热的现实问题研究”的倡导下，更多的高等教育研究者，针对高等教育迅速发展所积累的经验和引发的问题进行研究，在分析其成因的同时提出不少具有可行性的解决方案。而行政管理部门越来越开放的管理理念和科学决策的需要，也从客观上促使高教理论对现实的影响不断增加。
“过去决策部门没有理论研究，也很少参考专家的意见，现在决策部门不得不考虑理论研究的成果，有些问题他们没想到，专家的文章就对他们有帮助，在进行决策时，专家的意见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到决策过程之中，产生潜在的影响。”潘懋元说。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内的各种考试形式大多是主观试题，1981～1985年，经教育部组织进行科研规划和研讨，确定广东省开始进行标准化考试的试验。经过广东1985~1988年的试验，原国家教委1989年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标准化规划》。通过一系列的规定，确定了对以高考为核心的考试的各环节进行标准化管理。
“对于高等教育领域来讲，这是典型的用理论指导现实的表现。”刘海峰说，“以前有人引用美国一位学者文章中的说法：美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是不结果实的树——只在学术圈子里讨论，对现实的指导作用不大。在我看来，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在30年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理论研究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是有积极促进作用的。”
教育部考试中心前主任杨学为在任期间就明确提出一种观点：高考改革、科研先行。出于对科研的重视，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教育部考试中心每隔几年召开“全国教育考试科研讨论会”，2007年召开了第七届。
“不仅仅是教育方面，越到后来，各行政管理部门就越注意听取专家的意见，决策者们都希望改革能顺利地推行，如果你的理论既有科学性又有可行性的话，他们还是很乐于接受这样的理论和意见的。”刘海峰说。
刘海峰一直致力于高考改革领域的相关研究，在这个每年都能触动整个社会敏感神经的敏感领域，一直存在着“激进派”与“稳健派”之间的探讨乃至争论，刘海峰一直倡导立足国情、循序渐进，在提出解决方案和建议时重视可行性，是“稳健派”的代表。
刘海峰的文章和提出的观点，受众已不再是单纯的高等教育研究者。“我的文章决策部门有不少人在看，我的书出版后也送给一些参与决策者阅读，他们大部分看了以后也很赞同我的观点，有些讲话和我的论文观点相似，有的则有具体批示。”刘海峰说。
在刘海峰看来，有些理论和观点虽然无法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学者发表文章或者出书，不是被教育管理部门直接吸取，而是产生间接影响。比如学者所撰写的专业性较强的论文，其观点被其他学者参考，用更通俗的语言在报纸等刊物上发表，管理部门看到以后也慢慢会受他们的观念影响。
高等教育研究界曾流传着这样一句玩笑话：大学什么都研究，就是不研究自己。而中国的的高等教育学科从潘懋元先生创立后，大学开始致力于对“自己”的研究，经过30年的发展，高等教育学科更是逐渐走出象牙塔，不仅总结经验、传承知识、构建理论体系、培养相关人才，更是在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这段时期，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推动了历史，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高等教育学科30年大事记
1978年，潘懋元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号召“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在《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
1978年5月17日，中国第一个以高等教育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成立。1984年2月更名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2004年4月6日更名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截至目前，国内大学有一半以上设立的专门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总数超过800个。
1978年，全国有高校598所，专任教师20.62万人，在校本专科生85.63万人，研究生10934人。
1980年，潘懋元在湖南大学讲课时，正式提出教育有两条基本规律，一条是外部关系规律，一条是内部关系规律，并指出两条规律密切关联，相互作用。直至今日，这一理论还是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指导。
198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学科目录里正式确定高等教育学是教育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
1984年，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在厦门大学设立。
1984年，潘懋元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上、下）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高等教育理论的专著。
1986年，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在厦门大学设立，潘懋元成为中国第一位高等教育学的博士生导师。
1988年，国内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国家重点学科在厦门大学建立。
1999年，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生王香丽，翻译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提出者、美国学者马丁·特罗的文章《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发表在《外国高等教育资料》1999年第1期，这是国内第一篇完整翻译介绍国外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论文。
2005年7月，挪威学者阿里·谢沃所著英文传记《潘懋元——一位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创始人》在挪威出版。这本书把中国的高教研究成果和实践观念介绍给国外更多同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高教研究走向世界的标志。
2006年，全国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达2311所，专任教师107.6万人，各类在校生超过2800万人。
（本报记者 袁建胜/整理）
《科学时报》 (2009-1-20 B4 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