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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最大古人类学项目启动 破解古人类学研究两难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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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队员2003年在宁夏水洞沟遗址进行发掘。
我国是举世公认的仅次于非洲的世界第二大古人类资料蕴藏地，我国的古人类学研究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在取得成绩与进步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不足与遗憾。近日，科技部启动了迄今为止我国最大的古人类学项目——“中国古人类遗址、资源调查与基础数据采集、整合”研究，旨在弥补这些遗憾与不足，终结古人类学研究“垄断”还是“共享”的两难局面，提升我国在古人类学研究上的国际地位，使之真正与我们所占有的资源相匹敌。该项目首席科学家之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近日接受了《科学时报》的采访。
潜力：只要有人工作就会有发现
近20年来，人类起源一直是分子生物学和古人类学的前沿课题。一些分子生物学家根据染色体研究提出，所有的现代人类都来自距今20万～10万年前的一个非洲人类群体。这种说法在非洲和西亚得到了部分化石证据的支持，而在我国却遇到了强有力的反证。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新智早在1998年就提出了中国古人类的演化模式是“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理论。然而，两年前吴新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很遗憾地指出，尽管有着强有力的反证，但由于野外调查经费不足，我们无法拿出系统、完整的化石证据“说服”整个世界。
然而就我国古人类研究上的资源潜力来说，其蕴蓄之丰富令人惊叹。高星说：“只要有人工作，就会有发现。”这种说法尽管乍一听来显得十分自信，但却绝不是空穴来风。
我国现有古人类遗址近2000处，而相比我国广阔的国土，密度并不高，许多区域有待发展。目前山西省之所以能成为我国古人类考古的大省，得益于在上世纪50年代发现丁村遗址后，在当地专门设立了研究机构，有一支队伍在山西境内进行了持续的调查发掘工作。
而有着相同环境的其它一些地区，由于没有这样的工作力度就鲜有发现。以宁夏为例，从1923年发现水洞沟遗址到2002年，古人类遗址只有一处。而在2002~2003年，高星组织了一个中科院和宁夏的联合考古队进行了两个年度的调查，新发现古人类遗址近30处。此外，像浙江省在旧石器时代考古方面长期处于空白状态，自2002年开始进行了考古调查，短时间内就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20多处。
只要有人工作，就会有发现。对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淹没区的两批次大规模调查和抢救性发掘都印证了这种说法。这两次抢救性发掘共发现古人类遗址与哺乳动物化石地点近140处，使一些地方由古人类资源的贫瘠区、乃至空白区而跃升为富集区，使人们重新认识到长江流域在古人类起源与演化研究方面的重要性。
学科发展：突破形态学局限
没能充分获取化石材料是限制我国古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的问题是，尽管我国已经发掘的遗址近1000处，而像周口店遗址这样有着长期、连续工作的很少，大多数工作浅尝辄止，对已经掌握的材料所进行的分析工作相对比较粗糙，停留在形态学与类型学分析的层面。这种局面和我国古人类学研究在设备上、研究手段上长期落后于世界发达水平是分不开的。
以人类化石为例，宏观形态学的局限在于多依靠肉眼观测、提取信息，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很多国家早已突破了传统形态学的局限。比如，用CT断层扫描的方法，可以在不破坏化石的前提下读取大脑内部的构造、血管分布等信息，精确掌握古人类大脑发育的状况。
用形态学和类型学的方法观测与分析石器，也常常导致认识的不全面，甚至得出错误的结论。高星解释说，在旧石器时代人类所能制造的工具非常有限，一器多用是普遍合理的一种现象。我们用形态学手段研究诸如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手斧等常见石器时，以往只能通过形状判断它们的主要用途，这就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很多信息无法提取。而能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一个最为明显的标志，对工具的研究及研究深入程度，对研究古人类的行为、智力水平、社会生活，显得尤为重要。
高星表示，通过这个项目的开展，研究人员就可以利用像高倍显微镜这样的新设备观察石器的微痕，知道这件石器哪个刃口被使用过、用来加工什么对象，从中提取更多的古人类行为信息，更充分、更正确地解读已掌握材料所蕴涵的科学价值。
除了突破形态学、类型学等传统学科的局限外，综合提取古人类遗址资料，更权威、准确地推断遗址地层年代和环境信息，也是这个项目的一个主攻方向。对地层年代的推断是一个很复杂的技术问题，需要多种方式、手段，多个实验室来相互印证。以往受投入力度的限制，年代测定工作比较粗糙，时间范围跨越较大，难以得出相对统一、权威的结论。
“古人类的遗址是古人类生活的家园，他们在这里采集、狩猎、生儿育女，正确解读他们为我们留下的丰富的家园信息、揭示早期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是仅次于人类起源的又一个关键问题。”高星说。
共享还是垄断，一个两难的局面
拜访中科院古脊椎所，即使是一个匆匆过客，也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最为直观的印象：尽管这个所比起其他科研机构，建筑和占地规模不大，人员也算不上众多，但还没有哪个研究所有如此高比例的外国人在这里参观或者工作。
我国丰富的化石资源、在人类起源上的重要地位，吸引了世界众多目光的关注。高星认为，这也为我国的古人类学研究提出了全球责任感的问题。然而由于我国古人类研究相对滞后，也使我国在承担这种责任的时候显得徘徊不定。
是将资源垄断起来、隐藏起来、封存起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学术利益，还是将其公之于众，与世界共享，这是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个两难局面。
与人分享，是要有较高的研究水平作为依托的，否则眼睁睁地看着外国人用我们的资源，做出我们没有做出的成果，这对学界对公众都将是无法承受的。而作为一个古人类资源大国，将我们的资源垄断起来，其结果是影响整个世界古人类学的进展，而封存的结果也未必“有效”。
事实表明，国外学者一方面苦于因中国缺乏资源共享平台而无法得到相关信息，另一方面也在趁我们尚未行动之际采取各种途径收集我国的相关资料。除了美国爱荷华大学外，最近美国史密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研发的东亚地区古人类环境信息系统就对中国南方一些古人类遗址信息进行了汇总，包含了大量的原始数据、照片以及经过处理后的精美图表信息，利用这些
家进行了独具特色的对比分析研究。
科技部启动这一项目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建立中国自己的古人类数据库和资源平台，保证出自中国土地的古人类化石和相关材料数据信息的原生性、完整性、科学性和权威性，同时维护我国学者在国际古人类学领域的发言权、主动权和材料拥有权，并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上，在提高古人类学研究水平和国际地位的基础上，结束垄断还是共享的两难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