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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侠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08-6-20 8:54:17
李侠:“污点的胜利”说明了什么 也谈范跑跑
 
科学时报编者的话
 
原本不想关注范美忠事件的。猝逢大难,本能驱使之下跑了,虽然不妥,但也不属大奸大恶,事后的自我辩解似乎也可看作是对自己的心理抚慰。既然他选择了公开,就不能阻挡万民之口的评说,是非自有公论,范先生自己于此似乎也是有备而来。然而,一件本来应该是非很清楚的事情却演变成了一场混沌的口水战,范先生俨然成了真话代表、平民英雄,就实在让人有很多疑惑了。
 
是不是所有与道德相悖的行为与想法都可以在人性的旗帜下得到庇护?什么时候道德竟变成了人性的对立面?难道人性就没有善恶之分?
 
是不是在自由的名义下就一切都合理了,自由的边界在哪里?难道只能强调自由与权利,责任与义务就可以付诸阙如?
 
是不是只有与道德及主流价值观唱反调才能显示出思想的深度?什么时候那些维系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道德与价值观竟成了妖魔鬼怪,反感道德说教、追求真实就可以不要道德底线?
 
是不是在生命至高无上的盾牌之下,就可以罔顾职业责任?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9·11”时纽约消防员就可以不必逆逃命的人流而上,北川上空的中国空降兵也不必跳出机舱?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而今师道安在?
 
曾任斯坦福大学校长、《科学》杂志总编辑的唐纳德·肯尼迪在其《学术责任》一书中指出:“教师是在从事着一种使命,这种使命的中心目的是世代的改进。大学是一种增进文化的设施,这既是通过获得新的知识,也是通过传播已有的知识以鼓励年轻人使用它们,而这两者都是创造性的和建设性的。通过这种方式,教授就成为一种代理,使得社会一代一代变得更好。在这方面,他们作为‘人生典范’的功能是重要的,或许其重要性不亚于他们传播信息和引起好奇心的功能。”这里,唐纳德·肯尼迪论述的是大学教师的责任和使命,这些又何尝不是适用于所有教师的呢?
 
在2008年6月7日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中,范美忠就自己在地震发生的危急关头弃学生于不顾的“先跑事件”与对立方代表评论家郭松民先生进行辩论,由于郭先生论证结构的简单化以及准备的草率,再加上辩论中语言的极度情绪化,导致一场毫无悬念的辩论竟然出现了颠覆性的逆转,事后他被网民戏称为“郭跳跳”。反观整场辩论,结果颇有些吊诡的意味,这是一次“污点的胜利”。值得反思的是:这场污点的胜利到底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心理?我们能否因为有了这场让所有人感到尴尬的“污点的胜利”,就彻底对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失去信心,甚至断言中国的道德底线已经完全崩溃?在笔者看来,完全不用这样悲观。但这次辩论结果的逆转,却可以说明很多我们平时完全忽视的问题。
 
范美忠的行为,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无法获得人们的认同,连他本人对此也无法正视,所以才有了他的各种诡异的说法。这次论辩选择从道德洼地出发的结构,恰恰使他获得了广大网友的支持,道理何在?是广大网友都丧失了道德判断能力了吗?显然不是,问题在于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人们的文化选择日益处于一种去政治化取向,长期虚假的高调道德宣传与现实的日益脱节,以及各种官方设定的道德标杆的纷纷倒下,导致人们对高调的道德宣传产生了严重的逆反心理。在这种背景下,范美忠坦率承认自己的胆小、懦弱与自私,虽然不高尚,但毕竟真实,在真实长期成为稀缺资源的社会里,真实所具有的力量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这才是“范跑跑”获胜的关键所在。众多支持“跑跑”者,无非是以一种偏激的方式表达了对虚假的深恶痛绝而已,在谎言与高调弥漫整个社会的时候,一句格调低下的真话也能获得强大的生命力。不是人们同意他说的话的内容,而是这话所承载的真的形式,这是对谎言的惩罚与抗议。
 
至于范美忠后来的各种解释,完全是出于让内心恢复平衡而给自己的行为寻找合法性根据,所列诸多概念与他的行为根本搭不上边。所谓道德根本不神秘,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例子:假如我们做了一件坏事,即便没有人发觉,我们也会长期地感到内疚与自责;如果被别人发现了,我们需要承受社会群体的道德谴责。至于道德意识的起源,笔者同意倪梁康教授的三分法:即本能、社会与信仰。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国家,道德意识的起源主要来自前两者。说到本能,孟子曾说人有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与是非之心。在孟子看来,一个人如果没有这四心,将是非人也。这四心是人的一种天赋本能。如果按照孟子的说法,可以合理地推测,范美忠之所以如此竭力辩解他抛弃学生的行为,无非是一种无法摆脱强烈的内疚和自责的心理的外化,对于这些啮蚀他内心的自责与羞愧,他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一个能够让自己信服的理由,否则他一生都无法安宁,我想这才是范百般狡辩的本质所在。遗憾的是这种自欺欺人的自救,在娱乐化的“污点的胜利”的闹剧中让他越发远离初衷,不但没有救了自己,反而越陷越深。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反省不够,范一辈子都将生活在自责与内疚的阴影中而不能自拔。虽然他提出自救的理由不成立,但是,他借以转移压力所提出的问题还是深刻的。可以把这些问题归结为两点:首先是大量不合格的校舍的存在是这场灾难中最令人痛心的事实;其次,道德是否只有一个标准?我们是否有权利要求别人必须高尚?高尚的代价谁来承担?其实,这些都是很难处理的伦理问题,郭松民的失败充分证明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这个世界上最容易抢占的制高点就是道德的制高点,然而,问题是人类生活中最难守护的阵地恰恰也是道德的制高点。盲目地拔高道德标准不但无益于整个社会的道德重建,反而加速了道德体系的瓦解。构建一个合适的道德体系,首先需要把人的活动与空间进行界定,只有这样,恰当的道德行为的评判才是可能的。按照哲学家阿伦特的说法:人类活动的领域分为三个,分别是私人领域、公共领域与社会领域。这三种领域对应着人类的三种活动,即劳动、工作与行动。范美忠的行为恰恰是把私人领域可以认可的行为应用到了公共领域与社会领域,所以这才引出广泛的道德争议。在社会转型期,道德体系的重构往往带来整个社会认知模式的痛苦转变,但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代价。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所有的道德思考必须从道德经验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宽恕“范跑跑”,他已经为自己的行为承受了巨大的社会与心理的惩罚,卸去内心的十字架谈何容易。所以,只有宽恕他,他才有道德的新生!毕竟他未来的路还很长。
 
(作者为中南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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