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界融
“我这样做是有群众基础的！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希望川大法学院这种不正常的现象能够得到重视并且得到解决。”陈界融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不断有电话打进，他对记者说：“很多是川大法学院师生打来的，他们有表示赞赏的、佩服的或者担心的，但是没有一个人说我这样做是错的。他们只能用这种方式来支持我。”
2008年4月14日，在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界融的博客上，出现了一个声明：“经与学校沟通，问题已获解决，现已开始全部教学、科研工作。”这让为期一周的罢教事件尘埃落定。
而在7天以前，4月7日的晚上，同样是在陈界融的博客上，曾出现过一篇《罢教声明》：“我，陈界融，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研究经历。陈界融博士现决定自即日起，单方面实施无限期罢教行为，以抗议四川大学法学院在二十多位教授中，只有两位专职博士生导师的不正常行为……”
沟通不畅无奈为之
“我曾在一位副校长到法学院调研时，公开发言谈及法学院创新与发展的一些问题，也数次以‘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形式向校党委、校长办公室递交过书面‘信访’材料，更不止一次向学校官方网站之‘书记信箱’、‘校长信箱’发过署名来信，但是均无下文。作为关心川大法学院发展的老师而言，在正常途径全部被堵塞的情形下，如此这般，实属‘被逼上梁山’之举。作为一名普通的教授，我已经黔驴技穷了，只能行使我个人最后的一点权利，停止教学，以示抗议。”
“我这样做可能对不起我的学生，我带的硕士不得不全部退回学校，但是我这样对得起川大！”陈界融在发表如上罢教声明之后的第二天，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陈教授对记者说，罢教的真正原因有三个：第一，在正常的沟通途径被堵塞的情形下，为法学院的发展着急，不得已而为之。第二，川大法学院在学术上“近亲繁殖”，同一老师的学生留校过多，这样不利于法学院长期的学科发展与理论创新。第三，法学院只有两位博导，其他的老师不能增列为本院的博导，纷纷到其他院系争取博导资格。“他们是法学院的老师，却在经济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甚至政治学院任博导，这种奇怪的现象折射出法学院老师们的无奈。”
“更甚者，在其他大学已经是博导的，到了川大法学院，也被拒绝增列为博导。”这种情形下，陈教授长期“对法学院发展的担心”、“对现状的不满”、“期盼现状的改变”的心情终于找到了一个爆发口：通过罢教促使学校解决此事！
据陈界融介绍，由于不能带博士生，欠缺必要的科研助手，法学院很多老师就不愿意做科研项目。“学院还出台过奖励政策，鼓励老师们申请项目，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我这样做是有群众基础的！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希望川大法学院这种不正常的现象能够得到重视并且得到解决。”陈界融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不断有电话打进，他对记者说：“很多是川大法学院师生打来的，他们有表示赞赏的、佩服的或者担心的，但是没有一个人说我这样做是错的。他们只能用这种方式来支持我。”
记者试图通过川大法学院的其他一些老师了解更多学院的情况，可是他们要么直接拒绝，要么委婉地表达他们实在不方便就此焦点事件，发表个人意见。后来记者得知，此事一出，陈界融教授的硕士生和院里的老师均被通知不得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
川大法学院院长唐磊对记者的惟一一次表示，是在上周四(4月10日)：“陈教授的罢教声明已经从博客上撤下，说明这件事情已经平息。至于法学院和校方做了什么、看待这件事情的态度是什么，均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
一位川大法学院的硕士生(并非陈教授的学生)在记者答应不透露名字的情况下对记者说：“川大法学院老师对目前状况的不满为时已久，但是由于大家都不敢说话，这种现象演变为陈界融教授与法学院另一位教授之间的个人斗争。”
理性质疑理性复教
罢课声明只挂了一天，就被陈界融从博客上撤下来了。
4月11日，陈界融得到通知：周一回学校协商。“院领导给我打电话，说明学校已经重视这件事了，希望我把这个声明撤下来。”
4月15日，陈界融发表复教声明的第二天，记者再次拨通了他的电话：“学校满足了我3个要求，我的目的有望达到，这个事情到此结束，我可以继续进行心爱的教学科研工作了。”在整个事件中，陈界融始终都没有以一种对抗的态度对待学校的决定。“在接受你们采访之后，领导打电话交代，不要再接受媒体采访，我婉言拒绝了很多媒体的采访。一家报社把机票都送来了，我没去。”
陈教授的3个要求是：
一，让在其他学院任博导的法学院老师回到法学院。在其他学校已经是博导的，在川大法学院也能继续带博士。“法学院有博士点，没有理由让本院教师到其他一级学科点下带博士。”
二，学科带头人不搞终身制，或者取消学科带头人，设立“教授工作室”。“终身制弊病很明显：比学科带头人水平高的人才，进不来；进来的或留下的，是自己的学生。这样的；‘近亲繁殖’难以产生学术精英。”
三，评职称、申请博士生导师要以是否有理论创新为中心。“像川大这样的研究型大学，如果不把理论创新放在首位，或在职称评定、导师认定上不反映理论创新，很难称其为研究型大学。”
“周一的见面会上，校领导认可了我的科研成果和能力。另外，校领导也答应让在其他院系任博导的教授尽快回到法学院做博导。”
“对于我的其余两个要求，学校领导认为，都是很好的建议，且富有建设性，学校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两个要求是我的远期目的，学校能认可并重视，我能够接受。”
高校学术监管尚待完善
“陈界融是西北人，平时说话就很直。他做出这样的事情，我并不觉得奇怪。如果我要是在川大，也可能会这么做，我支持他！”北京对外经贸大学梅夏英教授对记者说。
“陈界融是带着理想去的川大，我想他去之前就有要在那里申请博士点的想法。”据梅夏英教授透露，陈界融还找过他，询问一些关于如何才能申请下博士点的问题：“当时我还劝过他：如果学院不配合，你是很难的。我想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个人尊严和价值长久无法得到实现的结果。”
陈界融教授从“罢教”到“复教”的一个多星期里，有很多关于他的议论，褒贬不一。有一些人认为，陈界融之举完全是为个人私利。
“这件事情中，陈界融即使谋求到了个人私利，也并不和学科的发展相矛盾。”梅夏英老师说。
“我刚刚宣布复教就有人在我的博客上发表所谓的《罢教真相》。所有反对我的声音我都没有删。我不怕别人评价。我已经回来上课了，而且学校已经重视了我提出的问题，我的目的就达到了。”陈界融对记者说。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北京某高校法学教授认为，国家目前的一些申报制度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申报博士点，除了学科带头人之外，还要求有三到五位其他的成员一起申报。但是并不能保证这些成员申报之后能成为博士生导师。为了凑一个团队，存在东拉西凑的现象。申报完成之后，学科带头人往往不愿意容纳比自己强，或者能够和自己竞争的人。”
“另外，在评价一个老师能不能成为博士生导师的时候，评价体系里存在很多形式主义的东西，我走访过很多国外的大学，他们往往不界定什么是核心期刊，而在意文章本身有无理论建树。”
在东北某高校研究生院工作过的崔教授，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川大这种情况，还是很少见的。一个学院一个博士点一个博导确实有点说不过去，这无疑会损害整体的可持续性发展。但我认为这不全是这位学科带头人的错，在这样一个名校里，最应该拷问的是学校的监管。难道困扰一个学院这么久的情况，学校不知道吗？为什么不采取措施？”
“20多年前，我只是川大一名来自农村的普通学生，在每月15.4元的特困补贴下，我得以顺利地度过了四年的本科时光。这里是我的母校，这份情感难以割舍，怀着感恩的心情，来到这里之后，从来都没有想过离开。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母校能更好更快地发展。”陈界融最后对记者说。
两次专访，陈界融的语调平淡得让记者觉得，这一切均是事情自然发展的必然结果。惟有最后这几句话，他的语气和眼神都很不同。
